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1927年的演講中提出，解決中國赤化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趕快促進物質進步，如果社會民生問題解決了，就能根絕共產黨的群眾基礎。剛愎自用的蔣介石不願聽取此類建議。即便確立了絕對的軍事與行政控制地位，蔣介石明顯缺乏能力或極不情願改革基層的政治制度，並推動社會經濟改革。這就將廣大農民拱手讓給共產黨。
從1927年4月12日這一天開始，蔣介石註定與共產黨纏鬥不已。他未能在與共產黨的民心爭奪戰中取勝：他自己不貪汙，卻縱容家人和輕信貪汙；他生性冷漠，對農民的苦楚漠不關心；他甚少得到民眾的愛戴——除了抗戰勝利之後那短暫的幾個月。
南京國民政府 顛覆中華民國法統
蔣介石晚年像義和團的大師兄唸咒語般地宣誓「反攻大陸」，這是他給跟隨其逃到台灣的兩百萬官兵唯一的慰藉。實際上，他心知肚明「反攻大陸」此生無望。1954年，蔣介石與美方簽訂《中美防禦條約》，規定台海任何軍事行動須雙方有一致意見方能發動。美方明確表示，只是協防台灣，不支持蔣反攻大陸。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對國府駐美大使葉公超抱怨，在美國不支持的情況下反攻只是自殺行為，老蔣卻年復一年地侈談反攻大陸，不但是「騙人」，更會讓民眾失去信心。然而對蔣氏而言，騙別人騙久了，就把自己也騙進去了——沒有望梅止渴的期盼，他又如何度過失敗者的餘生？
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宣佈成立。蔡元培代表中央黨部授印，胡漢民代表國民政府受印。這兩位德高望重者足以撐起新政府的面子。但是，這一儀式從一開始就表明，國民黨高於國民政府，國民政府的權力來自國民黨中央黨部。
這一儀式也顛覆了北京中華民國政府的法統：國家元首由民選的國會推舉。南京國民政府沒有國會，蔣介石亦不屑於承續中華民國的法統。南京國民政府的國旗（青天白日旗）和國歌（「中國國民黨黨歌」，又稱「總理訓詞」）都迥異於此前在國際上代表中華民國的北京政府的國旗（五色旗）和國歌（「卿雲歌」或「中華雄立宇宙間」）。嚴格地說，南京國民政府並非中華民國——與其說中華民國是1949年被毛澤東終結的，不如說是1927年被蔣介石顛覆的。
是日，胡漢民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身分在台面上主持典禮，發表〈建都南京宣言〉，舉行「慶祝國民政府遷都南京與恢復國民黨黨權大會」。胡漢民在國民黨內的資歷遠比蔣介石深，蔣需要利用胡壓制正在武漢與共產黨打成一片的汪精衛。身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躲在幕後，但這個政權從此打上了「蔣記」的烙印。
南京國民政府 像幫派不像政府
蔣介石是「建政」而非「建國」，南京政府是一個新政權，卻不是一個新國家。或者更確切地說，它連一個政府也算不上，只是一個幫派的聚集。蔣任人唯親，既不能杜絕黨內出現新的派系，更無法消滅與之離心離德的地方勢力，他不得不在不同派系之間扮演平衡者和仲裁者的角色。隨著內部活力的逐漸喪失，國民黨政權因為政治紛爭而消耗殆盡，蛻化成為一幫根據與蔣介石的親疏遠近而劃分的各個官僚派系。而蔣介石幾乎將全部精力和才智投入到對付其他軍閥和剿共的軍事行動上。文官參謀和行政機構屬於軍事系統，其官員的任命僅僅按照蔣個人親信的恩惠關係來設立。國民黨停止吸納民眾所支持的人員，喪失了在蘇聯指導下的那種決策和協調功能。
