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珍珠港遭日本人偷襲的那一天，五十八歲的陸軍少將史迪威鎮定如常，他的內心深處甚至有一絲不該有的喜悅。他訪問過日本多次，早已洞察日本稱霸亞洲、吞併中國的野心，這個野心必然與美國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可惜，在奉行孤立主義政策的美國高層，沒有人願意聽取提防日本的建議。
命運召喚，史迪威派往中國戰場
然而這一天，歷史為之改變，史迪威的人生也為之改變。如果不是美國被動捲入這場規模空前的世界大戰，史迪威的多姿多彩卻並未「物盡其用」的軍旅生涯很快將畫上句號。如今，退伍不可能了，廣闊的戰場正等待著他縱橫馳騁。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正在率領第四軍防守加州海岸線的史迪威，突然接到赴華盛頓接受新任務的命令。他原本以為，作為一名上過一戰戰場的老兵，他將受命率領美國赴北非作戰的第一支集團軍，參加大西洋一側對抗德軍的軍事行動——當時對全美陸軍四十幾位與之同級別將領所做的綜合評價，史迪威以驕人的成績名列第一。殊不知，史迪威的老朋友和老上級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將軍有另外的計劃：將史迪威派到太平洋一側的中國戰場，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總參謀長，並將其提升為中將。
或許，在1926年末至1927年上半年的天津，史迪威為第十五步兵團指揮官馬歇爾服務的那些日子，讓馬歇爾對他的勇氣、睿智、熱情和無與倫比的中國知識感受很深，因此將他列為美國派駐中國戰區軍事代表的第一人選。確實，史迪威對中國和遠東的瞭解超過任何一位現役軍官，他在中國的探索使他有了別人無法企及的背景知識。
陸軍部長史汀生在與史迪威面談之後，史迪威在日記中寫道：「我？不，敬謝不敏。他們記憶中我是個可以任意虐待的中校。他們看見我一腳踩在泥沼中，與苦力一起，和士兵一同擠火車。」不過，作為士兵，他的回答乾脆俐落：「讓我去哪裡，我就去哪裡。」史汀生説：「命運之神的手指，已經多次指向你。」
這個任務很硬斗：負責跟蔣介石打交道
在接見史迪威時，面對兩大洋凶險的戰局，馬歇爾沒有閑情逸致回憶他們在天津度過的美好日子，而是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他任職中國的使命是「協調、穩定、管理滇緬公路，結合不同派系，掌握指揮權，指派他們各類任務，不計代價」。
史迪威向來我行我素、快人快語，並不是善於「協調」的人（綽號「酸醋喬」），這個任務對他有些勉為其難。而陸軍部給他的正式指令是：「強化美國給予中國政府用於作戰之援助的有效性，協助改善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這個任務本身就包含了若干內在的矛盾：「強化」與「協助」之間，有時指向南轅北轍的兩個目標，而蔣介石的派系利益、中國的國家利益與美國在華利益三者之間往往並不重合。
史迪威在第十五步兵團任職期間，正值蔣介石率軍北伐。史迪威只是步兵團的中校營長和參謀長，是一名對中國和美國都無足輕重的基層軍官；而蔣介石是一顆冉冉升起的軍事和政治明星，是袁世凱之後中國最有權勢的強人——辛亥革命推翻了紫禁城裡的皇帝，卻未能改變中國人心中的「皇帝意識」，這種「皇帝意識」呼喚「真命天子」。在史迪威這個旁觀者眼中，蔣「作為國民黨所謂的委員長」，是一個「被吹噓為將華盛頓、拿破崙和凱撒結為一體的人」，他不喜歡蔣介石和國民政府。
