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英國把香港移交給中國統治。中國共產黨的禍害從「蔓延」階段進入了「爆發」階段，「赤的疑惑」變成了「赤的衝擊」。效忠中國共產黨的解放軍進駐香港。殖民者從崇尚文明、自由、人權、法治的英國政府，變成了崇尚流氓、暴力、謊言、獨裁、專制、人治的中國政府。
易幟初期，香港人的政治權利依舊闕如，自主意識依舊薄弱，大多抱持著觀望、忍耐、接受、和諧、賺錢的人生態度。客觀上，香港的經濟命脈、文化傳統、自由人權、司法獨立、傳媒監督，儼如鏡花水月，搖搖欲墜。中共政權威脅至大，架刀在頸，隨時揮斬。然而，在政權更迭之初，大部分香港人還沒有這種覺悟。
如果運用先前文章的詞彙來分析，香港人其實早已擁有「文化身分認同」（個人對於外在客觀生活事物、語言、文字、話題、文藝、娛樂、教育、知識、價值觀念的主觀認同）以及「族群身分認同」（個人認同那些生活在同一社會的其他人跟自己分享上述重疊的文化面貌與集體記憶，跟自己屬於同一類人）。這是香港人百多年來不斷傳承、吐故納新、逐漸演進的文化成果。然而，香港人對於自己的「政治身分認同」（個人認同自己跟同一族群是政治生活的生命共同體，應該擁有一套獨立的政治制度，保護族群人權與文化發展），至少在1997年政權移交之後一段時間內，還是相對薄弱。這種情況要在2008年後才逐步轉變。這是後話。
一、震盪期（1997-2003）
1997至2003年，中共政權處理香港管治問題，採取比較懷柔的政策與態度，目的顯然是為了做個樣板給國際社會和對岸的台灣人看，同時又希望先觀察一段時間後，再謀定而後動。目前坊間一般認為：至少在表面上，行政長官董建華（他從來沒有香港人民主授權，只是由共產黨操控的小圈子欽點出來）似乎可以自行決定香港大小政務；除了1999年人大常委會針對居港權問題「釋法」引起香港司法獨立與法治危機之外，大致上香港人還是能在經濟跌宕起伏中（包括1997年金融風暴、八萬五建屋計畫及負資產浪潮、千禧年科網股爆破風暴等）照常過日子，既沒有發起大規模示威抗爭，也沒有推動民主普選的進取政治行動，彷彿一切事情皆無所謂；大部分香港人依舊被動、冷漠，在動物農莊裡勞碌地生活著。
以上說法雖然反映出一個大概的客觀輪廓，但卻忽視了許多重要的歷史細節。如果大家冷靜考察這些細節，即可知董建華的統治手法，跟港英時代港督的統治手法截然不同。
董建華是中國獨裁者江澤民欽點的首任特首。旁邊有地下黨員葉國華充當董建華的「顧問」，實際上就是中共指示的傳話人和中共委派的監督者。由始至終，董建華只是一個滿腦子想法多多但卻唯命是從的傀儡，既不是「老好人」，也不是「老懵董」。此外，香港官場也變得深受講究關係和小圈子的華人劣質文化影響，結黨營私，勾心鬥角，逢迎獻媚，逐漸普泛。董建華難辭其咎。
1999年涉及大陸人非婚生子女香港居留權的終審法院吳嘉玲案判決，觸發中國人大常委會首次釋法，衝擊香港司法獨立，董建華正是逢迎中共的幫凶。此外，易幟初期，香港政府公務員黃河生、單羅玉蓮弊案接二連三。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涉嫌偏袒胡仙而藉口公眾利益而不予起訴。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面對H5N1禽流感疫情而前倨後恭，應變無能，最後瘋狂殺雞。新香港國際機場因電腦及行李系統失靈而嚴重打擊貨運及香港國際形象。亞太金融風暴後，香港經濟持續衰退，樓市瀕臨崩潰，董建華政府卻束手無策。董建華推出八萬五建屋計畫，最後導致樓價急降，許多香港業主淪為「負資產」人士，倒閉及裁員情形令人憂慮，結構性失業及開工不足問題持續湧現。根據最近郭文貴爆料，董建華曾經秘密要求中共中央派遣中國國安人員駐港，如果屬實，他根本就是「港奸」無疑。
除此之外，董建華於1999年廢除了兩個市政局，導致民主派政黨失去培養政治人物的平台以及議員薪津，只剩下區議會及立法會兩層局部民選的政治機制。董建華更加清除了他的頭號政治障礙：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董建華提倡母語教育，企圖耗費鉅額公帑爭取2006年亞洲運動會主辦權，企圖委派中國銀行的盧重興出任機場管理局主席，企圖安插梁振英出任市區重建局主席，全是精心策劃把香港推向衰敗之舉。董建華還縱容中聯辦主任王鳳超公開批評有線電視對呂秀蓮的新聞專訪，更縱容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助理路祥安通過鄭耀宗（香港大學校長）及黃紹倫（副校長）向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博士施壓，生怕自己低民望的事實被公諸於眾。
