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門母親群體」, 六四前夕在海外「中國人權」（hrichina.org）網站，發表一篇128位六四罹難家屬連署的《六四慘案28周年祭文》。祭文內容指出，1989年的「六四」慘案，並非政府行為失當，而是政府對人民的犯行，因此必須就六四事件公布真相，並進行重新評價。祭文主要內容如下：
隨著歲月流逝，時光不再，我們這些遇難者親屬二十八年來，內心始終掙扎在失去親人的悲痛之中！我們所有人，包括傷殘者，只要活著，都是當年那場血腥慘案的見證人！
二十八年了，我們始終在捍衛死者尊嚴，為遇難者討還公道的道路上艱難行進，這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艱難險阻，阻擾重重。
二十八年了，我們歷經苦難，當年失去孩子的父母親們正在逐漸老去，很多人體弱多病。罹難者家屬們見面之際，總是彼此道一句珍重，希望來年還會再見。每個人心裡都明白，我們未來的時間不多了，但是大家仍抱著共同願望：「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為『六四』正名，為無辜罹難者恢復名譽，還中國大地一個朗朗乾坤，我們可以告慰那些死去的親人們！」
二十八年了，天安門母親群體中已經有48位難屬永遠離開了我們。
特別需要提到一位，今年4月因肝癌剛剛離世的受難家屬徐珏女士，她是一位堅強與疾病抗爭的勇士，一位視專業如生命的優秀地質工作者；也是一位歷經磨難，飽受創傷的受難母親。世界上的所有生命都離不開母愛，母愛是生命的源泉，母愛是不分種族、國界的最高尚、最無私的愛！自己的孩子死於六四，對於一個母親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
徐珏女士曾在追憶文章中寫到，失去兒子的巨大痛苦：她的兒子一夜未歸，不知身在何處，她一家醫院，一家醫院尋找、打聽。在復興醫院，她看到許多屍體，因為沒有地方存放，就一排排停在自行車車棚裡。她在車棚門前貼的死者名單中尋找自己孩子的名字，第一個名字就是她的兒子「吳向東」。她一下子癱軟在地，最終還是好心的路人將她送回家裡。最初幾年，每逢祭日她就會抱著兒子生前養的小貓，在其遇難地點「木樨地」橋前徘徊，一聲聲呼喚兒子的名字，希望逝者的亡魂能夠聽到。動物有靈，就連懷中的小貓好像也知道在尋找自己的小主人，喵喵地不停叫……
一個喪失人性的政府；一個權力肆意膨脹、無視憲法、無視民意的政府，製造了這椿曠世慘案！無數家庭從此籠罩在巨大痛苦中無由解脫。我們找到的202位遇難者，只是少數，究竟還有多少人在六四慘案罹難，姓什名誰？無人知曉。
身為中國公民，受中國憲法的保護，我們有權利就六四慘案失去親人，提出我們的申訴。我們不能接受政府將學生愛國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並以「平暴」為理由，在首都北京街頭動用機槍、坦克，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我們也不能接受政府將六四定性為「政治風波」，這只是（中共）政府單方面替自己的屠殺暴行，推卸責任。政府的強詞與推脫，不能掩蓋烙在地上的血痕。
1995年5月，「天安門母親」部分難屬站出來，以群體名義展開第一次聯署，主要成員包括丁子霖、張先玲、李雪文、周淑莊、徐珏等27名遇難者母親，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出公開信，要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成專門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對整個事件進行獨立、公正調查，以昭事件真相。
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今年她們將一如往年，向政府提出三項訴求：1.公佈真相；2.公佈死難者名單；3.依法向罹難者家屬做出賠償；然而至今都沒有得到中共當局答覆。張先玲並表示，我們已經有40多人去世了，但我們後繼有人；雖然過四十多名家屬，至今死不瞑目。徐珏在病重時候，曾經給我發過一封短信，她說感覺自己等不到勝利的那一天，卻相信勝利的一刻終將到來，希望你們大家多保重。徐玨還指出，活著的難屬都須擔負起責任，敦促政府公佈六四真相，追究屠城責任。
陳大偉（David Chen）28年前是大連海事學院航海系四年級學生，如同其它地方的學生一樣，對當時北京大專院校學生提出的「反官倒」（讓貪官倒臺）心有同感，於是擠上火車趕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參加那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28年之後，陳大偉首次取出當年他在廣場拍攝的部分照片（總共29張），授權《紐約時報》刊登。
紐約時報6月2日的報導指出，陳大偉2011年間準備前往美國發展，他把這些冒著生命危險，珍藏的底片拿出來做成電子檔。2012年陳大偉如願移民美國：5年後，他透過紐約時報中文網，公開當年在廣場上拍下的照片。他說，28年過去了，這些事情應該讓世人知道。但因為擔心招惹中國政府，會給還在中國的家人添麻煩，陳大偉不願公開他的中文真實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