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人就是不對，是一句信仰般的道德命題，也是普羅大眾經常掛在嘴邊的簡化評論。那麼，三名蒙面歹徒持鐵鎚、警棍襲擊圍毆葉建廷律師，對還是不對？
說對的人，要不要快速思考一下，為什麼你平時深信打人就是不對，但那三名男子持凶器圍毆律師成傷，會讓這個命題出現例外、顯現邏輯裂縫，讓不對的事情竟然逆反？
如果你秉持一貫信仰，堅信打律師還是不對，那麼，你能否向酸言酸語甚至惡意謾罵的網路鄉民清楚解釋，在這起社會事件中，為什麼舉著「教訓為壞人辯護律師」大旗的蒙面男子依然是壞人，不會因犯案動機不同而「升格」成英雄？
這起事件引發的論理困局，原因或許是來自於「律師」這個讓人誤解甚深，恨他比愛他者不成比例的行業印象，因此，要勘破困局，就要先扭正與澄清「律師」的角色價值。
律師，在受委任的案件上，必須以其法律專業傾全力為當事人爭取權益，實現個案正義；律師，在民主法治制度中，還必須承擔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的超個案使命。律師，是一種職業，更是一種支撐現代國家正常運作的專業力量。
不過，律師百百種，理想實踐在紅塵之中，自然會有參差，會有剝落或扭曲，也會有各種不同的面容與步履，不能否認鍋子裡的老鼠屎依舊是佳餚，但也不能據此就全面塗污律師的專業價值。
回到「教訓為壞人辯護律師」的個案來剖析：
一、所謂壞人，可以是言說者的主觀感覺，可以是輿論媒體隨意扣上的罪名高帽，可以是泛道德觀念下的倫理指控，但在法律層面，沒有所謂「壞人」，只有經由「犯罪行為」的認事用法過程，對「犯罪行為人」給予相應的懲罰。
二、律師，是接受「犯罪行為」的被告委任，為其「犯罪行為」的有罪、無罪進行辯護，並監督偵查起訴及審判執行過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這不僅是要確保委任人的「個案人權」，更是要維繫法治的「通案正義」。
三、辯護的意義價值，不是為一己之私抽離社會公益而辯，而是要在實體法（如刑法）及程序法（如刑事訴訟法）的正確解釋與監督適用下，確保勿枉勿縱，確保「犯罪行為」是因為有足夠的證據而被認定，確保屈打成招與冤獄悲劇不再出現。
四、遠雄企業團董事長趙藤雄、中信金大股東辜仲諒，可以是蒙面歹徒或網路酸民暴民口中的「壞人」，但在法律上，在經由審判過程判刑確定之前，他們跟你我一樣都是受到無罪推定的一般人，更遑論是純然主觀價值判斷的「壞人」，因此，葉建廷律師在接受趙藤雄和辜仲諒委任時，他並不會認為是在為「壞人」辯護，他只是要在法律的王國中，善盡一個律師該盡的職責與義務。
五、綜上所述，既然沒有「為壞人辯護」的前提，那麼，那三名蒙面歹徒狡辯的「教訓律師」，就只能回歸「犯罪行為」的本身去攻防，而不能訴諸「替天行道」的動機，免去受法律制裁的一視同仁。
所以，結論是，打人不是完全都不對，但在這件個案中，即使辯稱是要「教訓為壞人辯護的律師」，還是不對，因為馬基維利縱容專制暴力的理論基礎—目的可使手段變為正確，已經被現代民主法治社會所共同唾棄，使用鐵鎚、警棍襲擊圍毆任何人，都會是一種需要受到法律制裁的犯罪行為，如果用這些「歹徒」的主觀標準，那他們自己也都是「壞人」。
我是律師，如果這些「壞人」來找我為他們辯護，我可能要思考一下，是否會因「為壞人辯護」，在要搭公車時被人蒙面圍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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