就連竭力為蔣介石辯護、並批評史迪威在中國的做法不切實際的史學家方德萬（Hans J.van de Ven）也承認：「北伐沒有造就一個穩定的國家，而是留下了一大堆難題，諸如個人的敵對、軍事的分裂、地方的殘暴，以及國民黨既要應付又深陷其中的暴力文化。新的國民政府毫無公共威望，為債務和膨脹的軍事所累，面對著強大的敵人，並為與之來往的犯罪集團和白色恐怖中謀殺對手的迫害所玷汙。」
史迪威vs.蔣介石：兩個文明的衝突
等到1941年史迪威再來中國時，表面上他是蔣介石的總參謀長，是中國戰區的第二號人物，但手上除了幾十位參謀人員外，並無一兵一卒。蔣介石不願讓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但史迪威掌握了美國援助的武器和軍需品分配，蔣不得不對其曲意奉承。兩人之間錯綜複雜的上下級關係以及個性和文化背景的差異，使得兩人很快彼此憎惡。史迪威在日記中替蔣取了「Peanut」（笨蛋、沒用的小人物，直譯是「花生米」）的綽號，說蔣是第二個「葉名琛」，甚至將蔣介石的黃山行館稱為「Berchtesgaden」（希特勒山莊）。
史迪威與蔣介石的差異如同冰火般不相容。史迪威是典型的美國南方人，具有美國南方人率直的性格，無法討好一個自己不尊重的人；蔣介石則是典型的中國南方人，具有中國南方人內斂的性格，常用「口蜜腹劍」的方式迷惑敵人。史迪威畢業於西點軍校，受過世界第一流的軍事教育，是美軍中卓越的將領和軍事教育家；而蔣介石甚至沒有完成初級的軍事教育，他的「勝仗」大部分不是從戰場上獲得的，而是通過收買對手、合縱連橫贏得的。
此外，史迪威是農家子弟，與子弟兵一起風餐露宿，習慣了一副普通士兵的打扮；蔣介石出生於破落地主家庭，青年時代一度混跡於社會底層，掌權之後便如帝王般深居簡出，很少公開表露喜怒哀樂。史迪威是一名職業軍人，其思考的終極目標是如何在戰場上打敗敵人，並竭力減少手下官兵的傷亡；蔣介石是一名狡猾的政客，軍事永遠為政治服務，他的著眼點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實力。史迪威與蔣介石的衝突，更包含了美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衝突，也可以歸入政治學家亨廷頓所説的「文明的衝突」。
扶不起的阿斗，卻踢走了史迪威
1944年7月，國民黨軍隊經歷了新一輪的大潰敗，重慶面臨抗戰以來最大的危機。史迪威巡視桂林之後發現，一切混亂不堪，他相信桂林即將淪陷。9月15日，他到重慶與蔣介石「談了一個半小時的廢話」，「全是尋常人都知曉的蠢道理，白癡透頂的戰術、戰略概念。他根本扶不起」。次日，史迪威與宋子文會談，後來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希望蔣委員長能瞭解，我並非覬覦這個職位。我試圖告訴中國人，如何能抬頭挺胸，重拾他們的尊嚴。但兩年半以來，我不斷遭人敷衍、漠視，飽受欺騙，像皮球一般被踢來踢去。」
美國對蔣介石完全喪失了信心。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呈給羅斯福總統一份建議書：「依我們只見，時機已經成熟，中國所餘之權力資源宜委由一人指揮。此人必須有能力以有效的方法抗衡日軍。在中國政府或軍隊裡，無人有此能耐協調中國軍隊迎戰日軍的威脅。戰爭期間，唯有一人能指揮中國軍隊以有效的方法擊潰日軍。此人就是史迪威將軍。」在魁北克與邱吉爾會談的羅斯福總統看到這份建議書以及史迪威給馬歇爾的信後，給蔣介石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要求「讓史迪威將軍不受約束，指揮您所有部隊」，並聲稱「這有助於增強我們決策時的決心，促使美國亟需努力維持、增加對您的援助」。