在清除了陳方安生之後，董建華更加著手把行政會議貶為諮詢機構，獨攬大權，然後架空公務員體系，推動所謂高官問責制，亦即以不定期合約的方式，委派空降的親信成為局長，宰制與架空原本以常任秘書長為首的政務官體系。高級政務官面對頭上異類，升遷封頂，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港英時代遺留下來的優秀文官體制瀕臨崩潰。
官商勾結，地產霸權，更是董建華施政的一大污點。董建華運用手上政治權力，把商業利益向個別財團大幅傾斜。他以發展資訊科技產業為名，興建位於薄扶林的數碼港，未經招標把開發權授予由富商李嘉誠次子李澤楷控制的盈科招展；之後地產項目貝沙灣落成，產業園區變成富豪圈地，涉嫌利益輸送。此外，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監管不力，引發仙股事件，股票市場出現低價股恐慌性拋售。再者，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更在宣佈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前購買新車，涉嫌利益衝突以謀私利，被迫辭職。但高官們吃相難看，人盡皆知。
經歷上述多輪擾亂之後，香港人積怨加厚，但卻尚未發難。香港人普遍執生、食腦、貪婪、冷漠、自私、息事寧人、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文化陋習，在1997年7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這段期間，幾近表露無遺。立法會內沒有任何有效抗爭，街頭示威寥寥可數。董建華已登特首位，再置殺人刀，滿以為胸有成竹。他接受中共中央的最高指令，丟出一顆政治震撼彈：為《基本法》第23條「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立法，亦即為「以言入罪、禁止反黨」籌備好「統治工具」。中國政權希望藉此一擊即中，企圖從「制度」層面，全面粉碎香港人的人權、自由、法治的基石：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表見自由。中共的算盤是：只要「制度」一旦崩塌，香港人的「文化」就會逐漸遭受中共蠶食鯨吞，「文化身分認同」與「族群身分認同」將會趨向衰亡，然後香港人就會跟赤裸的「黨文化身分認同」（專制主義、集體主義）與純粹的「大中華民族身分認同」（民族主義、天下主義）無縫接軌，指日可待，進而令尚未成型的香港人獨特「政治身分認同」（民主、自治、自決、獨立）也被消滅於萌芽狀態。
可幸香港人終於覺悟開竅。一方面，董建華、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出言不遜，言不及義，用力過猛，公開表示香港人無謂逃避這把放在頭上的刀，而且拘泥於藍紙草案而不採納允許廣泛諮詢的白紙草案，更加無法排除以言入罪、無證搜查、突襲查封、禁止結社等合理疑慮，令香港人深感欺人太甚。另一方面，2003年初，非典型肺炎（沙士）疫情爆發，由中國大陸擴散迅速傳播到香港。淘大、醫院等地都是重災區。疫症釀成總共299人死亡，1755人染病。人人自危，口罩滿城。至於董建華夫婦、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等人的抗疫無能表現，更令人怨聲載道。
再者，董建華政府堅持繼續推動《基本法》第23條，香港人終於忍無可忍，新仇舊恨猝然湧上心頭，然後奮起走上街頭。2003年7月1日，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發起了超過50萬人參加的大遊行，成為規模僅次於六四屠殺前後兩次150萬人遊行的香港公民集體行動，徹底嚇壞了中共高層。後者被迫以自由黨田北俊議員毅然變節反對立法為藉口，7月7日急撤（暫緩）立法計畫，不提立法時間表，楊永強同日辭職，7月16日梁錦松及葉劉淑儀相繼辭職。香港人暫時勝了一仗，共同渡過了這次危機。
二、溶合期（2003-2008）
2003年的確是香港歷史關鍵的一年。中共高層鑑於香港人上街反抗，認為香港人桀驁不馴，打從心裡不順從中國吞併香港（但卻從來不反省中共政權自身才是香港人離心離德的始作俑者），於是針對香港的管治政策，啟動重大轉變。中共中央決定由曾慶紅領導「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向中共中央直接報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指揮及領導香港的大政方針，再經由港澳辦、中聯辦、行政長官層層下達和執行。香港特首自此以後正式（以前只是非正式）淪為中共中央的馬前卒和小棋子，唯唯諾諾，無足輕重。香港特首可以在系統內部提出意見，但卻不擁有最後決定權。他辦事，難放心，有問題，找中央。這種破壞一國兩制的荒謬政治格局和專政制度，導致香港制度急速腐化。