「國民政府」一詞，首見於1906年同盟會本部所發布的軍政府宣言。該宣言將革命的性質界定為「國民革命」，以別於過去的「英雄革命」，其目的是「建立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的國民政府」。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孫文拒絕承認北京政府是合法的中央政府，1917年在廣州建立「軍政府」，1921年改為「非常政府」，1923年改為「陸海軍大元帥府」，都不以國民政府為名。直到孫文去世之後的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才在廣州成立。同時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受國民黨指導監督，掌管全國政權。國民政府建立之初，轄區尚未覆蓋廣東全省，更未得到國際社會承認。
三個中央政府的時代
1927年，隨著北伐軍事上的勝利，廣州國民政府隨軍北遷，先到南昌，然後分裂為寜漢雙方。此時，中國有三個以中央政府自居的政權：北京政府、武漢政府、南京政府。北京政府搖搖欲墜，張作霖打算退往關外；武漢政府與中共及蘇俄即將攤牌，仿效蔣介石清黨；南京政府內部矛盾重重，但蔣已成為不可取代的領袖，前景最被看好。
但民間對南京政府並非一致擁戴。留美歸來的政治學者蔣廷黻發現，人們原來以為革命軍獲勝之後，米價會跌，結果米價反倒上漲。國共激烈內鬥，老百姓搞不清楚誰是共產黨誰不是共產黨，就是搞政治的和軍人也弄不清楚。到處充滿懷疑和猜測。在國民黨內部也不和協，人與人、派系與派系之間，紛爭不已。大部分人想營求地位、爭奪工作崗位。「在政府或政黨中的獲得位置的朋友帶我去看他們的老闆。我希望他們和我談些土地改革、工業發展、銀行國有、國父理想，以及中國的其他各方面問題。這些題目只有在報紙上討論，革命的大人物先生們卻不討論這些。」南京政府建立之初就已腐敗不堪。
蔣介石宣佈「訓政」時代開始了。「訓政」是孫文刻意挑選的一個「壞詞」，孫文自信到懶得用奧威爾式的語言來潤飾它。兩年後的國民黨三大上通過決議：「先總理傳下來的一言一字，都是不可移動的真理。敢討論總理學說的是大逆不道；敢批評總理主張的，罪不容誅。」質疑孫文主義的胡適差點成為階下囚。蔣介石知道，神聖化孫文及其學說，是神聖化自我的第一步。他作為孫文唯一的學生，比孫文血緣意義上的兒子孫科更親——在權力鬥爭中，他毫不留情地將孫科鬥垮，不在乎孫科是孫文唯一的兒子。孫文和蔣介石的「訓政」把戲，是從慈禧太后那裡學來的：慈禧將光緒捧成皇帝，再把他定性為阿斗，接著自己成了太上皇；孫文和蔣介石把國民稱為皇帝，再把他們定性為阿斗，孫文和蔣介石便經由慈禧而至乾隆了。
訓政的本質：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
因為「訓政」的緣故，從1927年到1946年，國民政府沒有憲法，也沒有國會，蔣樂於遵循孫文的命令：「在革命時期，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訓政的本質乃是「黨治」，「黨治」不是「黨員民主共治」，而是「黨魁的獨裁統治」。一個有趣的細節可以證明這一點：1928年，國民政府開始營造南京，這是十五世紀初期明成祖改建北京之後，中國首都城市進行的一場大規模規劃建設。雖然國民政府聘請美國建築師茂非（Henry K. Murphy）擔綱設計，但蔣介石是最後拍板者，他修改設計方案以符合自己的政治意圖。茂非將行政中心設計在城外的紫金山南麓，在中軸線的終點有一處最顯赫的建築，仿照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套上北京天壇祈年殿的外衣，卻不是「國會山」，而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南京政府沒有國會，其政治結構是「黨權高於一切」。蔣介石卻佔用這塊風水寶地，興建他與宋美齡休憩並做禮拜的「美齡宮」——在其心目中，他和宋美齡高於中央黨部。
