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偏鄉弱勢原住民
我在高醫學生時期開始組織「山地服務團」關心偏鄉原住民弱勢，也開始辦刊物如《高醫青年》、《南杏》這是高醫重要校園刊物，我從校園民主開始批判，也開始檢討台灣私校的教育，甚至開始反省高醫歷史、董事會如何未盡責，也開始介紹台灣醫療人物。
當時還在戒嚴，還沒有所謂反對黨，我已開始邀請當時黨外人士還有鄉土作家到高醫演講，當時國民黨教官掌控校園學生，所以要辦活動還要送教官審核獲准才能舉辦，但若教官不准，我也一定要舉辦，所以就在學校旁邊借場地來辦；辦刊物過去要送教官審查，但我認為這是言論自由，就不願意送審，也因稿件不送審當然教官就不悅，要將我記過退學。我雖然受到打壓與阻力，但並未影響我堅定要走的道路的決心。
我在高醫畢業前，當然要面對人生另一個重要的選擇。畢業後要做哪一科的醫生？醫學教育是全科教育，每科都要學，且實習也是每科都要去，我最後選擇精神科。在那個年代，精神科是很冷門的科別，當時台灣社會對精神疾病還有許多顧慮與忌諱，甚至很排斥，所以，很多精神病患未受到應有的照顧與治療，當時台灣也還未有健保，所以很多精神方面的病沒有保險，病患家屬要負擔很大的醫療費用，所以很多病患被家屬放棄，而政府也沒有想要照顧精神病患，加上社會對精神科不了解所以也不重視，因此當時很少有醫學生選擇精神科。當時父親也質疑我為何不選婦產科或外科等熱門科別而要選精神科？我有兩個重要理由：
第一、我學生時期參與組織原住民醫療的「山地服務團」體會到對弱勢的服務、奉獻與照顧，社會上越不受到照顧與被關心的問題，就是我該去從事的工作。社會上已備受關心的領域就不缺我，就因精神科這問題乏人關注，病患乏人關心，所以需要我們去參與，而精神病人在當時就是被社會忽略，甚至被排斥，就像被放逐到醫院黑暗的角落，所以是需要被關心的對象。
第二，是我個人讀醫學的過程，其實我對人文與社會的關懷，我自認自己一直「很強」。從小我對文學與社會就很關心，而醫學本身是生物科學或說自然科學的一部份，所以醫科攏是放在理工的組別，不是放在人文社會，但是精神醫學算是比較關心人文與社會的醫學範疇，精神科的「病」除了有生物醫學的基礎外，還要重視相關對人與人、人與家庭、人與社會的關係。所以要治療精神病人不僅是要用藥，並針對生理與腦等自然科學探索外，與心理學與社會學也有相關。我認為精神醫學會處理到人文與社會科學層面，所以我對精神科很有興趣。
習醫但對文學從未忘懷
我畢業前選擇精神科，父親一開始是有點失望，但最後也未強力反對。所以，這點，我反過來要很感謝父親。其實我在高中時，原想唸法律，我認為台灣社會很不公平，整個社會充滿對整個弱勢欺負，未照顧受冤屈的人，社會在強權霸凌下是一個很不公平的社會。我自認有正義感想讀法律，希望為受冤屈的人爭權益與維護人權，但我記得父親說：「台灣社會無法無天！不是法治社會。」這就是因為父親經歷過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台灣人從被日本統治到換成國民黨後完全未進入法治社會。所以哪有甚麼公平與人權？所以父親要我不要讀法律，若讀法律最後自己會氣到做不下去，所以他一直要我讀醫學。
我其實也想過若不讀法律就讀文學，因為自己對文學有興趣也喜歡寫作，想作文學家。父親則指出在台灣社會要作文學家大概會餓死，想要靠寫作生活很困難。
所以醫學院並非一開始是我的興趣所選的志願，但醫學系畢業後，我反而覺得好在我父親要我讀醫學，一開始我不高興，但讀醫後覺得不僅可救人性命，還可關心人所遇到的社會很多困難的問題，甚至如何用一個社會制度去解決人所遇到的問題。而我擔任醫生也不用放棄我的興趣，我辦《台灣文藝》因而結識很多台灣作家，自己也持續寫書出版，所以我並未放棄我文學興趣。
本來要讀法律因為對維護人權與追求社會公平面，我也仍繼續從事，所以我後來擔任「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會長，推動二二八的平反。這就是在追求台灣社會的公義也為護台灣人的人權。
所以，我讀醫學，選擇作精神科醫生同時兼顧我少年時的理想，就是要讓整個社會如何更公平，如何讓弱勢者能得到照顧，甚至在文學寫作也未放棄。我若未讀醫學，說不定無法延續少年時代的願望與熱情，這是我人生很奇妙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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