由於香港人在2003年7月1日奮勇反抗，最後倒逼中共讓步，中共中央怒火中燒，一連串打壓行動於是接踵而至。先是派遣蕭蔚雲、邵天任、許崇德、吳建璠「四大護法」來到香港，批評香港民主派反對23條和要求還政於民就是「不愛國」，聲稱香港政治改革決定權全在中國，「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香港人治理香港」，亦即「愛黨才是愛國，才可統治香港」。然後無端批鬥訪問美國出席聽證會的李柱銘為「賣國賊」。2004年，人大常委會再次解釋《基本法》，把香港政治改革的啟動權和通過權完全操在中共手上，把三部曲變成五部曲，隨後更否決在2007年及2008年實行特首及立法會的「雙普選」，更無提出任何時間表及路線圖。
除了政治層面，中共還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層面，把毒藥包上糖衣，企圖把香港急速「大陸化」。主要是加快港中經濟融合，形成香港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催生經濟殖民。例如在2004年開始落實「更緊密經貿關係」（CEPA），中國片面減免關稅及鼓勵許多香港產業北上，開放中國旅客不跟隨旅遊團來港的「自由行」，但卻直接導致香港經濟面貌及產業結構畸形發展，過度著重金融、零售、旅遊、服務等行業，忽略製造業升級轉型、創意產業、資訊科技等產業的平衡發展；擴大貧富懸殊，貧窮人口增加，青年就業困難，創業形同幻想，掏空本土經濟。
這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壓力，很快就反映在許多草根與中產人士的生活態度上：暴躁不安、自私自利、厭棄學識、憤世嫉俗、譴責世道、看淡人生、得過且過、擱置理想、趨炎附勢。這種情形在1990年代已因香港人面對1997年政治大限而開始萌芽，但卻要到2003年中共政權啟動大規模的「政治收緊」及「經濟殖民」之後，才全面升級。失望、絕望的心情，瀰漫整個香港。即使挺身而出擊退了23條惡法，但只要看到滿街「自由行」中國旅客喧嘩、阻街、蹲坐、拖篋、拉屎、撒尿，搶購生活用品，逼爆商場、酒店、金舖、藥房，瘋狂搜購物業，拉高樓價租金，洗錢大搖大擺，走私無日無之，就業苦無出路，創業等同替業主打工，香港人對前景的想像趨向悲觀，然後投射到教育、文藝、電視、電影、音樂等各個文化層面。「悲觀充塞憤怒，憂鬱掩飾冷酷，豈有此理！」
面對中共在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實施如此全方位的「溶合計畫」，香港人普遍感到無奈，但卻沒有進一步行動。主流民主派也只是在政治改革方面盡力爭取符合《基本法》的普選，往往忽視了全方位「溶合」這個香港大患；部分行業人士（金融、地產、物流、交通、金舖、藥房、零售、食肆、酒店、專業人士等）感到歡喜，猛數鈔票，感謝陸客，恭喜發財；社會意見相當分歧。
無論如何，當時香港人的「政治身分認同」雖未成型，但已開始萌芽。香港人多數已經擁有「文化身分認同」（尤其是在1950年代因教育逐漸普及，拉開了香港與中國及台灣的距離而逐漸形成獨特的文化身分認同，不僅侷限於政商菁英份子，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及「族群身分認同」（尤其是在1967年左派暴動後，香港人體悟到彼此是社會生活的命運共同體，必須互相守護與關懷，跟左仔與紅色政權一刀兩斷，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遠多於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香港不再是借來的時間和地方，而是我們的家園，無分廣府人、莞城人、四邑人、潮州人、福建人、上海人、四川人、山東人、南亞人、英國人、歐洲人，香港人就是香港人），但是「政治身分認同」卻相當混亂。
需知道「政治身分認同」涉及公民自發行動，應付危機，抗爭自救，集體覺醒，進而構思、建立、捍衛一套獨立、自主、自決的政治制度，守護彼此共同生活的人權、法治、自由，確立主動民主參與政治事務的公民人格。等待恩賜民主、呼喚民主快來，不是「政治身分認同」；主動爭取民主、確立自治政體，才是「政治身分認同」。沒錯，2013年七一遊行開了一個好頭，相當震撼；接下來的每年七一遊行，大體上也確實傳承了這種覺醒的精神。然而，當香港人面對中國政權接踵而來的政治打壓與經濟殖民，一時之間，無以為繼，數著鈔票，鬥志轉弱，尚未建立警鐘長鳴、堅持不懈的公民抗爭奮鬥精神。