北洋時代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都失敗了，蔣介石卻成為南京政權的新皇帝。曾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的何廉評價説，蔣「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一談到許多事情該制度化的時候，他的注意力就會往別處轉移……從根本上説，他不是個現代人，基本上屬於孔子傳統思想影響下的人。他辦起事來首先是靠人和個人接觸以及關係等等，而不是靠制度。」何廉生動地描述了蔣處理黨政軍事務的獨特方式，「隨身總帶著一支紅鉛筆和一疊紙，如果他認為該做出決定或給哪位來訪者一筆錢，他會立即簽發一項有關的手諭。這類手諭到處流傳。」
當然，國民黨的失敗不能全部歸結到蔣介石一個人身上。國民黨未能仿效蘇俄布爾什維克的國家建設戰略，倚重重工業，發動無產階級，並把鐵路運輸轉化為軍事優勢，不是國民黨不想這樣做，而是中國沒有這樣的資源。中國在1927年的近代化程度遠遠不如1917年的俄國。直到1949年，中國現代工業總產值從未超過國民收入的3.5%，產業工人的數量始終不到勞動力總數的1%。中國的鐵路無法形成一個完整的重要網絡，以連接所有主要的城市與鄉村。所以，即便史達林處在蔣介石的位置上，也無能為力。
愛情與權勢的結合：蔣宋的世紀婚禮
1927年9月底，下野後的蔣介石從上海啓程赴日本訪問，第一目標是拜會正在日本有馬溫泉養病的宋耀如夫人，請求其應允他與宋美齡的婚事。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蔣介石已有過多次婚姻：1901年，年僅十四歲奉母親之命與毛福梅成親；1911年，姚冶誠成為蔣之側室；1921年，蔣與陳潔如在上海結婚，張靜江是證婚人。蔣常出沒煙花柳巷，曾染上性病，失去生育能力。當蔣在國民黨內地位躍升之時，陳潔如不能給他助力，他需要新的婚姻。蔣向孫文遺孀宋慶齡求婚，遭到拒絕。這個插曲使宋慶齡成為妹妹宋美齡與蔣介石婚姻的最堅定反對者。
蔣介石日記中第一次提到宋美齡是1926年1月底，僅記載宋美齡受邀參加黃埔軍校學生結業典禮。1927年春，宋美齡成為其日記的第一主角，「非常思念美齡妹」的字眼不斷出現，蔣也以「三弟」、「三哥」稱呼宋。生活方式西化的宋美齡，未必與鄉下人出身的武夫蔣介石有很多精神共鳴，但她已是「高齡」未婚女性，不能放過成為未來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妻子的良機。
1934年，蔣宋婚後第七年，一個七年之癢的關鍵期，宋美齡在給一家美國雜誌寫的文章中，部分吐露其隱藏的抱負及其婚姻選擇：「我極度的熱心與愛國，也就是渴欲替國家做些事情。我的機會很好，我與丈夫合作，就不難對國家有所貢獻了。」她不經意地道出心中的秘密：嫁給蔣介石，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一個可以滿足現代女性改變社會的最佳路徑。
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舉行了「近好幾年最富盛名的中國婚禮」。婚禮分為兩場，前半場按照宋母的要求，在上海西蒙路宋家按照基督教儀式舉行。後半場則是公開的、世俗的、中西合璧的儀式，在大華飯店跳舞廳舉行，加入了蔣安排的環節——台上置有孫文遺像，邊綴國民黨黨旗和中華民國國旗，中間懸掛「福」、「壽」兩字。
四十歲的新郎穿著正式的燕尾服和條紋褲子（蔣平時喜歡穿戎裝和中國長衫，甚少穿西式禮服）走在前面；二十六歲的新娘穿著銀白色紗長裙，挽著其兄宋子文的手臂，和著俄國樂隊演奏的孟德爾頌〈婚禮進行曲〉走在後面。入場後，新人對孫文像三鞠躬。
《北華捷報》記者用動人的筆墨描繪新娘之國色天香：
「新娘穿一件漂亮的銀色旗袍，白色的細薄縐紗用一小枝橙黃的花別著，輕輕斜披在身上，看起來十分迷人。她那漂亮的面紗上，還戴著一個由橙黃色花蕾編成的小花冠。飾著銀線的雪白的色軟緞拖裙從她肩上垂下來，再配上那件長而飄垂的輕紗。她穿著銀色的鞋和絲襪，捧著一束用白色、銀色緞帶繫著的淡紅色康乃馨和棕櫚葉子。
