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台北馬偕醫院裡，最後一張外國臉孔的大夫，也是最後一位外籍醫師。來自美國的聶梅珍，在台灣待了三十年，完全將自己奉獻給台灣的醫學和教育。
聶梅珍（Dr. Mary Jeanne Buttrey），大學就讀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歷史系，畢業之後她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一路都是「高材生」的她，沒有走一條相對順遂的道路，她選擇一條少有人走，而且艱困的道路。
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畢業，聶梅珍到洛杉磯接受住院醫師訓練，和在學校團契時認識的先生巴培禮牧師結婚之後，他們加入海外基督使團，一九八Ｏ年來到台灣。
一句中文都不會說的聶梅珍，開始學華文和台語，她也加入台北馬偕醫院，「沒想到神的安排，讓我在台灣待這麼久。」聶梅珍說。
聶梅珍醫生服務於馬偕醫院。圖／馬偕紀念醫院
後來因為台灣醫師法規定，所有在台行醫的外籍醫師都要考取台灣醫師執照。聶梅珍沒有因此放棄在台行醫，她利用一年的時間苦讀，成功考取用中文命題的台灣醫師國考，得以繼續留在馬偕醫院。
早年台灣的醫學教育，幾乎等同於「師徒制」，聶梅珍覺得沒有完整的訓練制度，對年輕醫師的教育不夠系統化。因此她除了臨床醫療之外，額外撥出時間，訓練年輕醫學生和住院醫師。
聶梅珍帶著年輕醫師進行「床邊教學（Bedside teaching）」，她要學生兩兩一組，先和同學彼此練習，然後學生先去看病人、做身體檢查（physical examination），整理好臨床思路之後，大家共同討論這個病例。討論會之後，聶梅珍再帶著年輕醫師一起到床邊看病人，讓學生知道自己什麼地方有疏漏了。
在馬偕的內科病房，常常都可以看到聶梅珍醫師的身影，她穿梭在醫學生、年輕醫師和病人與家屬之間。
醫學生常流傳著各間醫院、各個科別的「生存指南（Survival guide）」，對於馬偕內科，學生一致推薦一定要跟「聶大夫的床邊教學」，可以學習到身體檢查（PE）和臨床思考（Thinking process）。聶大夫會在固定的時間出現在各個護理站（station），帶領住院醫師和年輕醫學生到床邊看病人，醫學生還特別強調：「聶大夫的中文說得很好，也會說台語。」
「病人是醫師最好的老師，醫師是照顧病人，不是照顧疾病。」聶梅珍醫師常這麼說。
大學念歷史的她，對於「問病史」和「做身體檢查」特別重視。她說，過去醫療包括X光、電腦斷層（CT）和核磁共振（MRI）還沒發明前，醫師診斷病人的方法就是「問病史」和「做身體檢查」這兩樣。即使現在有很多新的檢驗和檢查方法，「我認為懂得如何問病史跟做身體檢查仍然是成為醫師的基本工作，並不會因為科技的演變而有所變化。」
她曾和學生分享自己的經驗：「當我還在美國讀醫學院時，曾經在急診碰到一位腳潰爛的病人，我告訴他：你回去之後腳要泡熱水，後來才知道他是遊民，根本沒有熱水可用。從那以後，我學到不要以自己的想法來推想病人的情況。」
三十年來，聶梅珍在台灣，在醫院裡，就是這麼一點一滴的，將畢生所學和臨床經驗都傳承給台灣的年輕醫師。
馬偕院長曾問聶梅珍：「是什麼樣的感動，使妳放下一切來台奉獻這麼多年？」
她回答道：「因為上帝的恩典總是夠我用，而且，我得到的遠比失去多的多。」
聶梅珍醫師與馬偕前院長楊育正醫師。圖／馬偕紀念醫院
聶梅珍樂於分享，熱衷教學，念歷史的她說，醫師（doctor）的拉丁文（doctum）原意其實就是「教學」，能夠教學是上天給予的恩賜，她很珍惜這樣寶貴的機會。
聶梅珍在台灣三十年期間，全部的薪水和金錢都捐了出來，只領教會微薄的薪俸。她全心全意帶領台灣年輕醫師，以愛心行醫。
2014年，聶梅珍退休回到美國，她是馬偕醫院最後一位外籍醫師。
退休回到家鄉的聶梅珍醫生和巴培禮牧師。圖／作者翻攝
對於在台灣的三十年，她爽朗的以一句「福氣啦」作結。
她說：「台灣已經是我和先生生活的一部分了，即使有一天離開台灣，但內心仍然繫著台灣。這些年，我收到台灣朋友許多的愛，在我的內心，是無法真正離開台灣的。」
聶梅珍醫生真的還念著台灣，她的臉書封面，至今放的，是最愛的台灣風景。
聶梅珍臉書封面放上最愛的台灣。圖／作者翻攝
台灣真的「福氣啦」！隨著醫院裡最後一位外籍醫師的離開，也代表著，過去宣教醫師來台從事醫療傳道的時代已經落幕了。有這麼多的好醫生志願放棄優渥的一切，來到人生、地不熟的東方島嶼，奉獻自己一生的所學和青春，給病人、醫護同仁和年輕醫師「滿滿的愛」，我們真的「福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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