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踏入臨床習醫開始，心中總有個「良醫」的典型，作為自己努力的目標：抽絲剝繭地病史詢問、鉅細靡遺地理學檢查、不計名利地走入偏鄉。我的生涯規劃選擇了神經科，理由是浪漫的，據聞神經科是當醫院停電時，還可以繼續看病的專科，因為憑藉病史、觀察、聽診器、叩診錘，十之八九可以達成合理的診斷。從實習以來的二十年行醫也都是在花東，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自己朝向「良醫典型」的追求。二十年來，醫學知識累進的速度驚人，疾病的診斷與治療科技一日千里，無論醫學教育再怎麼強調一般醫學的重要，所有專科其實都更為次專科化，甚至一般醫學的本身，都成了一門專科。猶記當年老一輩的醫生還批評我們這一代的訓練不夠紮實，因為他們以前都自己做抹片染色看血球；到了今日，現代化的檢驗項目何其繁雜，即使是站在第一線看病的醫生，也不可能熟悉所有原理，更何況動手自己做。我不禁對自己曾經憧憬的那種「從頭到尾靠自己」的、個人英雄式的「良醫典型」感到懷疑，以下我想用三個事例來重新思考，究竟我們看重的，是醫生個人的浪漫情懷，還是病人的健康福祉？
一、一次性的義診：我們經常聽聞，某某醫院團隊又到了某某偏鄉進行義診，醫生護士熱情地為在地的居民看診，醫學生也都親臨現場，一整天下來，大家帶著滿滿的感動，居民也十分感謝醫療團隊的造訪，最後圓滿結束。事實上，這樣的一次性義診到底幫忙解決了多少醫療問題呢？首先，義診醫療成員的背景，多數是長年在大型醫院高度分工的專科醫師，而非熟悉基層文化的家庭醫學科醫師，有些甚至長年不在第一線檢查病人，其實並不適合處理一般性醫學問題；再者，義診當下遇到的病人主訴，也許不見得要動用貴重的儀器設備，但經常需要一段時間追蹤才能判斷，就算這位義診的醫生經驗非常豐富，病人的治療也需要一段時間追蹤，以確保診斷正確以及治療成功。在醫院的看診系統裡，可以查詢病患過去的檢查與用藥紀錄的情況下，我們還是需要相當時間的觀察，才有一些把握，因此我實在很難想像，要如何在一次性的義診中，就能做出令人放心的診斷；第三，義診的誤診該如何究責呢？正常的醫院體系下，同時有醫師、藥師、護理師、醫檢師、放射師等等層層把關，也都難免發生錯誤，醫療行為總是暗藏不確定性，但是至少在現行體系下，病人方有機會獲得救濟，醫療方也能從中檢討避免再次發生，也就是符合「當責」（accountability）的實踐。但是一次性的義診，並沒有系統性蒐集當中醫療行為的細節，結果無論是好是壞，都難以究責，我們甚至可以說，一次性的義診為病人帶來的是更多醫療風險。
二、數十年如一日的老醫生：新聞報導，年過九十的小鎮醫師，仍不忘初衷，在地方上為病患服務，數十年如一日的溫馨故事。情感上，我們會因為老醫生的堅持而感佩，我們也相信，對病患有自小到大的了解、家族特性的了解、以及生活環境的了解，都有助於病情判斷。雖然現代高齡又活躍的老人越來越多，但是過了八十歲、八十五甚至九十的年齡，獨自一人，沒有電腦化的病歷管理，沒有清楚的藥物配給系統，沒有充足醫技護理人員後援，這樣的行醫模式，真的是年輕醫生應該學習的典範嗎？且不論他個人健康是否能夠駕馭，這樣的行醫模式，真的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嗎？這讓我回憶起在教學醫院裡，也有非常年邁資深的醫師，幾乎是我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即使拄著拐杖，甚至需要助理陪同上下電梯照顧安全，也堅持要看診。這樣的堅持，在我看來，已經不再是以病人福祉為優先的堅持了。體力上與腦力上我們都有極限，從老人的觀點看，一直維持正常的工作習慣的確有益身心，但是從病人的觀點看，我不確定這樣的行醫模式是令人放心的。今年一月的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就有耶魯大學發表的一篇短文，為141位七十歲以上仍在執業的醫師作認知篩檢，發現13%已有明顯的認知障礙，不適合繼續行醫，卻從未發覺。以台灣的民情，我想沒有人敢驚動這樣敏感的神經，因為能夠做出這樣決策的人，通常是醫療體系最高管理者，卻也同樣是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對於這樣的老醫生們，我們不忍苛責，但是這種懷舊式的醫療行為，也應該受到醫療同儕的監督，才能保障病人的安全。
三、單靠徒手的理學檢查：記得以前聽過一位南部的基層醫師，精熟徒手的理學檢查，他曾自述巧妙地叩診，測度肝臟有幾個指幅長，並且聽音辨位，找到肝膿瘍的位置，一針見膿，有如神技。剛進入臨床時，資深的老師教導，不論病人是甚麼主訴，都要做好完整的理學檢查，也一定要包括肛門指診。我當時抱著《DeGowin’s Diagnostic Examination》一書，自我期許要好好練就這個基本功。如今我對於照顧神經科疾患，已有相當的年資，也處理過合併有心臟、肝臟或腸胃的問題，但是我到了病床前，若不是腸胃的問題住院，肛門指診實在難以啟齒；而對於叩診肝臟找到肝膿瘍、聽細微的心雜音、用手電筒觀察頸靜脈的起伏波型等，我依然沒有甚麼信心。當然我也不認為磨練徒手檢查就能超越超音波，換句話說，現在超音波的角色，其實就是過去的聽診器罷了，有更好卻不昂貴的工具，我們就應該更快適應新的工具，讓病患在更舒適的狀況下得到正確診斷，而不需要把自己高強的技藝建立在病人誤診的風險上。過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內科教授Philip Tumulty，於1970年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一篇文章「What is a clinician and what does he do?」寫道：「去爭論病史詢問比理學檢查重要，或是理學檢查比影像掃描重要，是一件愚蠢的事。有關病情關鍵的資料，可以用任何方式呈現，真正的好醫生是為求事實，而不放棄任何可能的線索。」過去那些神乎其技，其實是不得已的存在，如果醫生真正在乎病人的福祉，他會在身旁有限的資源裡選擇一個對病人最好的，而不是選可以讓別人覺得他最厲害的。
不可諱言，我對於能夠不計功名、數十年如一日、雖千萬人吾往矣、俠骨柔情式的「良醫典型」，依舊心生孺慕與崇敬，但是孺慕與崇敬之餘，我也很清楚自己的偏見，過去醫生個人的浪漫行醫，其實潛藏許多必然會發生的錯誤，但是受限於我們後人能夠追溯的視角與材料，現在所知道的，都是篩選後的成功事蹟罷了。我們其實不曉得，那次的義診做了多少錯誤的診斷，老醫生開錯了多少次藥，那位妙手神醫又扎錯了幾次肝膿瘍而造成致命的意外。時空背景已經不同，醫生個人的浪漫情懷，不該高過對於病人健康福祉的維護，畢竟現代的社會裡，早就沒有什麼是屬於一個人的成功了。
※本文轉載自：元氣網醫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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