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大學的時候正好是台灣社會新興運動最蓬勃發展的時候，正好是台灣解除戒嚴前後。同一時間中國大陸正在進行胡耀邦時代跟趙紫陽時代的政治體制改革。
八九天安門學運，台灣媒體全天候關注
從胡耀邦過世之後，北京的學生上街，透過當時報紙每天都在報導，因此這整個過程我們都非常地清楚。當時台灣電視收視率最高的可能就是六四的新聞，而且這個新聞不單只是新聞時段，它是全天候的報導。這些訊息充斥在我們的空氣當中，我想當時沒有人在那個氛圍當中，對六四發生的狀況視而不見。我們看待六四或是中國民主化的問題，現下台灣的視野跟格局以及價值立場和30年前是不一樣的，這有一個板塊或一種結構式的變換。30年前，確實是血脈相連、血濃於水這種民族的情懷，牽引著當時我們很多人對中國大陸的關心，如果沒有當局的默許，這不可能。
二二八的議題在台灣本土發生，我們去聲援中國大陸六四，但對於二二八本身發生甚麼事情卻不知道，這才是最大的反諷。我認為六四之後的三月學運，台灣開始展開民主化進程，對於本土問題的反思也同時開展。
六四事件後，民眾更關切台灣民主深化
民主化也意味著獲得更多人民的選票，人民最優先關心他身邊的問題。中國大陸的問題確實對台灣也影響得頗深，可是比較起我們身邊過去威權統治時期累積下來的問題，顯然台灣本土的問題更是迫在眉睫，這也就使得中國相關的問題慢慢地消退在台灣人及台灣媒體的視野之外，這是一個過程。當過了30年後，台灣在維護全球的這個普世價值，我們站在全球文明前進跟倒退的邊界，也或者是說，這個文明的前線是由我們台灣人在守護、在守衛。台灣人在這個世界、在這個人類歷史當中，我們的地位何其重要，我們千萬不要妄自菲薄。畢竟我們也是從黨國體制轉變過來的，應要去勇於承擔這樣的角色。
（中央廣播電臺張筱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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