由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宣讀證婚書，文稱：『茲者蔣中正先生與宋美齡女士，舉行結婚禮於春江大華禮堂，良辰吉日，六禮告成，瑟好琴耽，雙心默契……元培等忝作證人，樂觀嘉禮，爰綴吉語，藉貢歡忱，是為證。」
到場的賓客有一千三百多位，婚禮花費銀元三十萬——據上海《時報》採訪主任金雄白報導，在戈登路的大華飯店是上海最豪華的西式大飯店。當時米價還是每擔三元的時候，大華飯店一碟牛排就取價四元了。
當時為蔣掌管婚事財務的奉化人孫鶴皋透露：婚禮熱鬧隆重，所接受的財禮大大超過婚禮費用。不過，蔣宋在婚禮前宣布將當日婚禮所收禮錢，用來做慈善事業，建立榮軍院照顧在北伐中受傷的軍人。
禮畢，蔣發表一份簡短聲明：「今日得與最敬愛之美齡結婚，為有生來最光榮、最愉快之一日。余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故革命當從家庭始。余確信余自今日與宋女士結婚以後，余之革命工作必有進步，余能安心盡革命之責任，即自今日始也。」蔣氏的這番言論，卻惹得主持《大公報》的張季鸞大為反感。張乃撰文斥責說：「一己之戀愛如何，與『革命』有何關聯哉？」
蔣介石此時如同浸潤在蜜糖之中，顧不上他人說三道四。蔣在日記寫道：「從禮堂出來，見吾妻姍姍而來，如霧中仙子，美奐美輪，如仙子之下凡也，騰雲駕霧而來。平生未有之愛情，於此一時間並現，不知余身置何地矣……」蔣的日記極少出現如此文學抒情化的語言。次日一整天，蔣在新房裡沒有出來，並日記上說：「乃知新婚之甜蜜，是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比擬的。」
這場婚禮，象徵蔣介石「娶」了西方——宋美齡是一個徹底西化的女子。而這場婚姻，是「一加一遠遠大於二」的婚姻，延續四十八年，直到1975年蔣介石去世。《大公報》創始人胡霖評論說：「蔣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預謀的政治行動……如果宋美齡成為他的妻子，他便在與西方人打交道時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欣賞宋子文在財政方面的才幹。但是，如果說蔣沒有愛上宋美齡，那是不公平的，蔣顯然把自己視為一名英雄，而在中國歷史上自古都是英雄愛美人。
蜜月結束之後，蔣介石即返回南京，宣布恢復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1928年2月2日，國民黨召開四中全會，推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共主中樞。蔣的敵人，或銷聲匿跡，或暫時臣服。王師北定中原日，屈指可數。
西安事變中，蔣淪為階下囚，面臨死亡威脅；宋飛赴西安，也做好赴死準備——她將一把小手槍交給外國顧問端納：「如遇軍隊譁噪無法控制時，即以此殺我，萬勿遲疑。」宋日夜陪伴左右，蔣深受感動，相信聖經中「女子必護衛男子」的話是上帝對他說的。宋美齡成為無畏無懼、專情救夫的象徵。
「父親敵人」vs.「寧可無後」：蔣氏父子的冰雪情
1927年，蔣介石娶到新的妻子，卻險些失去唯一的兒子。兩年前，年僅十五歲的蔣經國赴蘇聯留學，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取俄語名字「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扎洛夫」。蔣經國在學校極為活躍，僅從1926年11月的登記表來看，他兼任七個職務，包括俱樂部書記兼副主席、俱樂部政治委員會主席、蒐集中國情報委員會委員、俱樂部活報組副組長、少共委員、第十一班俄文書記等。
「四一二事件」之後，南京國民黨中央訓令莫斯科所有國民黨籍學生離開中山大學。蔣經國當然知道他不可能遵從這個命令，他的生命掌握在史達林手上。他在中山大學集會上譴責蔣介石「背叛革命」，幾天後在塔斯社宣布與蔣介石斷絕父子關係，並在《消息報》發表文章説：「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已經是我的敵人了！」俄國檔案甚至有一份蔣經國在這一年7月寫下的自白書，宣稱他要和馮玉祥的女兒馮弗能終止夫妻關係，他指控國民黨利用馮弗能監視他。
