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南京見蔣介石 228事件成為心中的一個永遠之痛
1946年八月陳逸松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7年五月時赴南京參加國民參政會開會，口述歷史中記錄了這一段話：（1947年5月）⋯⋯坐船出發，船上與羅萬俥不停討論，見到（蔣介石）委員長要如何如何⋯⋯我們談到要將228實情向委員長報告，不要再繼續抓人。（到南京後）我們要去見蔣。228以後，國民黨還在抓人，地方是抓到就打死，我和羅萬俥討論，無論如何要中央一定得停止屠殺。施江南的女兒（那時就讀第一女中）寫一封信要找她父親，文章寫得很好，我一直放在口袋裡，直到和蔣吃過飯後親自交給他，我說：「請你看，這女孩的父親是醫生，醫生怎麼可能會做出叛亂的事？被抓之後，現在連屍體都不知何處，他太太去汐止找，（但那裡）屍體都模糊不清。他女兒現在要找他，請委員長為她們設法。」蔣回答：「好的，好的。」然後一個表情示意（隨從立即走來），威嚴十足的說：「快辦！」不久，江南嫂就接獲一公文，是警備總司令部發下的：「228事件未捕到施江南一員。」我也接到一公文：「你向委員長提到之施江南，查無此人。」他說查無此人，你還有何辦法？
在與蔣談話中，也曾談到物價高漲、民生困苦。我對他說：「不是台灣人愛做日本人，是清廷戰敗把台灣人給犧牲了。台灣是戰敗的犧牲品，他們現在回來了，你要當他是自己人回來，這談不上是什麼恩惠的。」
（在南京時，陳逸松還設法見了李宗仁）我們坐談了幾個鐘頭，李宗仁堅持是台灣人受日本煽動。所以不只蔣介石這樣認為，白崇禧（陳逸松3月份在台北見到過白崇禧）也這樣認為。所以，我推想，陳儀為了要隱藏自己的過失，就把責任推給日本人，說台灣人都是愚民，受日本人煽動，才會反祖國。我看南京國民黨政府以此處理228事件，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不改變。
我常跟一些外省朋友說：「這件事一定要向台灣人道歉，不可能是十萬個日本軍人在煽動，1947年時半個日本軍人也沒有啊！」我說國民政府沒有出現過偉大的政治家，否則承認錯誤，說那就是我們先人的不是，現在道歉，也不會受攻擊，這不是很好嗎？他們就是沒這個膽量。
多年後，陳逸松回憶起這一段歷史，深感由於日本戰時的新聞封鎖和民族壓迫，使得當時的台灣菁英對國民黨政府的印象停留在蔣渭水時代孫文革命時期的形象，過分理想化，沒有任何自我保護意識，當時在台的日本軍隊曾想將武器交接給三青團，被陳逸松拒絕了。他不禁自問：如果當時接收了武器，台灣人有較好的自衛組織，是否228就不至於發生？或至少會讓國府接收人員有所忌憚，行為收斂一些？這是他心中的一個永遠之痛，一個始終無解的疑問。
藉由參選台北市長 培養政治與台灣民主化運動的人才
228的經驗，促成了陳逸松在1964年時決定出面競選台北市長，其實這時他已脫離政治圈10餘年。但在1964年1月27日，法國承認中共，與台灣斷交，這讓陳逸松感到台灣又要面臨一個大的變局，國民黨政府被孤立起來，說不定又會再次大逃亡，這樣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可能再度損失慘重。台灣人沒有組織，沒有行政能力，將會像在228時一樣，完全沒有能力保護自己，任人宰割。所以他想到必須參選市長，即使失敗，也可藉機訓練、組織一些人。他決定參選之前，詢問過高玉樹是否會參選，高玉樹告知沒有計劃參選，於是他就前往登記了。其後雖然由於高玉樹還是參選了，陳逸松競選失敗，但對於他想培養一些政治人才的初衷而言，他還是達到目的。當時替他助選的一些大學生、監票員，後來都在台灣民主化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28時，陳逸松出面組織228處理委員會，事變後原被列入通緝名單中的第二名，由於陳達元的救援，他倖免於難。但他喪失了無數好友，更有多名友人倉促逃離台灣，輾轉流亡於中國。他們後來在中國多次的政治鬥爭中遭到各式的磨難，文革時，外界並不知道中國實況，只知道這些人好久沒有音信。陳逸松1973年到中國後一一尋找他們，有幾位如謝雪紅、蔣時欽已經過世，有幾位如蘇新，下放在河南農村，由於陳逸松執意尋找，才調回北京。有幾位老友，由於長年在鬥爭中彼此發生矛盾，互不說話，不來往。陳逸松將他們找在一起，說：「我們從台灣就有那麼久的關係，台灣人在此也沒幾人，你們以前有何恩怨，我不知道，但大家都在甕內，其實情況不是太了解，舊日情感大家是真實的，今後大家要和好才好。」就這樣，大家才前嫌盡去，重敘舊情。
1967-68年陳逸松做了一次世界旅行，剛好見證了日本及歐美舖天蓋地的反戰運 動。他在東京看到母校東大幾乎停擺，校園為學生佔領，東大校門有名的「赤門」上貼著大大的標語：「造反有理 毛澤東萬歲！」，曾經被日人視為「清國奴」的中國人居然成了東大的門神！他心中頗有感觸。