儘管在2003年11月，香港民主派承接上述政治形勢，在區議會選舉中大勝，但是既有的政治專制框架，以及新來的政治溶合打壓，還是沒有根本改變香港人的「政治保守」（實際上是政治懦夫）性格。當時以胡錦濤、溫家寶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簡直樂開懷。
至少統計數據說明了部分事實。在「族群身分認同」方面：2003年上半年，香港人認為自己是純粹香港人的佔32.6%，廣義香港人佔53.4%，廣義中國人佔44.1%；但到了2008年上半年，香港人認為自己是純粹香港人的只佔18.1%；廣義香港人佔47.3%，廣義中國人佔51.9%。原因在於在這段期間，中國大陸權貴資本累積與經濟增長迅速，再加上2008年北京首次舉辦奧運會，許多香港人被某種「龍的傳人」妄想和幻覺牽引。這種情形即使在年輕人（18-29歲）之間也不例外。以2008年上半年為例，18-29歲的香港人認為自己是純粹香港人的只佔22.9%；廣義香港人佔58.3%，廣義中國人竟然高達41.2%。
另一個原因是：2005年曾蔭權接任行政長官，董去曾來。曾蔭權一開始執政時，就要求西九龍文化區計畫重新招標，成立策略諮詢委員會吸納社會人才，確實令人眼前一亮。曾蔭權早期施政確實有一段頗長的蜜月期，地下共產黨員不服氣但隱忍不發。曾蔭權一方面偏袒商界利益，另一方面以「香港仔」的形象出現在香港人面前，的確令許多香港人喪失抗爭的鬥爭與覺悟。
不過，事情正在起變化。2003年以後，網際網路日趨普及，網上民主動員及輿論陣地逐漸開展。網上電台、人民台、民間電台、網上討論區、個人網站、高登討論區，以及後來逐漸普及的社交媒體，蔚然成風。2004年，商業電台名嘴鄭經翰、黃毓民突然「封咪」，離開廣播平台；李鵬飛更被當時的港澳辦副主任成綬三威脅，唯有無奈辭職。這股政治打壓相當嚴重，導致許多政治評論唯有轉進非主流的網上媒體及網上電台，不受《廣播條例》管制，聽眾及觀眾也趨向年輕化。山不轉路轉，生命強靱，寸土猶生，思想播種之後，逐漸開花結果。
重新煥發「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是香港人在千禧年代第一波本土抗爭運動：2005年灣仔利東街（喜帖街）重建計畫引發公民集體抗爭。2006年至2007年，特區政府以中環填海為由，不顧香港人反對，執意拆卸天星碼頭、皇后碼頭，拒絕原址保留，公民絕食抗議也被強行清場。這一系列保育運動雖然失敗，但抗爭者決志守護香港本土文化印記與港英時代社會生活集體回憶，而這股精神一直被堅持下來，至今不息。
毫無疑問，這些文化保育運動磨鍊了抗爭者的鬥志和學識，增強了香港人的「文化身分認同」及「族群身分認同」。在香港本土文化逐漸流失厚實「新積墊」的千禧年代，這種被強化的「文化身分認同」及「族群身分認同」固然是好事，但是總有一種「懷緬過去常陶醉」的鄉愿和遺憾。一旦香港文化（華夏文化、歐西文化、法治制度良性互動）及歷史的涵養與知識「虛空化」，既不溫故知新，也不吐故納新，而如果只流於景仰圖騰這種層次，那麼「文化身分認同」及「族群身分認同」儼如泥足巨人，或者猶如在浮沙上蓋樓，難以持久。
誠然，保育運動值得支持，但是背後「文化」底蘊的傳承與改良，以及「制度」的確立與執行，更加重要。馬步穩陣遠勝花拳繡腿。語言文字、文史哲理的扎實功夫與文化氛圍，正在逐漸沒落。挽救一座天星鐘樓，固然足以守護集體記憶，但是文化學識與制度闕如的根本缺陷，卻絕對不應被大家視而不見，置若罔聞。
在這段港中溶合期中，曾蔭權於2005年曾經推動誤導性極大的有限政改方案，不提時間表及路線圖，民主派否決之，但當時只有16%香港人支持民主派的這個決定。無可諱言，當時許多香港人受惠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鬥志渙散，思路不清，不察中國早已加強政治操控與經濟殖民，還是活在幻想中。這種情形在2008年第二季開始出現大逆轉。
三、覺醒期（2008-2012）
2008年3月，西藏拉薩爆發抗暴衝突，然後藏僧及俗人接連自焚。5月，中國四川汶川發生八級大地震，大量豆腐渣工程學校倒塌，涉及貪污腐敗。要求真相和問責的黃琦、譚作人竟被關押、定罪及判刑。同年年底，三鹿三聚氰胺毒奶粉案接踵而來。組織結石寶寶家長要求奶商賠償的趙連海也被捕、囚禁、軟禁。人權勇士胡佳被以言入罪而囚禁。知識人劉曉波因推動《零八憲章》而被逮捕。香港人北望中國，悲憤交集。
更有甚者，同年7月，當時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香港，提出「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三權共濟論」。香港人逐漸醒悟自己正被「溫水煮蛙」：政治改革半步難行、官商勾結橫行無忌、紅色資本殖民稱霸、移民陸客洗錢掃貨、貧富懸殊結構畸形、年輕世代荊棘滿途、社會流動瀕臨停頓、文化發展庸俗淡寂、暴政真身冉冉冒起。當年，香港人還是大體上隱忍不發，雖然反覆批評曾蔭權、葉劉淑儀，但在9月7日立法會選舉中，民主派僅取得23席，剛剛超過三分之一而已，投票率只有45%。許多香港人雖然滿腹牢騷，但是沒有行動，不去投票，一切徒然。
