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1990年代，台灣開始引進外籍移工，廿多年來，一切看似運作平順的日常背後，卻顯得波濤洶湧；看護工在家庭內被猥褻、甚至被性侵的困境，一直鮮少浮上枱面。2018年監察院的調查指出，台灣自2012年至2018年，平均每年發生一百多起移工遭性侵的通報案件，其中七成以上屬於家庭看護工；在受害女性紛紛勇敢站出來、＃Me too意識席捲全球的當下，央廣採訪了2位東南亞在台移工，女孩說她們不懂何謂＃Me too運動，但她們知道，房門永遠沒有鎖，被男雇主猥褻時若反抗，動輒遭受遣返、失去工作的威脅，這種痛苦難以抹滅。
不只做看護 男雇主要的更多
印尼移工Ani（化名）說：「我是Ani，我23歲，從印尼來，我來台灣是因為我要賺錢和幫忙父母。」
菲律賓移工Mary（化名）說：「我是Mary，我來自菲律賓，我來台灣工作，存錢給父母，因為他們生病了。」
透過生澀的中文，Ani和Mary告訴我，賺錢、照顧家人是她們飄洋過海來到台灣的共同目標；工作前，她們在母國曾接受看護工的基本訓練，對工作內容也都瞭若指掌，但不知道的是，正式上場後，「老闆」要的更多。
Mary說：「當時我要把衣服放在櫃子裡，所以背對著阿公，突然阿公出現在我後面，抱著我和摸我的屁股，甚至把手插入我的肛門；大約五分鐘後，女雇主回家，我跟她說阿公碰我的屁股，然後她詢問阿公這件事，可是我看到阿公一直否認，所以我只好下樓躲起來哭，沒有人可以幫助我，他們都不相信我，因為，這件事只有我和阿公在場，抱歉……（哭泣聲）」
家，是私密且封閉的地方，裡頭發生什麼事，不說，沒有人知道，再加上外籍移工初來乍到語言不通，與雇主間又處在極不對等的上下關係；在剝削經濟與社會弱勢下的劇本裡，似乎注定她們的角色悲情。
關起房門洗澡、按摩、性交易通通來
Ani說：「（問：妳來台灣前，會不會很緊張？）我沒有什麼緊張，因為在印尼的村子裡，也有很多鄰居在台灣當印勞，聽到大家說在台灣工作很好。」
Ani說，她剛到台灣時，照顧一位病重的阿嬷，待了一個禮拜阿嬷往生後，她隨即被仲介帶往另一處工作；只是，一進門沒看到任何需要照料的長輩，站在她眼前的卻是一個年約60歲的中年大叔，接下來，Ani白天幫忙看店，晚上幫大叔「洗澡」、「按摩」。
Ani說：「我每天幫雇主洗澡之外，雇主還要我幫忙按摩，有時候是用踩的，從他背部到屁股部份，幾天後，雇主手開始亂摸，摸我的大腿。」
別小看猥褻、性騷擾，因為，不斷的屈服後，接著可能就是進一步性侵害！
Ani的遭遇不是個案，Mary也紅著眼說，「老闆」甚至明示，拿錢要與她進行性交易！
Mary說：「有時候我會嚇得跑走、大叫，擔心阿公又要來摸我了，雖然我很生氣，但都假裝自己可以渡過這一切；他常要我進去浴室，跟我說洗乾淨我的屁股，但是他還有左半身可以動，所以可以自己洗，所以我拒絕做這件事；阿公還常常對我比手勢說，可以嗎？我給你錢，可以嗎？原本我不太明白，最後才知道他要我跟他做愛，我當然不要，但他就會生氣說，回家啦！不然送妳回菲律賓。」
怎麼辦？若不從，她們動輒被威脅遣送回國，若回去，為了來台工作而積欠的仲介費根本無力攤還。
Me too女孩—菲律賓移工Mary受訪，指控「阿公」企圖拿錢與她性交易，在她拒絕後，「阿公」經常憤而動手凌虐她。圖／詹婉如攝
為還清來台費用 收入不能斷
Ani跟家鄉的父母訴苦，父母擔心她的安危，要她別再在台灣賺錢了。談到遠在印尼，只能仰賴務農微薄收入生活的家人，Ani哭了起來。
Ani說：「（哭聲……）我那時候有跟父母連絡說發生這個事情，可是後來想想，我來台灣也不是那麼簡單，因為有貸款，如果我回去，原本目的是幫忙家裡，若回去會帶給父母更困擾，因為之前為了付那個貸款，家裡已經賣了許多東西，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賣了。」
一般情況下，在台移工沒有自由選擇雇主的權力，遇到困難，她們首先是跟仲介反應自身處境，但回應經常是消極以對。
有多次協助女性移工經驗的勵馨基金會社工歐思佑說：「像我遇到有的仲介會跟移工說，前三個月手續都沒有辦好，所以有不適應的問題都不要跟我說。（問：事實上呢？）事實上手續可能真的要辦一個多月，但是也有第一天就打電話跟1955求救，所以若真的遇到問題，沒有關係，她求助後，政府一樣會協助介入，那就是在安置中心等待把前面的程序完成，再幫她辦理轉換雇主。」
夜夜難眠 與猥褻者共寢一室
