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雨賢畢生創作近百首曲，被譽為台灣歌謠之父。作品中以《雨夜花》、《望春風》、《月夜愁》、《四季紅》最為經典，被人合稱為「四月望雨」。
鄧雨賢（1906-1944）在台灣音樂史上的地位，猶如福斯特在美國音樂史、約翰．史特勞斯在奧國音樂史上的地位。台灣民謠是近代台灣人所創造的最寶貴的文化資產與文化特色，她來自廣大的民間，因此能感動廣大的人民，不分階級和智識程度；當大家在唱台灣民謠時，特別能意識到身為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或日本人。
家世：客家書香子弟
鄧雨賢的祖先來自廣東省蕉嶺縣，鄧氏祖先第16代鄧彥拔從廣東移民渡海來台，最初在台北樹林附近開墾，之後遷居新竹芎林，最後落腳於桃園龍潭一帶，並設立私塾。
鄧雨賢出身漢學世家，祖父鄧瓊鳳有兄弟9人，其中3位是秀才，在地方上有「一門三秀」的美名，父親鄧旭東也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漢學家，他起先在龍潭做漢文塾師；1895年日人來台之後，被任命為龍潭元宮公學校教師，教導漢文，後來升任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漢文教席。
鄧雨賢在1906年7月21日出生於桃園龍潭，由於出身書香子弟以及文風鼎盛的環境，使他培養出深刻的浪漫情懷。據說他出生之日，正逢雨日，他父親佇立窗前，凝視窗外飄落的綿綿細雨，欣賞雨中詩情之際，喜聞得子，便以「雨」字為其子命名；從此註定鄧雨賢將渡過一個充滿風雨飄搖的一生，以及浪漫詩情的人生。
求學：早熟音樂天才
他雖出生龍潭，但因父親從龍潭公學校轉任台北國語學校，因此3歲那一年便隨父親遷居台北，因此他的童年與成長過程，以及日後發展，都以台北市為中心。鄧雨賢在1915年，9歲時進入艋舺公學校（老松國小前身）就讀，1920年以優秀成績畢業，隨即考取台北師範學校（1919年由總督府國語學校改制而成）。他雖是客家人，但因接觸很多說福佬語的同學，對福佬語也極為熟稔；而當時的師範學校為訓練公學校「唱歌科」學生的教學能力，一律要學生接受初步的音樂課程，這使得鄧雨賢的音樂細胞頓時活躍起來，並在日人恩師宮島慎三郎指導下，學習小提琴、曼陀林及鋼琴等樂器。其中他最擅長的是鋼琴演奏，在校練習時，常獲同學讚賞的眼光與熱烈的掌聲，他在彈遍西洋鋼琴作品之後，似乎對樂聖貝多芬的作品情有獨鍾；在他用過的貝多芬鋼琴演奏集裡，畫滿了他自己的詮釋記號，可以見證此點。
在師範學校階段，他的音樂才華業己展露出來，並深獲師長的肯定，因此宮島慎三郎曾預言：「雨賢是屬於天才型的音樂家。」在學生時代，一代大師的雛型已經可以看得出來，在接受完整的西洋音樂訓練後，1925年他以優秀的成績畢業於台北師範學校，那時他剛滿20歲。
畢業後他在台北日新公學校任教4年，1926年他與竹東客家少女鍾有妹結婚，她是畢業於第三高女的高材生，並育有一子仁輔；後因對音樂的熱愛與日俱增，毅然辭去教職，於1929年隻身前往日本深造，就讀東京歌謠學院，主修理論作曲，此學院以歌曲創作而聞名，他在日本進修二年，因思念妻小而逕行返台，並沒拿到正式學位，但作曲的實力更上一層樓，為日後作曲生涯，打下深厚的基礎。
鄧雨賢的作品凝聚了台灣人民的心聲，也是台灣文化光輝的象徵。（Wikimedia Commons，民報合成）