在此期間，蔣經國一度因同情托派的觀點而成為異類。他與幾名浙江老鄉常常聚在一起吃中國飯菜，醞釀成立「儲金互助會」，籌款下館子。蘇聯秘密警察視之為「反革命秘密組織」，欲興起大獄。共產國際東方部、蘇聯軍委代表、秘密警察和中共代表向忠發共同開會，提出一個予以開除並逮捕的十二人名單。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在一份報告中將蔣經國當作「反革命組織江浙同鄉會」的「唯一的領袖」，做出的處理意見是「槍決」。最後經由蘇共中央出面干涉，蔣經國才死裡逃生。此後，蔣經國轉入蘇聯軍事情報局特種學校，並在蘇聯紅軍第一師擔任學生兵。1927年12月，又轉往列寧格勒托爾馬喬夫軍政學院。1930年蔣經國畢業時，軍校稱之為「最優秀的畢業生」。
史達林並非對蔣經國特別仁慈，蔣經國是一枚棋子，等到時機來臨，與蔣介石重新打交道時或許能派上用場。1931年，蘇聯間諜牛蘭夫婦在上海被捕，宋慶齡求見蔣介石，提出蘇聯願意以放蔣經國回國為條件，換取牛蘭夫婦獲釋。蔣在日記記載：「余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亡之罪犯以換親子也……為了我兒，犧牲國家利益，並不值得。」數日之後，蔣又提及此事：「經國如未為俄寇所陷，則余雖不能生見其面，適余死後，彼必有歸鄉之一日，如此，則余願早死以安先人之靈也……若要我犧牲國家利益，我寧可無後。」
在摒絕親情上，蔣介石跟史達林一模一樣：史達林的長子雅可夫被德軍俘虜，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提議用被蘇軍俘虜的保盧斯交換，史達林斷然拒絕：「我不會用一位元帥與一個中尉來互相交換。」這些細節常被極權政府用以宣揚領袖之大公無私。其實，獨裁者之所以為獨裁者，早已泯滅了正常人的情感。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史達林決定無條件釋放蔣經國歸國。蔣介石對兒子在蘇聯長時間所受的陶冶不放心，命蔣經國與被軟禁在溪口雪竇寺的張學良一起讀書。蔣經國按照父親的吩咐，讀《曾文正家書》、《王陽明全集》及孫文著述。同時，將留蘇十三年經過寫成兩部報告，一部是〈在蘇聯的日子〉，另一部是〈冰天雪地〉。由此，蔣經國重新獲得父親的信任，成為父親晚年的枴杖——父子的親密程度一度超過夫妻。
1927年的蔣介石，某些特質已經定型，終身不變。跟他崛起的動盪歲月一樣，蔣介石是混合多方面的產物：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儒家與基督教、威權的天性與民主的做作。他試圖用中國的傳統倫理和美德來恢復政府與人民的力量，也不拒絕引入西方的科技來振興貧弱的中國。他夾在衝突之間痛苦異常，敏銳的觀察家從他的服飾發現了內在的矛盾：無論身穿普魯士將軍式剪裁筆挺的軍禮服，飾以肩章、勛章、閃亮皮靴及指揮刀，還是披上西式斗篷戴黑呢小帽，抑或穿著傳統風格的儒家長袍，足蹬棉布鞋，不然便穿高領的中山裝，他似乎融匯東西。有時候，他甚至拿一根細長手杖當行頭，有如英國殖民地居民般昂首闊步。但是，哪一個才是真實的蔣介石呢？或者換一個問題：哪一條道路，才是中國的出路呢？
延伸閱讀：
蔣介石：亂世崛起的殺破狼大將軍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原文標題為〈蔣介石：危機四伏的顛峰時刻〉，因內容較長，編者分兩次刊登，另下標題。小標為作者及編者所加。原文有多處註文，為便利讀者閱讀，皆予刪除。完整版本詳見余杰新作《1927：民國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