踏入2009年，香港人碰到一個強烈的政治震撼。當年3月我在《蘋果日報》撰文指出：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宣佈中聯辦與特區政府達成「十點協議」，企圖把政協委員灌入香港政府。同時，我的文章率先揭發早在2008年初，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在《學習時報》撰文，表示在1997年後，香港管治權「一分為二」，產生了「兩支管治隊伍」，一支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另一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後者是「政權力量」。此言震撼香港。拙作發表之後，香港政界人士及普羅大眾逐漸醒覺，知道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港澳工作新勢力，決心改弦更張，不再懷柔，不再含蓄，不再只搞慢性溶合，而是企圖多快好省地徹底把香港赤化（大陸化），索性丟掉特區政府這層外衣，把中聯辦這個具有實權的「政權力量」僭居在特區政府之上，令其內部組織及人事編制，均與特區政府組織緊密配對，對口指揮。一國兩制搖搖欲墜，保障人權、自由、法治、專業的制度隨時轟然崩塌，或者至少被中共逐漸蠶食。這種公開露械的流氓作派，跟知青廢渣習近平的個人性格一脈相承。
香港人終於開始醒悟了，看著當年那套有口皆碑的電視劇《巾幗梟雄》來哀悼六四亡靈。年底，特區政府計劃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高鐵），旨在於人員流動、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令香港與中國加速「溶合」，而且通過基礎建設企圖把這種狀況常態化、永久化。由於超支陰霾、滅菜園村、港中融合等憂慮，香港人終於挺身而出，奮起抗爭，包圍立法會，年輕人參與者眾，共同聲援立法會內民主派議員拉布抗爭。縱然最後失敗，但是香港人自此之後的抗爭焦點已從文化保育及社會運動，進展到思索香港與中國應有關係的政治運動，香港人的「政治身分認同」再次因為香港人主動參與而向上提升。
2011年廣東省公佈《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畫》，以至最近香港人對於粵港澳大灣區計畫、港珠澳大橋工程的爭論，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港中融合」這個問題來展開。茲事體大，影響深遠。2009年的「反高鐵示威」可以說是延續與深化香港人「族群身分認同」與「政治身分認同」的前奏。
香港人的政治光譜也開始出現比較激進的一翼。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偏向左翼理念，於2006年成立。2008年，梁國雄、黃毓民、陳偉業當選立法會議員，在議會內以肢體抗爭羞辱一眾官員，引領香港政治新風潮。昔日一潭死水，終於活躍起來。鑑於2007年底，中國人大常委會繼續否決香港在2012年實行雙普選，社民連與公民黨五位議員於2010年聯合起來，發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五區公投」運動，把實現真普選和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列為變相公投議題。五人順利再進入議會。縱使投票率偏低（17.19%），但重點是香港人藉此找到一個別開生面的「變相公投自決前途」方法，恨得中共咬牙切齒，聲稱違憲違法，還要勉強修法，實則理屈詞窮，心裡忐忑不安。
香港人建立「政治身分認同」自此真正開始，集會遊行常態化，變相公投先例化，政治參與積極，力爭民主普選。及至特首曾蔭權再臨門一腳，幕後協助終極普選聯盟及民主黨，令他們的「區議會改良方案」（我對此方案一直不予贊同）在2010年中，獲得中共中央（實際上是主管香港事務的習近平）首肯，終獲立法會超過三分之二議員投票支持而通過。這一點令中共中央高層心底裡對曾蔭權心存芥蒂，然後最後耍手段在2012年把他鬥垮鬥臭，2017年成功令他被送進香港監獄，晚景相當淒涼。此外，正因「區議會改良方案」是否正確引起爭議，從社民連分裂出來的人民力量，在2011年區議會選舉中對民主黨開展「票債票償運動」。無論是非對錯，民主派政黨開始陷入碎片化，但是仍能在重大議題上共同合作。