9月19日，史迪威手持羅斯福總統的電文面見蔣介石，要求其交出兵權。史迪威將這封信看成是「最驚天動地的一根爆竹」，而蔣介石看到信之後，「臉色變得鐵青，啞口不語，兩眼直視」。蔣介石則在日記中寫道：「羅斯福來電，欲派史迪威指揮中國全部軍隊，並以一切租借物質置於史支配之下。其干涉中國內政之心，昭然若揭矣。」蔣擔心的是失去軍隊的控制權之後，自己的獨裁地位會崩解，但他卻祭出內政和主權等觀念來，希望國人與之同仇敵愾——確實有不少持民族主義立場的歷史學家因此而同情蔣介石。其實，戰時由盟國的將領指揮多國軍隊，並非干涉內政，也非侵犯主權，艾森豪威爾不就統帥美軍和歐洲各同盟國軍隊實施諾曼地登陸嗎？
蔣介石決定跟羅斯福豪賭一把。他孤注一擲地提出，若史迪威在中國，中國便退出對日作戰，他看準了「美國實有藉華制日之必要，即使敗日以後，將來亦有藉華以制俄之必要。美國實不能無中國」，故而敢於拒絕羅斯福任命史迪威為中國軍隊統帥的要求。最終，羅斯福退縮了，按照蔣介石的意願撤換了史迪威——同時，為了安慰這位功勳卓著的將領，將史迪威提升為上將。
魏德邁批重慶政府：一味勾心鬥角，虛張聲勢
史迪威的繼任者是他在第十五步兵團時的同僚與後輩魏德邁將軍。魏德邁比史迪威性格圓融，但他很快就抱怨説，「擔任蔣介石的參謀長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蔣個性「異常敏感，做事像女人一樣全憑直覺」，蔣和底下的人「力不從心，驚慌失措，他們缺乏從事現代戰爭必備的井然組織、有素訓練及精良裝備。他們一味在政治上勾心鬥角，虛張聲勢」。看來，無法合作的人，不是史迪威，而是蔣介石。
1977年，維吉尼亞軍校1927年畢業班的學生，為了紀念畢業五十周年，特別出版一本紀念冊。凡是能夠聯絡到的同學，大部分都寫了一篇短文，介紹自己半個世紀以來的經歷。一名中國籍同學如是寫道：
「我1927年畢業後回到中國，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混亂狀態，軍閥割據，土匪掠奪於鄉間，國民政府無能為力。我也面臨著種種困難。我好像到了外國，一切都需從頭開始。我願意接受任何職位，不管官職高低，仍是走投無路。……我終於找到一個位置，在蔣委員長麾下服務，大部分時間在戰場上度過，曾參加北伐、剿共和抗日，而且曾一度負了傷，並且被日軍俘虜達六個月之久，最後幸能逃跑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我率領軍事代表團到香港，後來復員，在那裡開了一家餐館，並且辦了一家私立中學。總之，我這一生沒有什麽大的建樹，但也無愧於母校。」
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周雁濱，1901年生，是孫立人在弗吉尼亞軍校的同期同學。他沒有孫立人那麽顯赫的成就，不過在1947年11月升任少將，也算是一名身經百戰的將軍。他的晚年在自由的香港經商和辦學，比被軟禁在台灣的孫立人幸運多了。
非蔣嫡系，海歸人才也無用武之地
1927年，作為維吉尼亞軍校畢業生，周雁濱回國找工作，四處碰壁。這不是他一個人所獨有的遭遇，孫立人最初也遇到挫折，屈就中央黨務學校軍訓隊長、陸軍教導師排長等卑微的職位。這些優秀的「海歸」人才回到祖國卻英雄無用武之地，說明中國的近代化並未真正展開——雖然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讓大多數國民黨領導人感受到長期停滯的中國近代式國家建設時刻最終到來了，但大多數國民黨黨員並沒有在「什麽是近代式國家」，以及「中國需要怎樣的改革」這些問題上達成共識。
