醫學院畢業我就面臨要選擇做哪一科的醫生，在我那個年代，就是內外科婦產科小兒科叫做四大科就是較熱門的科、比較多人想從事的科。我那時選擇精神科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我在學生時曾經擔任過生命線志工，如有人要自殺打電話來，我們的工作人員就會接電話盡量想辦法了解其問題，替其找尋資源看如何幫忙，安排進一步治療，在學生時期我常去生命線值班接電話，當時我就感覺人不僅是有肉體生病，其實精神與心靈上也會有問題，其家庭或經濟社會的問題也會使一個人想要放棄性命。
第二我喜歡讀課外的書，所以社會、文化、哲學、文學、政治等各類我都很感興趣，並都有參與。所以我感覺精神科是醫學分類中不單純是生物科學，學習用藥或開刀的自然生物科學，精神科會考量到病人的成長過程其所面對的挫折、打擊或家庭遇到甚麼不利的因素，所以我覺得精神科還包含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所以我對精神科較有興趣。
走一條別人不想走的路
第三就是因我在學生時期從事服務的工作，去山地做服務原住民的工作後，對於「服務」最深的體驗就是「沒人要做的工作，你撿來做！」假使一個工作有很多人在爭取，其實就不缺你了。同樣的，沒人要去的地方，你去！大家都向都市，你就去偏遠地區。所以，你既然讀醫學，大家都往熱門科，就不缺這種醫生，但在我那個年代，精神科沒人或少有人要做，所以，我既然有這種服務奉獻的想法，就來走這條別人較不要想走的路，照顧較不被照顧的患者。那個年代沒有全民健保，家庭中若有精神病人，不但病人本身無法工作，家中照顧的人也無法工作，加上病患若無醫療保險，需要負擔長期醫療費用會使家庭經濟無法維持，所以很多病患被家屬放棄治療。
剛開始我到台北市立療養院擔任精神科醫生，其實當時我也很想回去高醫擔任住院醫生，但因為我在學生時代差點就被退學，是學校的黑名單，所以我若想回學校服務，不論申請哪一科，教官都會出來阻擋，很多老師都向我說，他們受到壓力所以無法讓我任職。
其實，不僅無法回去做醫生，畢業後將近十年時間，連學生邀請我返校演講都被阻擋而無法成行。在戒嚴未解除前我都被學校教官封鎖，因為他們怕我會影響學生。
當時在市療有位在學運中認識的朋友楊庸一醫師，另外，還有王溢嘉。他們都是台大醫學院辦校刊與洪三雄、陳玲玉常常在一起的朋友。當時楊庸一、王溢嘉、孫慶餘、洪三雄、陳玲玉、林嘉誠、周弘憲這一群就是台大的學運份子。他們後來在台大發動中央民代全面改選，以及重要的民族主義論戰。統派王曉波、國民黨就是馬英九、馮滬祥，而台派就是他們那一群人。當時楊庸一已在台北市立療養院擔任住院醫生所以邀我到市立療養院，當時還認識一位鄭泰安，他也在台大很會寫文章，所以我在市立療養院任職住院醫生時真趣味！
白天照顧病人 下班忙辦雜誌
我們白天上班看診照顧病人，下班我就去黨外雜誌幫忙，那時有康寧祥的《八十年代》、許榮淑的《深耕》、周清玉的《關懷》雜誌……，而鄭泰安的雜誌《夏潮》是屬於社會主義甚至有統派思想，也就是陳映真這些人在背後支持。《夏潮》總編輯就是蘇慶黎，蘇慶黎的父親是台共，第一代日治台共蘇新。蘇慶黎是才女，但因其父親的關係，她是親共的思想。鄭泰安就是和蘇慶黎在交往，所以支持《夏潮》，楊庸一下班則去辦《當代醫學》；王溢嘉則在做《健康世界》。當時我們一群人白天看診，下班則忙雜誌，到晚上再各自回宿舍，整晚大家都關心台灣政治話題講不完。
當時還結交一位好朋友就是吳念真，本名叫吳文欽。吳念真白天在市立療養院圖書館打工當管理員，晚上再去大學夜間部上課。我每次拿回黨外雜誌都交給他，請他將雜誌放在圖書館。院長每次到圖書館常常發現館內應該都是放醫學刊物，為何會跑出黨外雜誌？吳念真攏小聲說是陳永興拿回來的，那時我和吳念真就是很好的朋友。有時下班大家都會在醫院打乒乓球或排球，日子過得很快樂。所以，吳念真從學生時期和我們就是很好的朋友。後來，吳念真寫小說、做導演拍片與製作廣告成為有名的文化人。但他一直都很支持我所做的事，我去花蓮參選他也去花蓮支持我，辦《民報》也獲得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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