2011年，綽號「國師」的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提倡文化建國（但卻反對港獨）、捍衛香港本土權益與文化、大城邦計畫、不要干預中國政治、垂範華夏、右翼信念、反對左膠、勇武抗爭、驅逐蝗蟲。一石擊起千重淚，一紙風行，引領浪潮。「本土派」逐漸萌芽，嘗試在「文化身分認同」與「族群身分認同」的基礎上，昇華至「政治身分認同」。但是陳雲「驅蝗」、「尙武」、「文化保守主義」、「不干預中國政治」等論述卻備受廣泛爭議，而且他既要「建國」但又要反對「獨立」，既要「永續基本法」但又要「全民制憲」，已經把很多人都搞糊塗了。然而，陳雲開本土意識風氣之先，應記一功。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中央於2012年「接班」，香港特首也舉辦了一場行政長官「真欽點、假選舉」。原先被看好的唐英年最後被拋棄，地下黨員梁振英成功奪權，獲得習近平接納，開創了「地下黨員治港」的新時代。數年前曹二寶的「兩支管治隊伍」論述，至此終於「形二實一」而趨向成熟，全部黨員都要服從中央，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與行政長官梁振英根本從來都是蛇鼠一窩，無分軒輊。曾蔭權醜聞纏身，黯然下台，拖延數年，投入監牢。在這種再度突然轉強的政治高壓下，「溫水煮蛙」已經變成「沸水燙蛙」，香港固有的禮義廉恥、人權自由、法治制度亮起紅燈，瀕臨傾覆。紅色資本加速撲進香港。梁振英睚眥必報，性格畸形，缺德無能，出盡口術，推卸責任，掠奪功勞，抹黑對手，卑鄙耍陰，笑裡藏刀。香港的文化與制度，均在毛魔信徒習近平以及地下黨員梁振英的肆虐下，負隅頑抗，奄奄一息。然而，香港人似乎是打不死的。
四、抗命期（2012年至今）
2012年8月的一項民調顯示：香港人6%認為應該自行決定政治前途，35%認為「在中國政府允許下」（這個前提設定得相當怪異）應該獨立，52%認為不應該獨立。及至2016年7月的另一項民調顯示：支持香港於2047年（50年不變的政治大限終結時）後獨立的香港人有17.4%，而且在15-24歲群組中支持香港獨立的比率接近40%，較反對香港獨立的比率高；受訪者學歷越高，越傾向支持香港獨立。
這種「天然獨」的香港民意發展趨勢，絕對不能用一句「梁振英是港獨之父」或者杜撰「外國勢力推動港獨」或者妄想「中國共產黨派遣無間道宣揚港獨」來加以解釋。主因在於越來越多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懷抱著「捍衛香港、反抗中國」的自主、自治、自立、自決、獨立意識，體悟到國家機器是為保障人權、自由、法治、民主而存在，不是一個抽象的聖靈，或者一個被膜拜的圖騰。所有把國家「神化」、「泛化」、「大化」的想像和信仰，把主權凌駕於人權之上，或者把華夏文化奉為永恆圭臬，都是本末倒置的笑話和瘋話，可以一笑置之，及早棄如敝屣。正是在此背景下，香港人的「政治身分認同」終於在跌撞前行的過程中，逐漸邁向成熟。
2012年「反對洗腦國民教育運動」，是香港政治史及文化史當中的重要里程碑。特區政府秉承黨意，推動在全港中小學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親共的薛鳳旋領導編撰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把中共形容為「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簡直恬不知恥。民憤爆發，61%受訪者堅持擱置國民教育科。學民思潮等中學生在政府總部外的公民廣場集會抗爭及絕食。2012年9月7日，超過12萬人包圍政府總部；8日傍晚，梁振英讓步，承諾在五年任期內不會再推動國民教育科獨立成科，然後再擱置課程指引，暫時平息民憤。由此可見，事實擺在眼前，香港年輕人及其他公民用實際行動，建立起香港人獨特的「政治身分認同」，拒絕「被教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獨裁專政）下的「國民」榜樣，反而要成為扎根香港、面向世界、文化深厚、崇尚自由、捍衛人權的「香港公民」。
2013年支聯會悼念六四亡靈燭光晚會的口號原本是「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立即成了眾矢之的。經歷了「反國教運動」洗禮的香港人，尤其年輕一代，對於「大中華文化」與「香港文化」的分野，體悟甚深。聽到有人還說「愛」那個「國」，深感這種態度就是正中中共獨裁政權的下懷，即使當時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士也表示略有同感。支聯會後來也有所反省，希望廣納不同意見，爭取六四晚會的綱領能夠突出彼此之間的最大公約數：結束一黨專政。這是好的發展。此外，香港本土派人士於2014年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另辦「本土、民主、反共」的紀念六四集會。由此看來，香港人的「政治身分認同」議題討論已經趨向白熱化。