與「狼」共處！對女孩兒來說，這種情況每一刻都煎熬，Mary提及，她忍受了一年才向外求援，主要是女雇主待她非常好，Mary不忍心投訴女雇主的父親，但生活總是提心吊膽，特別是當她和阿公獨處時，都讓她徹夜難眠。
Mary說：「房間非常小，我睡在阿公床旁邊的地上，距離很近，他每次都可以輕易地碰觸到我，我只能用枕頭擋住保護自己，我常常晚上驚醒，因為擔心我睡著時，阿公又來摸我。」
勵馨基金會長期協助受害女性移工，從實務經驗中得知，女孩兒經常得面臨被要求與被照顧者睡同一個房，甚至同一張床，若好一點兒會有自己的空間，但是不能上鎖，如此，看護工不但沒有隱私、且極易受到侵犯。
Ani說：「我真的覺得很可怕，擔心萬一雇主突然對我做了什麼事，雖然我原本有幫佣的小房間，但是那個不能鎖門，所以我找了一個小倉庫，整理後睡在那邊，不敢再睡在準備給我的房間。」
1955求援 不能成為「失聯外勞」
日夜擔心、受怕！她們在台灣的日子度日如年，為了賺錢，忍耐是唯一的一條路嗎？Ani說，她原本想直接逃出狼爪，但是，家鄉在台的好姐妹勸她，逃逸後，成了在台「失聯外勞」，得冒著被抓後遣返的風險，絕對是條不歸路，好姐妹勸她，其實，台灣有許多管道可提供協助。
Ani回憶當時的情況，她說：「我在那裡只待了九天，因為太害怕了；之後找了姐姐的先生的姐姐求助，那時候身上沒有什麼錢，只有跟姐姐講，後來姐姐幫我求救；我本來有打算逃跑，但姐姐說不要跑，因為逃跑後事情會愈來愈複雜，於是姐姐幫忙我打電話給警察，當天，警察就找到雇主家把我救了出來。」
至於Mary則在不斷被猥褻、性騷擾甚至毆打一年後，終於拿起手機，撥打免付費「1955勞工諮詢專線」求助，現在，Mary被安置在庇護中心，人身安全和吃住不成問題。
勵馨基金會社工歐思佑手中的Me too女孩不只一位，她指出除非家庭看護工主動站出來求助，否則社會很難幫到他們。圖／詹婉如攝
移工吶喊＃me too 我不是唯一受害者
台灣就業服務法中規定，移工不得自由轉換雇主，所以，每位移工來台後，會分配到好雇主家？還是不良雇主家？就看個人的「造化」。
當然，依現行規定，若雇主違反法令的情況下，例如：性侵、毆打、欠薪等等，移工就有要求轉換雇主的權力，於是，庇護中心內的Mary「因禍得福」，滿心期盼與新雇主碰面，但是，曾被猥褻的陰影仍如影隨行。
Mary說：「現在我想找新雇主，但是不希望再照顧阿公；我不是唯一被猥褻、性騷擾的家庭看護工，還有其他受害女孩，但她們遭遇侵害的情況後，感到相當痛苦，而且長時間害怕，不敢再談這些事。」
其實，當國家給予受創外籍移工享有選擇雇主的權益期間，是沒有收入的，她們得面臨寄錢回家的壓力，Ani在庇護中心待了5個月，這段日子也備受艱熬；但現在，她如願以償，在一個讓她安心的工作環境裡照顧阿嬤，而且開始寄錢回家，也為自己的將來存了些錢，她開心地說：「（笑聲）有銀行貸款的時候，我寄回家新台幣6、7千元一個月，現在想自己存一點，所以寄回去5千台幣一個月，6、7千元可供家裡平常生活費，還有幫忙給付讀高中的弟弟學費。我現在可以過得很好（笑聲）大約給自己留1萬，2千是每個月自己的支出，可是我這個月才開始計劃的（笑聲）。」
為了保護被害女孩身份不被曝光，我們幫她們取名為Ani和Mary匿名受訪，這些名字就像印尼和菲律賓的「菜市場名」，多到數不清、無法分辨，也代表著在台灣，在超過25萬的外籍家庭看護工中，有著無數的Ani和Mary飄洋過海，尋求更好的生活而來。
Mary說：「（笑聲）我家在菲律賓的小島，所以我希望也能存一點錢，回去之後蓋自己的房子，不用豪華，只要一個簡單、屬於自己的房子就很棒了。」
擺脫阿信宿命 移工女權意識將抬頭
台灣自1992年正式引進外籍勞工，至今26年，社工歐思佑觀察，與早期移工不同，現在的女孩有更多自我保障意識，很多事不再默默承受。
歐思佑社工說：「真的，一開始開放來台灣的移工常見阿信型、吃苦耐勞，那時候被猥褻、性騷擾甚至性侵的黑數更多，政府完全沒有管道及機制協助女孩，那現在進來的大概是1990年後出生的，廿歲出頭，就像我們台灣年輕世代，她們更有權益意識，也加上台灣求助管道的宣導，所以現在台灣真的不錯。（笑聲……）因為1955很方便，又是免費，所以即便她們只是諮詢，也會願意打1955。」
當然，在官方宣導下，協助管道的便利與暢通，也讓受害女孩更容易向外求助，但是，勇於揭發雇主惡行後，幸運之神會降臨嗎？司法能還女孩公道，將惡狼繩之以法嗎？下集專題，繼續探討。
※本文轉載自：【中央廣播電台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