處女作：大稻埕進行曲
1931年剛回到台灣的鄧雨賢，雖然身懷作曲絕技，但他的時代還未到來，只好先屈居在台中地方法院當翻譯官，以便養家。但是他的好機會即將到來，1932年第一首台語創作歌曲《桃花泣血記》，隨著同名電影開始風靡全台，由電影解說員詹天馬寫歌詞，並由在電影院從事配樂的王雲峰譜曲，結果《桃花泣血記》流傳到全台大街小巷，激發不少唱片公司老闆的投資興趣，準備好好賺上一筆。
於是設在永樂町（今迪化街）的文聲唱片公司老闆江添壽為了迎合市場需求，邀請鄧雨賢為文聲唱片寫出他生平處女作《大稻埕進行曲》。此曲讓他初露頭角，馬上引起當年執唱片界牛耳的古倫美亞唱片公司老闆柏野正次郎的高度關注，開始以這首歌製作唱片，並且從此重視台語流行歌曲的市場，同時聘請專業詞曲創作者，提供台語流行歌曲很好的創作環境。
成為古倫美亞台柱作曲家
古倫美亞唱片負責人柏野正次郎頗有眼光與魄力，他開風氣之先，大力發行流行歌曲，1933年更禮聘活躍於台灣文學界的才子陳君玉，他力邀鄧雨賢進入古倫美亞擔任專業作曲家，剛離開牧師職務的姚讚福則負責歌手演唱訓練。
進入古倫美亞唱片的鄧雨賢，馬上就如魚得水，安定的生活和高薪的工作，使他的創作靈感源源不絕產生，他初入公司，月薪就70元，比一個政府的高級公務員還要多，新曲發表還有額外獎金，出入有車代步，穿著時髦，因此在古倫美亞任職期間，鄧雨賢留下不少穿著名牌、設計感十足的精美照片，可見當年創作環境之優越，比現在的專業作曲家還要好。雖然老闆柏野正次郎是日本人，但他對台灣流行歌曲的創作卻有很前衛的觀念，他認為藝術創作必須根據一般庶民的想法，作品才不會曲高和寡，能符合市場的需求才會賣得好，因此他要求旗下的作曲、作詞者，親自去看看人民到底在幹什麼。老闆的態度影響到古倫美亞的創作風格，所以當時古倫美亞旗下的鄧雨賢和王雲峰等人創作的曲風，都與台灣30年代的社會息息相關。
顛峰時期：歌壇四大金剛之首
面對西方文化不斷湧進台灣，鄧雨賢也提出他落實本土文化的看法：「這是一個過分崇拜西洋文物的時代，當然西洋文物也有不少可以攝取的地方，但西洋音樂也有腐敗的地方，所以不一定非西樂不可。台灣音樂水準較低，一開始只推行西樂的話，大眾不容易理解，結果會使音樂與大眾分離。所以就原有的台灣音樂（例如歌仔戲，有非藝術性的俗惡地方也不少）改作旋律或改善歌詞，我的意思是應該從這種地方著手。本人四五年前就開始研究這些問題，可惜尚無傑出作品出現。」最後他下結論：「唱片具有廣受大眾愛好的先決條件，所以我想在這方面更加努力。」
因此鄧雨賢與其他近代流行歌曲創作者非常不同，他的創作不只為市場服務，更負有傳播新時代精神和傳承藝術的使命感；從他的許多民謠風格的創作作品中，可以強烈感受到這種精神的傳承。
鄧雨賢加入古倫美亞唱片公司之後，便穩定而大量地創台語歌曲，第一年即以《雨夜花》、《月夜愁》、《老青春》、《跳舞時代》、《橋上美人》等躍登作曲翹楚；第二年又以《望春風》、《春宵吟》、《青春頌》等名震四方，和當時的流行歌曲工作者，共同努力將台灣流行歌曲帶進百花齊放的黃金時代。
1935年他與老搭檔李臨秋合作，創作了《對花》和《一個紅蛋》，由於出色的名曲不少，鄧雨賢的名聲在台北地區不脛而走；以後數年，他更以《滿面春風》、《四季紅》、《碎心花》、《十八姑娘一朵花》及《送君曲》等名揚全台，成為最受歡迎的流行歌曲作曲家，並和蘇桐、姚讚福、邱再福並列台灣30年代流行歌壇作曲家的「四大金剛」，但以才氣和學院歷鍊而言，鄧雨賢的成就超越其他三位。而鄧雨賢最膾炙人口的四首歌：《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也被後人合稱為「四月望雨」。