台灣的年輕人在1968那個年代的反叛限於聽披頭四的歌，到牯嶺街蒐集禁書， 逃課，辦校園雜誌。到了1971年，台灣、香港留美學生發起的「保釣運動」讓 台灣的大學生們彷彿聽到春雷的蟄居動物，在威權統治、戒嚴法布下的重重白色霧霾裡聞到一絲春天的氣息，開始躍躍欲動起來。這時陳逸松的么女在台大外文系上一年級，有那麼一群從高中時期就經常一起的狐群狗黨朋友，分佈在幾個大學。
因「羊羹事件」被捕並遭國民黨特務監視 後獲出境許可遂赴美
1971年四月陳逸松因「羊羹事件」為國府逮捕，幸得到外電報導，以及陳達元暗中助力，數天後被釋放。由於「羊羹事件」，么女意外得到美國友人的協助（當時擔心「事件」還會繼續發酵，延燒到這些不安分的年輕人）拿到美國簽證，匆匆離台赴美。她打了幾個月工後，到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繼續學業，也剛好將美國與台灣的保釣運動進一步結合起來。這時還在台灣的陳逸松和么女的朋友們聯繫也多了起來，快65歲的陳逸松經常在家裡接待這批年輕人，也會到台大校園聽年輕人辦的演講。他還將陳家在新北投一棟獨院的大房子鑰匙交給年輕人利用。大家幾乎在那裡「作巢」，高談闊論，不用擔心外界的眼光和耳目。到了1973年2月，「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了，短暫的「台北之春」嘎然結束，有些朋友被逮捕，幸好大部分短期就放出來，但有的失去了工作或出國進修的機會，有的被迫轉行。到了今天，這批年紀也是65歲左右的當年「憤青」分佈在各個角落，有綠有藍，政、商、學、法、醫、金融界、媒體、廣告界都有踪影。大家共有一段珍貴的青春記憶，只是不知大家是否還未忘初衷？
羊羹事件後，陳逸松在台灣的日子在國民黨特務虎視眈眈之下已是異常難過，隔年1972年，原在日本主張台獨的陳逸松舊識邱永漢被國民黨策動回台，陳逸松情逼他去關說，讓陳可以出國，終於獲得出境許可。1972年八月陳逸松赴美路過日本時，應邀寫了一封信給中共，信中主要提到國民黨在台灣高壓統治的真相，並且問起多位228之後流亡中國的台灣左翼朋友，說：外界這麼多年 沒有他們的音信，這些人都是台灣優秀的菁英，希望你們能重用他們。這封信周恩來看到後，輾轉透過在聯合國工作的郭松棻向陳逸松發出邀請，希望他到中國看看。
受周恩來邀請 至中國擔任人大常委並參與修憲
1973年4月陳逸松經過巴黎、巴基斯坦進入中國，到北京與周恩來會晤。兩人長談了數次。陳逸松回憶：第一次見面，我問周恩來：「你們說解放台灣是什麼意思？」周說：「解放台灣就是讓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意思。」我問他：「當家作主是什麼意思？」他說：「當家作主就是台灣的事務以你們台灣人作主，以大多數台灣人的意見為意見。所以以後要如何解放，台灣要如何管理，要和台灣人商量。」他這話說得很清楚，當時也有記錄。我還和他說:「你說台獨是帝國主義走狗不對， 因為台獨明明就是國民黨生出來的，不是帝國主義叫他做的。我看你們不要這樣說，這會讓台灣人心不服。」他說：「我和你約定，自今天4月17日起，我周恩來不會再講這句話，如果有，你可以來責怪我⋯⋯」果然，我留意過，自那時起到他辭世為止，他和他下面的人確實沒有再講過這句話。
1973年九月結束在中國各地的參訪後，陳逸松原準備返回美國，周恩來卻派人在他回北京當晚到旅館和他說，誠摯希望他能留下來，擔任人大常委，參與修憲，並答應讓他來去自如。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大學已十年以上沒有法律系，憲法則是在 1954年革命成功初期擬定的「五四憲法」，可說頗不完備、百廢待舉。陳逸松心想這倒是件他力所能及，而且非常需要進行的事，雖然這樣他必定會遭到國民黨抹黑，也會遭到台獨友人的誤解，但他可以代表台灣人民的利益參與新中國的事務，協助中國在「法治」的路途上前行一步，間接也協助建立兩岸最終和解的基礎，這是件應該做的事，就決定留了下來。其後直至1983年他以人大常委身份參與修憲，並著重修訂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幾經爭取，明訂了「逮捕犯罪嫌疑人後24小時內必須通知家人」、「人民法院必須保證被告獲得律師辯護」、「除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三個機構外，任何機關不得逮人」、「死刑犯不得示眾」等人身保護及人道條款。但他念念在茲的「罪刑法定主義」，要將「罪」與「刑」在法律上作明文規定，這項原則直至1997年 10月才寫進法條。1983年他轉任政協常委，離開中國至美國定居，至1993年卸任，這段期間他主要以書面對中國的修法提出建議。
