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3「反紅媒運動」之後，執政黨為了防衛民主台灣，開始補破網，國會通過國安法修訂，並且朝向「中共代理人」開刀，希望制訂一套可以公開透明的代理人制度，規範「紅色媒體」。反彈最大的當然是替紅色傳媒張目或護航學者，和一干藍營政客。其中，總統候選人朱立倫說，這是「綠色恐怖」，堪比白色恐怖。我不禁要問，「老朱，你懂得白色恐怖嗎？」
7月9日，紅色媒體「中國台灣網」刊登一則消息稱「蔡英文霸道拔管，明年大家拔菜」，總統府說，「這則很明顯的假訊息，在紅色媒體刊登後，立即被23個台灣網路媒體全文轉載刊登，可見紅色媒體滲透嚴重，通過代理人制度予以規範有其必要」。
看到這則新聞，我必須說，生活在台灣是幸福的，只要上網，你可以看到很多紅色媒體新聞和評論，鳳凰網、多維網、人民網、新浪網、新華網，讓你看到飽，唯一條件就是你的腦袋必須夠清醒，有能力分辨真假是非。因為這些網站新聞從來不罵共產黨，只會歌功頌德，老共好棒棒、台灣很糟糕，文字的煽動性更厲害，你只要稍微不慎，就會落入洗腦圈套。
過去，威權統治下的「白恐時代」，國民黨基於恐共防共、保護政權，台灣人民則付出失去言論自由的代價。我還記的高中時代，對中國現狀感到興趣，為了知道中國現況，唯一途徑就是到「美國在台新聞處」，閱讀「時代雜誌」或「新聞周刊」，這類雜誌偶而會出現中國的報導，進口到台灣，必須先到警總報到，接受審查，很多敏感地方還還被以墨汁塗黑，尤其是老共高幹的臉部，塗黑最多，掩耳盜鈴，就是「白恐時代」言論管制的象徵，不知道老朱是否有這樣的經驗？
台人付出龐大代價爭取言論自由
中國被老共赤化後，千辛萬苦被老蔣弄到台灣的一代大儒胡適，最看重言論自由，1952年，胡適回台灣述職，面對老蔣接見時，侃侃而談說，「台灣現在實在沒有言論自由，第一、沒人敢罵彭孟緝；第二、沒人敢罵蔣經國；第三、無人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盡在不言中」，這句話語帶相關，台灣社會寂靜無聲絕不是好現象，老蔣聽了怒在心中，卻忍了下來，後來的歷史評論說，「在威權時代，只有胡適有言論自由」。
1949年年底，雷震辦了「自由中國」雜誌，胡適掛名發行人，第四卷11期刊登了一篇好文章，「政府不可誘民入罪」，談論白恐時代的警總如何設下陷阱、逮捕人民。此文刊登後，胡適大讚是好文章；但是第四卷12期卻刊登了一篇「論經濟管制的必要」，背離「自由中國」雜誌開放經濟自由的宗旨，胡適一看大為光火，直接寫信給雷震，要求拿下發行人的頭銜，後來雷震對他解釋，因為「誘民入罪」一文得罪警總，政府揚言要抓人，雜誌社為了息事寧人，只好再登一文「經濟管制的必要」作為彌補。對胡適來說，當然是奇恥大辱，即便發行人只是掛名，最後，胡適還是不願意擔任發行人。這是後話，胡適喜歡引用宋朝大儒范仲淹的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他說，一個進步文明的國家政府，應該鼓勵人民說真話。
1960年，雷震還是因為組織反對黨，被老蔣羅織罪名關進大牢，包括「自由中國」的傅正、劉子英、馬之嘯也同時入獄，「自由中國」被迫停刊。當時，胡適在美國，聽到噩耗傳來，說了一句話，「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適寫信給陳誠，希望可以營救雷震，卻沒有成功。年底，胡適回到台灣，到監獄探視雷震，寫下一首詩，「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暄，到的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台灣的溪水可以出前村，一直要等到兩位蔣先生蒙主寵召，台灣的言論自由才出現轉機，但是台灣人已經付出龐大的代價。
後人曾經批判胡適不敢營救雷震，事實並非如此。胡適回台後，老蔣答應見他，但是，旁邊幕僚開出一個條件：見了面，不可以談雷震案，胡適也同意。但是在談話中，老蔣不斷追問，要胡適說一說外國對台灣狀況的理解，胡適不願說，後來只好說「政府逮捕雷震，給外國人不好的觀感」，老蔣生氣說，「你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政府」。從此，胡適到中研院後，埋首古籍，不再談論政治。（詳見白吉庵所寫《胡適：真實的為我》」
紅色滲透源於兩岸的不公平交流
防範紅色滲透，其實無關言論自由，台灣各路傳媒批判政府或總統，總是不曾間斷，台灣有沒有言論自由，絕非一人可以下定論。但是，真正的問題核心並非紅色滲透，而是不公平的中台交流，因為，只要公平，就不會有滲透問題。
川普指責老共只有准許「美國之音」在中國，但是紅色媒體在美國，或利用併購或直營數百個，這是明顯不對等。7月10日，北京發行的「財經見聞網」，因為多數文章翻譯美國「彭博新聞」，文章及評論對中國經濟不利，立刻遭受斷網整頓，可見一般。
同樣的，中國紅色傳媒在台灣登堂入室，宣揚共產思想偉大，卻不准宣揚自由民主人權的台灣媒體進入中國，如果把媒體當作認知作戰一環，你可以打我，我不能還手，這也很顯然是不公平比賽，要嘛學習東西德國統一之前的資訊交流，全部開放，不設限，禮尚往來，也就沒有紅色滲透的質疑了，大家一起來互相洗腦，誰怕誰？
只會站在紅色媒體立場，批判政府搞「綠色恐怖」，很顯然，朱立倫並不懂甚麼叫著「白色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