客家大老鍾肇政題字的「望春風碑」。（劉明堂攝）
衰落：戰爭毀滅創作
1936年新任台灣總督小林躋造上任之後，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台語流行歌受到戰爭時期對流行歌曲壓制手段的影響，原本到處林立的大小唱片公司，都不再進行台語歌的創作與出版，那是個日本軍政府強迫台灣人做日本人的時代，一切都為戰爭服務，於是他的《望春風》改為日本軍歌《大地在召喚》，而《雨夜花》也變成《名譽的軍伕》。日本殖民政府利用鄧雨賢流行而大眾化的歌曲，宣傳臺灣人做軍伕、出海遠征的榮譽感；在官方強力介入、學校與電台不斷教唱下，這類軍國主義的進行曲居然使他的作品更廣為人知。
自從作品被日本人污染之後，他內心的痛苦與無可奈何，可想而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此時感受最深，但為了家庭生計，他還是不得不以「唐崎夜雨」筆名，寫出像戰時流行一時的《月昇鼓浪嶼》，作詞者是日本人中山侑，因此作詞者的報酬是作曲家的4倍。1939年鄧雨賢再也無法忍受用作品鼓勵台灣人當砲灰的內心煎熬，毅然辭去古倫美亞的工作，並赴日本尋找工作，但是戰爭的陰影籠罩一切，離台半年後，因女兒夭折而再度返台。在這一段風雨飄搖的不穩定時代，他仍舊創作他一生的精品：《滿面春風》、《碎心花》、《送君曲》等，可見他那孜孜不倦的創作態度。
38歲因心肺疾病英年而逝
1930年代是他拼命作曲的時代，1940年代則是他專心投入教育事業的時代，1940年34歲的他，與妻子鍾有妹攜子搬回芎林，落葉歸根的他，回到芎林公學校教書，重拾教鞭。那時他們一家人住在很簡陋的廂房，但鄧雨賢像顏回一樣甘之如飴，而且忘我地投身教育工作，他似乎隨遇而安，他的同事也感覺不出他有落寞或埋怨的心情，除了開朗、專注與忘我的個性之外，他的長子鄧仁輔也觀察到他父親是一位完美主義者，他回憶道：「他作曲時非常專心，稍微不滿意就丟掉再重寫，總之他執著於追求完美。」
鄧雨賢可以說是十項全能的老師，他不但教五線譜、合唱及音樂欣賞，還指導自然科學研討會，並兼任民眾教育工作，傳授日語，晚上又帶了一個班級，認真督導他們，對芎林地區的基礎教育貢獻卓越。同時他也致力貫徹自己的音樂理念，在故鄉組「竹東交響樂團」和「芎林青年合唱團」，並為他們編寫「芎林小調」，帶領他們到各地表演。
在戰爭期間，鄧雨賢因工作繁忙，全心投入教育，反而疏忽自己的健康，加上戰時物資匱乏，和吸煙的習慣，終於未能挨過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後一年，「春風」還沒望到，就在1944年6月12日，因肺病和心臟病併發而病逝竹東，享年38歲，與西洋音樂家福斯特和孟德爾頌同齡而逝。
鄧雨賢的作品凝聚了台灣人民的心聲，也是台灣文化光輝的象徵。就像法國有香頌、德國有舒伯特的藝術歌曲、義大利有歌劇詠嘆調、奧國有史特勞斯圓舞曲、美國有福斯特，我們台灣也有多彩多姿的台灣民謠；而鄧雨賢無疑是台灣民謠作曲家中，最令人尊敬與懷念的一位。
矗立在龍潭大池旁的鄧雨賢塑像，略顯斑駁。（劉明堂攝）
（本文轉載自7月1日出刊《民報文化雜誌》第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