由於陳逸松直言、敢言的性格，據說周恩來過世前曾特別吩咐：「要保護陳逸松」，他辭世紀念會開過後沒幾天，鄧穎超就特地到陳逸松住宿的地方回訪，也象徵性地傳達了這個信息。因此之故，陳逸松在中國的幾年當中得以他的特殊身份協助許多台籍人士，也能言人所不敢言，雖然不一定有用，譬如1981年葉劍英發表的「對台灣同胞的講話」，人稱「葉九條」向國民黨喊話的文告，當中只強調願與國民黨當局對等談判，卻忽略了台灣人民的意見，陳逸松曾明確表示不滿，口述錄音帶中，他曾因此對鄧穎超這麼說：「你們說台灣現在為國民黨控制，國民黨有軍力，所以要以國民黨為談判對象，但當年你們在延安有五十萬人，國民黨有五百萬人，你們那時為何不投降？」
時局、世界均在變動中 唯有對社會公義、民主、法治的追求與信念是不變的
口述歷史中，陳逸松對於左翼、共產黨、社會民主主義、知識分子、民主、法治有這樣的看法：
我到八十幾歲，想了想，這些給你們參考，社會運動是這樣的，左翼可當作是刺激社會前進的力量，但左翼往往理論至上，沒有人情味，會使溫和的人灰心，不想再做，但左翼到後來自己對社會改造也沒有辦法。一開始有理想，像蘇聯剛革命過後，好像充滿了希望，漸漸就會變質。我對共產黨人是同情的，他們的起心是站在弱勢的立場尋求解放，抓他們我也反對，很願意去幫助他們，也冒過生命危險幫過他們，不過共產黨主張的那些事情，依我看，很難實現。那些站在人道主義立場想來實現社會主義的人，共產黨說他們是「反動」，當他們是敵人。依我看，站在人道主義立場的，不是反動，那才是真正的進步。到今天，看來第三國際是失敗了，第二國際是對的，現代北歐、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起頭都來自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就是認識到整個社會是一個整體，要有一個機制讓弱勢的人有尊嚴，有機會。社會要有公平正義，但經濟上要有一定的自由度、保有 活力，生產力才能進步，民生才能改善，政治上則要有民主、法治、政黨 政治。
我還認為「知識分子」不是一種階級，知識分子是每一個階級的精英分子，知識分子不管在哪一個階層，都應該領導其階層，向全人類進步的方向前進，這才是知識分子。這也是我年青時在「新人會」體會到的一種知識分子的精神。
我認為不管是中國還是台灣，都一定要「法治」和「民主」，從我的經驗來看，兩者不可分離去想，兩者要同時去想，若無民意基礎，我認為那不是法律，也不是說以民意為基礎的法律就都是好，但人類今日所能做的也只有如此。法律的解釋要有民主之立場，民主的實施要有法律之規範，民主和法治如車之兩輪一樣，缺一不可。所有的「主義」，到後來都是一個「殼」，都不免變質，兩黨政治之所以有必要就在此。中國和台灣都應該分頭去努力實行法治與民主，有朝一日，雙方就有很好的基礎可以對話。這也是我那幾年留在中國的主要原因，就是要以民主、法治，改善十億人民的生活為目的而去的。能做多少是多少。
陳逸松一生的經歷，一方面結合了台灣這個島嶼的地緣歷史，一方面則投身於時代的波濤中，力圖主導自己作為一個台灣人知識分子的行進方向。他在每個歷史的轉折點，作出自己的判斷，做他認為是對的事，有所為、有所不為，時局、世界均在變動中，唯有他對社會公義、民主、法治的追求與信念是不變的，以及他從「新人會」承襲下來的、以世界公民的胸懷與觀點去牽掛台灣的心也是不變的。
後記：本文多處參考陳逸松口述、林忠勝撰述、吳君瑩記錄的《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前衛出版社)及曾健民撰述的「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聯經出版社），在此特向幾位作者致最大敬意及謝意。文中也直接參考了口述歷史錄音帶的內容，口述歷史錄音帶原檔現珍藏在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記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台史所也有一份記錄。
註釋：(1)有關「噍吧哖」（西來庵事件）及余清芳與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的交往，以及降筆會的事蹟，主要參考邱士杰《1924 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及郭譽孚有關「噍吧哖事件」的網路論述。(2)降筆會戒鴉片人數，參考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Acta Neurologica Taiwanica 》17:1 2008.03[民 97.03]頁 6673〈杜聰明與早期民間戒菸運動和鴉片癮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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