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擬國民法官審判的問題

2018年一開始，司法院公布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以作為地方法院辦理模擬審判的基準，算是為「國民法官」制度之建立，邁入新的里程碑。而因合議庭的組成，乃是由六位國民法官與三位專職法官，一同決定有罪與否及量刑多少，則在平民人數多過法官下，似能實踐司法民主化的精神。惟藉由模擬審判，果真能得出如此的結果？

根據司法院規劃，針對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故意犯罪致人於死之罪，必須由三位專職法官與六位由平民選出的國民法官，共同組合議庭為審理。而國民法官不僅與三位法官同列，於審判過程中，更可直接訊問被告、證人、鑑定人或被害人。而於言詞辯論後，進入評議程序，國民法官亦與專職法官，同有決定犯罪與否與量刑之權力。若比之於陪審制度，陪審員僅能為有罪與否的判斷，而不能參與量刑，國民法官似乎有較大的權力，似更接近司法民主化之目的。

惟若進一步觀察草案內容，於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的案件裡，檢察官起訴時，不允許將相關卷證併送法院，此在日本稱為起訴狀一本（張）主義，目的當然在防止法官有先入為主觀念「未審先判」。但於未來，此制度若僅適用於國民參審、而不適用於其他案件，就必產生一國兩制之疑義。

其次，根據草案內容，國民法官不能參與正式審判前的準備程序，這雖然是防止偏見所必然，但因此階段，仍是由合議庭的受命法官所主持，則其是否可能產生預斷、是否因此擁有先行瞭解案情之優勢，就易與國民法官產生資訊認知的「不對等」。

而於審判過程中，國民法官形式上，雖有與法官相同之權力，但在遇有證據能否提出於法庭或證據調查必要性與否之爭議時，其決定就完全專屬於三位專職法官。雖然，審判長仍可裁准國民法官在場聽取，卻更像是種恩賜，致形成決定權力的不對等，也易有國民法官只能看到經「篩選」的證據之危險。

至於來到了評議階段，根據草案內容，認定被告有罪，必須採取三分之二，即至少六票的多數決，否則，皆須以無罪為終，而於量刑評議，則採過半數決，凡此設計，看似票票等值，實則不然。因此多數決裡，至少要有一票是專職法官所投，才符合此等門檻，就使國民法官的人數優勢，因此被稀釋。這雖是在防止國民法官的爆衝，所為的攔阻機制，卻又形成評決權的不對等。

也因此，看似有權決定被告有罪與否，與量刑多寡的國民法官，卻於草案內容裡，處處受到專職法官的箝制。這也代表，具有法律與資訊優勢的法官，就有可能隨時介入與指導國民法官，該如何判斷、該如何判決，就可能造成國民法官於人數占優勢、權力卻處劣勢的窘境。

事實上，從今年辦理第一場國民法官模擬審判的台北地院來說，法官對於犯罪成立與否，實已暴露出國民法官與專職法官不對等的現象。尤其在我國刑法，就殺人未遂、普通傷害致重傷、重傷罪，三者於客觀完全相同，差別僅在「主觀犯意」，只是此等存在內心的犯意，到底如何判斷，勢必成為問題。

惟在法官擁有法律解釋權，與專業優勢下，國民法官就可能完全被引導，原本要制衡法官恣意的目的，恐因此喪失。更受質疑的是，目前模擬審判，乃採取自願報名，這不僅使可以候選的國民法官，受到數量限制，也肯定無法反應法院管轄範圍的人口比例。

總之，國民法官制度，到底是在落實司法民主化，抑或與觀審制僅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恐皆有待縝密性的思考，與開放性的討論來達成共識，而非可由司法院所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