政治改革、民主普選的問題，當然也是討論焦點。法律學者戴耀廷教授在2013年撰文，重提在必要關頭可以通過「佔領中環、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實現香港民主普選。一石激起千重浪。戴耀廷教授、朱耀明牧師、陳健民教授三人共同發起「佔領中環運動」，舉辦三次商討日，最後由參與者投票決定支持真普選聯盟的「三軌方案」，亦即提倡公民提名、議員提名、提名委員會提名並行的真普選制度。
獨裁暴戾的習近平黨國政權無意向香港人妥協。中國國務院首先在2014年6月10日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中國政權享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是完全源自「中央授權」，不是「分權」，沒有「剩餘權力」，同時呼籲「始終警惕外部勢力」，「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然後，黨奴周融等人發起反佔中簽名運動及遊行，參與者充斥著許多旨在領取中共資助的陸客，搞到香港滿街垃圾。同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佈831決定，規定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2-3位候選人、由1200人及四大界別組成的「提名委員會」的半數以上提名，才可以成為候選人，才可以給全香港選民一人一票選擇。
這種變相限制提名權及參選權的制度，根本就沒有給香港人真正的選擇權，絕對不是真普選。9月22日，大專學生罷課；9月26日，中學生罷課；9月28日，佔領中環提前正式啟動，白天大批香港公民加入抗爭，佔領了金鐘夏慤道等道路。香港警方濫發87枚催淚彈、無數胡椒噴霧、揮動警棍和盾牌，抗暴者張開雨傘，合力阻擋，史稱「雨傘運動」。雨傘運動延續79日，擴展至旺角、銅鑼灣、尖沙咀（早期）等地區，對於中間過程，許多香港人已經耳熟能詳，無庸贅述。沒有達成結果，無力改變政制，但是精神長存。
年輕世代對於香港人「命運自主、前途自決、獨立是選項」的滂薄呼聲，顯然跟傳統泛民主派人士的理念不同，後者基本上一直主張需要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尋求真普選。這種分歧成了日後「傳統泛民政黨」（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社民連、人民力量）與「本土派」（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香港民族黨、熱血公民）之間的主要分野；而「民主自決派」往往擺盪在兩者之間，因人而異（由學民思潮蜕變而產生的香港眾志、劉小麗、朱凱廸等獨立議員）。
經歷「雨傘運動」這場波瀾壯闊的「公民抗命」洗禮之後，香港人普遍重現無力感，瀰漫挫折感，悲觀失落，難以為繼，示威抗爭已經難聚人氣，認為付出後難有收穫。「民主回歸論」已成明日黃花，「本土自決論」又是剛剛萌芽，有點青黃不接。香港人的「政治身分認同」雖然更加向上提升，但卻經歷了政治挫折後必經的陣痛，需要在「休漁期」內好好療傷，厚培香港文化的深厚積墊，體悟公民社會的制度配套，把近二十年來中國殖民政權把香港這個紫砂茶壺上積墊多年的優質「茶漬」早已被沖洗和剷刮淨盡的茶壺內壁，好好復原。這些都需要學養、時間和努力。
與此同時，要求香港獨立的呼聲開始出現。2014年2月（雨傘運動之前），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出版特輯《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指出香港從來是「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命運共同體」；「要爭取自由民主，就必須守衛香港的自主，與殖民者抗衡」；「要重新認識香港的歷史、建築、文學、語文、藝術、生活習慣，不要讓外來文化隨意推倒秩序」，「不要讓政府胡亂重建及拆卸」。香港年輕世代愛護香港文化、制度、價值的真誠感情，完全躍然紙上。沒有陳雲的「文化保守」與「忌諱港獨」，談論「公民價值」而非「種族血緣」。這確實是一個政治論述上的飛躍。