同樣是留美歸來的蔣廷黻，在1927年春天第一次到新國都南京，尋找報效國家的機會。他看到的一切卻讓他大失所望：首先入目的是病馬拖著破車，農人們在城中種菜種稻子，水塘、沼澤、半塌的廟宇、光禿的小山、高低不平且塵土飛揚的大街、破爛的店鋪。外國人打趣中國的軍隊，說他們的將軍說話太多，士兵無紀律，營養不良。槍械不統一，有來福槍、有手榴彈、有手槍、有機關槍，還有雨傘。
蔣介石的軍隊打敗了軍閥，但它並非現代化的軍隊——就連蔣介石本人都弄不清楚中國究竟有多少軍隊。南京政府的前十年，軍費開支在整個國家預算中的比例以每年平均百分之六的速度遞減，使得軍隊的現代化遙遙無期。蔣介石專用黃埔軍校畢業生，不信任「海歸」人員。蔣用人的標凖是對其個人忠心，而非是否具備真才實幹。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若非在緬甸戰場遇到慧眼識英才的史迪威，孫立人大概難有機會立下不朽戰績。如果史迪威是中國真正的最高統帥，孫立人、周雁濱這樣才華橫溢、訓練有素的年輕人，必定會在更高的層面上實現其人生理想。
史迪威善於練兵，在第十五步兵團擔任參謀長時，推行過嚴厲的「減肥計劃」，讓長期生活安樂的官兵們叫苦不迭。在任教西點軍校時，更以嚴厲出名。一天清晨，他在長跑時發現兩晚上沒有回校的軍校學生，那兩傢伙拔腿就跑，四十歲的史迪威從學校東門一直追到西門，一步也沒有被甩下。當史迪威獲得准將軍銜時，收到許多賀信，其中就有一名被追的學生，他說：「我永遠支持你。」這個學生就是後來歐洲戰場的傳奇人物巴頓（George S. Patton）將軍。
孫立人緬甸大捷，幕後功臣史迪威
1941年年底，史迪威赴中國戰區，等候他的是大廈將傾的緬甸戰場。如同在日軍的猛烈攻擊下逃離菲律賓的麥克阿瑟將軍一樣，史迪威也經歷了平生最恥辱的一次慘敗。這不是他的過錯，在緬甸的中國軍隊跟他1930年代末期觀察到的中國軍隊一模一樣，他們「犯了基本的軍事錯誤：忽略戰略和戰術的基本原理，使用支援性的武器不當，漠視軍事情報的作用，沒有能力採用健全的指揮和幕僚作業程式，未能建立通訊網絡，無法使車輛、武器維持堪用狀態」。
此後兩年多時間，史迪威幾乎以一人之力，以自己的經驗與方式訓練中國駐印遠征軍，並領導這支軍隊實現1943年底緬北反攻的大捷——日軍從在戰場上未遇到過戰力如此之強的中國軍隊，號稱「叢林作戰之王」的第十八師團幾被徹底擊潰。據日軍戰史記載：「敵軍原來是中國軍第三十八師（孫立人師）一支勁旅，和第十八師團過去在中國大陸上接觸過的中國軍隊，在質素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驚。過去，日軍以優異的單兵作戰能力及較先進的裝備，在面對中國軍隊時都有壓倒性的攻勢。尤其是這個由九州編成，素有把握的第十八師團轉戰中國，同中國交戰最有自信，豈料胡康河谷富昆的中國駐印軍，無論是編制、裝備，還是戰術、技術，都完全改變了面貌。」
訓練國軍遠大計劃，被蔣介石打回票
史迪威曾向蔣介石提出一個幫助中國訓練三十個師（後來擴展到九十個師）的現代化軍隊的宏大計劃。如果該計劃實現，中國足以打敗日本，戰後中國的命運可能截然不同——這支現代化的美式軍隊，一定可以戰勝蘇俄幫助武裝的共產黨軍隊，正如追隨史迪威在緬甸戰場上作戰的威廉·佩爾斯（William R. Peers）將軍所説：「我自己堅信，如果史迪威將軍裝備、組織並訓練中國地面部隊的計劃得以完成的話，那麽1944年日本步兵就無法摧毀華南的空軍基地……而抗戰後中國共產黨的地面部隊也不可能達成他們的目標。」
然而，蔣介石拒絕了這個計劃。因為，這支軍隊如果練成，將是美軍那樣的國防軍，而不是為蔣介石看家護院的私人軍隊。蔣介石最擔心的，就是失去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他寧願接受失敗的羞辱，也不願擁抱不被他個人所獨佔的勝利。
