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大陸開始炮擊金門。8月20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由主管亞東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勞勃生陪同，第二次訪問臺北，商討中美兩國共同應付之策。中美舉行了三天會談，最後發表了聯合公報。時任駐美大使的葉公超專程返國，參加了會談和聯合公報的撰擬。那天，在士林總統官邸商談，最初在樓下客廳，參與人士除了蔣總統伉儷、葉大使外，還有陳誠副總統、張羣祕書長以及外交部長黃少谷，時任外交部情報司司長沈劍虹擔任傳譯。
稍後，雙方改在二樓蔣總統的書房內繼續商談。美方仍是杜勒斯和勞勃生兩人，中方則僅是蔣總統、夫人宋美齡和葉公超三人，由葉大使擔任傳譯。陳副總統、張羣祕書長、黃部長及沈司長則都在樓下待命。中美聯合公報的初稿逐頁傳下來，讓大家過目，公報的最後一段十分重要：「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並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礎，建立在中國人民之人心，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
黃少谷他們覺得「而非憑藉武力」六個字有欠妥適，就遞條子給葉大使，請其注意酌改。結果雙方簽字時，這個被黃少谷部長等認為不妥的關鍵性字句「而非憑藉武力」仍原封不動，一字未改。第二天各報議論紛紜，大家以為政府武力光復大陸的決心已經改變了。蔣總統看了中文公報，見措辭與原意有出入，立即找張羣祕書長質詢，張祕書長便要葉公超親自向蔣總統解釋。葉大使匆匆地趕到蔣總統的辦公室，他是如何解釋此事而說服蔣總統的，我不得而知。但據當時在外面接待室等候的沈劍虹司長在《傳記文學》中的回憶文章中透露：「葉公超在裡面談得很久，出來時面色凝重，可能是因為公報中措辭發生歧見，這是蔣公日後對葉公超信心動搖的前奏。」
有人說，葉公超被罷黜一事與外蒙古進入聯合國有關。當時，蔣總統與沈昌煥部長都主張動用否決權，阻撓外蒙入聯，以防止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計謀。美國方面，則為了對付蘇聯，意欲協助茅利塔尼亞等七個非洲國家進入聯合國，以壯大親美集團的聲勢，當然不能讓中華民國因否決「外蒙入聯」而連帶阻撓非洲七國入會。蘇聯則是「借刀殺人」，利用美國來向臺北政府施壓，要我國放棄使用否決權。這種美、蘇較勁的情勢，當時稱之謂「整批交易」或「包裹交易」(Package Deal)，就是當時蘇聯技巧地把外蒙和非洲七國綁在一起申請加入聯合國，希望外蒙被夾帶進去的計謀。
葉公超就在這種國內外複雜的國際鬥爭環境中，折衝於各方之間。可能是他在轉達美方立場和表達自己觀點的電報裡，措詞太過率直或語氣火爆，冒犯了元首的尊嚴。依據趙世洵在《傳記文學》中轉引葉氏自己的話道：「蔣先生是反對外蒙入會的，我是主張外蒙入會；蔣先生表示要向今後歷史負責，責備我同魯斯克一個鼻孔出氣，問我『是做美國的大使還是做中華民國的大使？』。」可見蔣、葉之間已埋下不睦的因素。雖然最後蔣總統還是密令常任代表蔣廷黻，以「缺席」方式來解決「外蒙入聯」這一公案，但蔣、葉之間的磨擦，應是葉公超日後被謫的基本原因之一。
有人甚至懷疑葉公超被免職是由於沈昌煥的「進讒」，是沈昌煥打了「小報告」，這其實是不瞭解蔣總統和沈昌煥之為人而作的臆測。王紹堉（前財政部次長）曾在《傳記文學》上撰文道：「作者（王自稱）與沈先生相識逾五十年……從無一人提到沈先生是『內藏奸詐，有害人之心』的人，更非『巧言令色，鮮矣仁』之輩」等語。我和沈昌煥先生也結識了五十多年，除了長官、僚屬關係外，同時另有一種「亦師亦友」的特殊友誼關係，達到「彼此相知甚深」的程度。沈昌煥縱使聽到葉公超對元首有所不敬或批評之詞，導致不快甚至氣憤，也絕不會在背後向蔣總統「奏」葉公超「一本」的。因此，我認為王紹堉的說法和論點是正確的。我也可以斷定，處世光明正大、有原則、為人本分、絕頂聰明的沈昌煥，絕不會在總統面前「進讒」，從而自貶身分，自甘降格為「小人」，來讓世人和同仁鄙視的。不過，葉公超自己也向人透露過，確實也懷疑有人進讒，但進讒的人並非沈昌煥而另有其人。事實上，從下面的一則報導看來，應當可以澄清事實的真相了。
香港《亞洲週刊》二十三卷(2009)二期，刊載了一篇由王豐撰寫的報導，題為「葉公超被蔣介石罷黜內幕」。在臺灣大溪檔案中，有一份解密的蔣介石極機密檔案，揭示了葉公超悄然去職的部分內幕。
當年，臺北駐美文化參事曹文彥曾有一份密報給蔣介石，指責葉公超在美的各種「反動言行」，內容包括：葉氏曾示意當時在美撰寫回憶錄的陳立夫，把蔣介石青年時代在上海經商炒股票失敗等醜聞列入其回憶錄；在雙橡園官邸宴客時，經常於席間模仿蔣公寧波口音講話的神情以娛嘉賓；用英文以大不敬字句如“nobody”、“dog”等辱罵元首；葉氏每日上班時間僅四小時，並經常約經濟參事王蓬等在雙橡園官邸「豪賭」等事件。這篇報導還聲稱，「這份密報是曹文彥和駐美公使朱撫松兩人在芝加哥密商後，躲藏於波士頓一家旅館中完成寫作的」。
葉公超在外交部長任內時，在會晤趙世洵時確曾發過牢騷，表示當局不信任他，說道：「派朱某到外交部，骨子裡是陳辭修（陳誠）來監視我。」嗣後，葉公超出使美國，朱某亦如影隨形，隨來華府當公使，前後似乎不無蛛絲馬跡可循，滲雜了「宮廷暗鬥」的複雜與微妙因素。
《亞洲週刊》的報導認為，蔣介石總統應該早在「外蒙入聯案」發生前便看過曹文彥的密報，為了顧全大局，或為了避免在查證密報真相結果出爐前打草驚蛇，蔣總統一直隱忍未發，直到外蒙入聯案大抵塵埃落定後，才命令陳誠副總統以兩通急電突召葉公超返臺述職，並以「留在總統身邊以備顧問」為理由，不讓他返任。不久之後，葉公超被改聘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從此遭到長期監視，並被禁止出境長達十六年。葉公超從此淡出仕途，寄情於書畫，過著「怒而寫竹，喜而繪蘭，閒而狩獵，感而賦詩」的生活。由此觀之，曹文彥的密報才是葉公超去職的主因，「外蒙入聯案」不過是一條導火線跟冠冕堂皇的藉口。
1961年10月，葉公超突然奉調返國述職，再未返回任所。他被免去了駐美大使職務，改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他從此鬱鬱寡歡，後則疾病纏身，最終在1981年11月20日因心臟病復發，逝世於臺北榮民總醫院。
※本文轉載自《劫後餘生―外交官漫談「結緣人生」》（三民書局，202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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