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democracy）是來自希臘文的demos（公眾或人民）kratein（統治或管理），意思是「民眾的治理」，源於古雅典式的民主，公民直接參與政治的民主形式，至今已有千年的歷史。
然而古希臘從衛城進入城邦後，直接民主滯礙難行，不可能是全體人民同時擔任同樣的治理工作，而要藉著某些方式、程序與制度以達成。
由人民選出一小部份的人代表全體人民，來實行政治上的權力，是為代議政治。而對民主代議政治而言，要強調公平競爭與選民的自由意志的選擇。
操作上各式公民投票則為直接民主的表現與實踐，人民將權力委託給代議士的代議民主，成為當今民主國家政治運作的核心機制。但由於受委託的代議士或治理者經常會受到個人利益或是其他團體利益，違背委託人之意志產生了許多偏差現象。譬如就像現在的台灣一樣，經常考慮的是政黨的利益，政黨利益凌駕民眾利益、集團利益超越公共利益，甚至於在政黨內，少數人決定主導政策的寡頭政治。
大多數的人民對於代議機構及公民投票的議題，常是漠不關心，只有利益團體會動員大量的人力、財力，以達其目標，最後真正的受益者可能是某些特殊利益團體或是代議士本身，並非一般人民。
太過強化公民投票政黨代議士的重要性，會導致代議士他們的怠惰，也常利用投票或政黨協商規避棘手、爭議性大的政策問題，弱化了代議機關的威望；同樣民選政府也常用來規避爭議性政策問題，導致政府的威信受損，信譽下降。這正是當今台灣政黨政治的寫照。
至於政黨在協商失敗，或黨的獨裁意志堅強，常常由黨意下令動員黨團支持，否則以黨紀處分。民主政治的目標，是為達成共識，但常常無法單純以贊成或反對、是或否來認定兩個不相容選項的支持者數量多寡，結果只能表達出某一大多數選票支持的某一項訴求，並不是共識的產生，只能顯示出其中一項答案是多數人支持的，大部分人民並不認同另一個選項，因而無法落實民主政治中，尊重少數的精神。
一般民主國家藉選舉、國會的運作與輿論來執行人民主權。而責任政治靠定期改選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員；另一機制要有政黨政治的運作。前者是個人負責，配合政黨政治之運作始能達到團體負責。如果政府與代議士都由同一政黨囊括，美其名為完全執政完全負責，其實百病叢生。因為選民投票未必根據政見，也未必理性；議會因議員的政黨或一己之私而未盡監督之責；輿論則因大眾傳播媒體為大企業或政黨所操縱，諸多因素難以貫徹政治責任的目的。
通常選舉時，個人或政黨拋出的政策議題經常是複雜難以理解的，因為人民欠缺足夠的政策資訊，沒有政策分析的能力，無法了解政策內容，不能做出明智的抉擇，甚至於受迷惑，像633政策跳票與要捐出所得好像是瞞騙手法，特別是在充滿複雜專業知識與高度分工的現代社會，政策議題的決定更不例外。
像台灣這樣民主政治新興國家，容易形成政黨的威權獨裁制，完全是由領導者的統一使命誘導民族主義與國家安全威脅作為理由所造成。台灣目前為寡頭和獨裁政治，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少數，而沒有如民主政治由人民控制。
要知道寡頭政治的極致極權獨裁之形成，就像台灣目前的執政黨，通常擁有強勢的黨紀，經由選舉提名制度與具黨產金錢的控制；這樣的政黨又高度信仰他們黨名所掲示中國的「意識形態」。在過去獨裁者，政黨會一路培養其本身以具有高的聲望，宮廷式高超的手腕，公認追求政治目標。當然形成獨裁會有一頗有效率的政黨官僚組織，可以利誘與寒蟬效應節制人民行動，選舉時以各種利多，如加薪、加年金、甚至於買票，部份滿足某些人民的需求，在台灣特別籠絡軍公教成為政黨受益族群。
當上列的條件形成極權獨裁的蛻變，速度也許緩慢；而且各成份條件的改變，不是等速度改變，最常見的是人事新陳代謝及權力腐蝕特別快，而社會結構改變慢；不過，寡頭政治政制一旦形成，要變為非極權政制，要矌日廢時，只好靠社會公民運動來改變。
其實寡頭政治演變也有其風險而難以預測，來自傳統或個人魅力的權威容易消逝，就像當今台灣總統支持力快速的大幅下降一樣。這時候，國家會呈現相當的撕裂，造成現代化民間組織與結社，獨裁者很快會疲弱無力失其功能，行政與鎮壓能力漸漸軟弱。青年與知識份子的覺醒與逐漸激進傾向，與國際風氣如茉莉花革命，或強權美國的的態度會促成獨裁威權的瓦解，這些因素都有相當的關聯。
台灣的公民投票被利用來當作少數政治人物操縱的手段，又基於其政治謀略，再將問題推諉給一般民眾，就像得689萬票，就以為事事都獲得民眾的支持，為所欲為，這樣勢必將整個國家社會捲進政治風暴之中，付出相當高的社會成本，激化政治上的衝突，加深社會矛盾的的嫌隙，特別涉及國家認同、主權爭議、族群議題時更會造成社會上的對立與衝突，特別是族群的對立。
台灣代議政治逐漸失能形成寡頭政治，人民也會懷疑這政權所領導的，是不是他們的政府，強烈質疑違憲，與發起公民不服從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