國共內戰的失敗就無法避免了。史迪威訓練的孫立人和廖耀湘的部隊，被稀釋到混亂而龐大的國軍系統中，被無能甚至心懷不軌的高級將領胡亂指揮，在東北戰場上先勝後敗，最終灰飛煙滅。遭到排擠的孫立人被調到台灣訓練青年軍，孫立人使用的正是史迪威的練兵方法。這支青年軍贏得了金門保衛戰的勝利，奠定了台灣的安定以及此後兩岸長期對峙的局面。在此意義上，守住台灣的功臣不是蔣介石，而是史迪威。
不過，1946年10月12日在睡夢中死於胃癌的史迪威，再也無法知曉這一切。關於史迪威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卡爾森上校評價説：「在歷史的長河中，從來沒有出現另一個像他那樣對中國忠心耿耿的朋友。」二十世紀對中國的各種外來影響中，如果說鮑羅廷是最大的惡意的那一極，那麽史迪威就是最大的善意的另一極。
史迪威們在中國的努力，即便不能説是失敗，也算不上成功。戰後，美國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標凖「改造」了曾經在戰場上與之殊死搏鬥的敵人——日本與德國，使它們成為亞洲和歐洲的穩定而富足的民主國家。但是，美國未能如願以償地「改造」戰時作為其盟友的中國。
美國鷹遇到中國龍：一廂情願，一夢至今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美國總統塔夫脫在國會發表演講，對中國「在近代化的影響下發生的震撼全國的內戰」表示關切，聲稱「將竭盡全力對中華帝國和它的人民實行傳統的同情友好政策」。雖然美國政府公開表示在南北之間抱持「嚴格的中立態度」，但實際上更傾向於支持革命黨。
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佈退位，中國成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美國國會兩院發表聯合決議對此表示歡迎：「鑑於中國人民已經成功地表明主權來自人民」，同時又由於美國人民「本質上、傳統上對採取代議制政府的所有努力都表示同情」，因此美國「祝賀中國人民承受了自治的權力、義務和責任」，並希望共和政體「能夠保證中國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進步」。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後，美國政府對其大力支持。美國政府參與了國民政府的各項改革，包括經濟、財政、交通等項改革與現代化。所謂國民政府「黃金十年」之成就與美國之援助，有相當大的關係。中美的友好關係正如學者孔華潤（Warren I. Cohen）所言：「1928年僅憑藉上帝的仁慈，和凱洛格、詹森（助理國務卿）兩人可靠的直覺，促進了美國與國民黨政府的和解，美國人再次把自己視為『中國主權的維護者』。」
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對華外交，始終存在著一種司徒雷登那樣的傳教士式的單純與樂觀的心態：善良的中國人民一旦接受美國的文明與價值，這個龐大的國家將不再是張牙舞爪的惡龍，而成為美國在亞洲最親密的盟友。這種美好的「中國想像」，一次又一次地在現實面前碰得粉碎。
中國走了自己的道路，至今沒有回頭。史迪威為中國訓練的那支軍隊已不復存在，史迪威在山西修築的那條公路消失得更早。就在那條公路竣工十一年之後，史迪威的朋友、國際新聞社記者約翰·格林寄給他一份《字林西報》的簡報，談及中國政府對公路缺少維護，那條從汾州到黃河的公路從來沒有進行任何維護，「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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