然而，我不同意他們標榜「民族」作為關鍵概念，而做出先入為主、倒果為因的命運共同體定義手法。我認為比較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文化建構與改良產生文化身分認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與文化建構與改良互相激盪和影響，文化身分認同產生族群身分認同，族群身分認同產生政治身分認同，政治身分認同產生追求獨立、自治、自由、法治、民主、共和的政治實體。」在整個論述中，我們根本無需依靠或使用「民族」這個爭議極大的概念來論證「政治命運共同體」。這是我的看法。
無論如何，《學苑》的衝擊波是巨大的。特首梁振英緊抓住這點不放，持續嚴厲譴責港獨；中共黨官緊隨其後，猛烈發砲，聲言香港人必須接受「再啟蒙」，從而「正確認識」「一國」的至高無上地位。其實歸根結柢，只不過是要「崇拜」習近平一人的至高無上打的、包子、大大地位。接著，到了2015年，許多大學學生會本土意識迅速冒起，掀起了一場退出學聯的風潮（香港大學、理工大學、城市大學、浸會大學），是非曲直，一言難盡。同年，立法會表決831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結果是戲劇性地以8票贊成、28票反對，政府方案被高票否決。2015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傾向支持本土民主理念的新民主同盟、本土派的青年新政，以及一眾「傘兵」，幾乎大獲全勝。本土派初露鋒芒。
2016年年初一旺角騷亂（俗稱「魚蛋革命」）爆發。那絕對不是一場爭取港獨的所謂暴動。小販擺賣被驅逐，本土派人士聲援，引發警民衝突。後來警員黃慶威向天開槍，激起示威者憤怒情緒，過程中有擲磚、縱火等行為，但總體上卻是「先鎮後暴」。我雖反對梁天琦「無底線」的勇武抗爭呼籲，但是我體諒那場騷亂的參與者初衷，惟不認為他們全然無罪，必須個案分析。承接這股氣勢，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在新界東補選中，獲得66524票（15.4%），雖敗猶榮。綜觀全局，12%香港人認同旺角騷亂，42.9%不贊成但卻體諒，45.1%譴責事件。儘管意見分歧，但是體諒旺角騷亂的香港人仍然佔了過半數。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出現亮麗成績，但是特區政府在選舉前報名階段已以「簽署確認書」以確認遵守一國原則來做出政治篩選，順勢針對梁天琦（簽了還是取消資格）、陳浩天（不簽當然取消資格）等人，莫名其妙剝奪他們成為候選人的資格。後來選舉結果出爐，在勝選的30位民主派議員當中，本土派包括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禎，後來也因宣誓風波，而被褫奪議員資格，將要負擔漫長司法程序所衍生的勞力、時間、費用，令人痛心。中共趁機再次啟動人大釋法，附加「真誠」和「莊重」等宣誓要求。以梁振英為首的香港特區政府更加順勢針對另外四位議員（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梁國雄）開打司法覆核官司，企圖耗盡他們的勞力、時間、費用，類近新加坡專制政府剷除異己的殘酷模式。
時至今日，香港本土派議員（熱血公民的鄭松泰除外）目前已被全數趕出立法會。這樣一來，他們雖遇政治及人生挫折，但已經（而且將會繼續）沉潛、轉進、修練、學習、反省，再過一段時間，必定再接再厲。附帶一提，2017年初，許多香港人成了「薯粉」（熱血沸騰地支持曾俊華被欽點成為新一屆行政長官）的風潮（實情是反高潮），其實是以「反對林鄭月娥擔任行政長官」作為政治鬥爭標靶。既已失敗，無需戀棧，自可重新上路。
更重要的是，銅鑼灣書店事件在2016年初爆發。桂民海、呂波、張志平、林榮基、李波相繼被離奇失蹤，原因竟然是他們在香港銅鑼灣書店任職，涉及撰寫、出版或出售「禁書」（實際上是中國政治評論書籍）給中國大陸讀者。李波被失蹤，更涉及中國國安人員越境綁架擄人北上，然後失聯。此事一出，震撼香港。林榮基先生於同年6月14日掌握了被當局要求來港尋回硬碟的黃金機會，成功脫逃，現身說法，全面交待綁架歷程，「希望香港人可以向強權說不」。他更加大徹大悟，公開表示「獨立是可行的」。而且在2017年更加遠赴美國參加聽證會，公開提及香港人要求獨立的呼聲，敢言無懼，三言兩語，把李柱銘和黃之鋒都比下去了。總體來說，本土民主運動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政治身分認同」如何卒底於成，如何開花結果，目前難言具體時間表及路線圖，但是只要香港人雄心不滅，肯定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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