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天才女作家之死，引爆補教名師涉嫌性侵之疑雲，檢察機關雖已分案調查，但於事情發生已有相當時日，相關證據恐多滅失下，是否能有效進行訴追，實會有相當多的阻礙。而從此就顯示出，目前性侵案件於定罪上的困難。
依據刑法第221條第1項，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未有強暴、脅迫之手段，但卻藉由自己與被害人間的監督、扶助或照護關係，並因此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亦可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於1999年後，刑法有關妨害性自主的犯罪，已由告訴乃論改成非告訴乃論，僅有在夫妻間犯強制性交罪仍屬告訴乃論，故告訴與否，原則上就不再是訴追要件，故檢察官不待告訴或告發，只要知有犯罪嫌疑，即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為主動偵查。
而於性侵害的案件裡，所能依賴的關鍵證據，當屬行為人於加害時，殘留於被害人身體的跡證，如血液、精液或其他可查驗DNA的身體組織。這些微物證據，因可能隨時消失，就得在第一時間採集，才足以讓鑑識人員獲得足夠的樣本為比對。而為了避免被害人因懼怕而不敢於出面控訴，於性侵害防治法第10、11條，更課予偵查機關及醫護人員，於採證與驗傷時，必須隨時注意對被害人的保護，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48條之1，被害人於偵查中受訊問時，亦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或社工人員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惟由於性侵害的被害人，或因創傷後徵候群，抑或是怕二次傷害，致造成報案與驗傷的遲疑或放棄，就可能因此喪失採證的最佳時機，亦使性侵害防治法與刑事訴訟法的保護規範，無用武之地。
也因此，於性侵害案件裡，被害人的陳述，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會成為定罪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證據。而為了防止被害人出庭所承受的壓力，依性侵害防治法第17條，就規定有被害人的身心創傷，若已達無法陳述的地步，法官即可以檢警的被害人筆錄為證，而成為傳聞證據排除的例外。只是此例外條款，不僅要件極為嚴格且為保障被告詰問權之故，適用機會不高，被害人仍以出庭作證為原則。
而雖然於被害人出庭之場合，性侵害防治法第16條，雖規定有適當隔離保護措施，以及不得詰問及提出被害人性經驗之證據，但被告方仍會在有意無意間，藉各種詢問機會，將案件導向是為利益、兩情相悅或者是愛慕的性交。則整個審判過程，就可能由對被告的定罪，轉向對被害人的道德指摘，若再加以物證缺乏，致須適用罪疑惟輕原則下，最終的判決結果，也有極大機率，是會以無罪為終，而與一般人的法感情相違背。
尤其此次引發討論的性侵事件，於被害人已死亡，所留下者，僅為以自我受害經驗所寫成的小說，到底有哪些是真實、哪些是虛擬，似也難於查證，恐連傳聞證據都構不上，欲定行為人之罪，實有極大的障礙，致僅能鼓勵其他受害者出面。只是於媒體已經大肆報導，且出面控訴者可能面臨緊接而來的輿論與司法機關調查下，就可能因此放棄告訴。也因此，如何有效降低刑事司法所帶給被害人的沈重壓力，肯定是當務之急。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法制上，進一步強化被害者的程序權保障，也是立法必須儘速檢討與修正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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