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雲教授仙逝，醫界同感不捨。他一生作育英才，對台灣醫學教育、傳染病防治、疫苗研究及推動⋯⋯，貢獻卓絕，可算不虛此生。
李慶雲教授是我就讀台大醫學系時的小兒科老師，受教良多。雖然畢業後我走內科，但因種種因緣，李教授很照顧我，我也非常欽佩他。
李教授年輕時就讀台南的長榮中學，和我父親是同學，我父親常向我提及這位擔任台大教授的老朋友，偶爾有機會見面，總感到特別親切。
我從台大醫科畢業後，進入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攻讀預防醫學碩士，我認為B型肝炎是台灣國病，因此追隨林家青教授及畢思禮教授（Palma Beasley）研究B型肝炎和肝癌的關係，當年我和前副總統陳建仁都是台大公衞所的助教，一起在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NAMRU-II）跟隨兩位老師做研究，學到很多流行病學實務，以及如何使用最早期的王安電腦來儲存分析資料。
我們當時還有一個B型肝炎疫苗的研究，要檢查懐孕母親的HBsAg及HBeAg：只有HBsAg陽性的母親，其所生的嬰兒要給予施打B型肝炎疫苗；如果母親又有HBeAg陽性，其嬰兒生下後，須先打B型肝炎免疫球蛋白。此研究是和李慶雲教授共同合作，因此常有向李教授學習的機會。這個疫苗施打模式也成為全世界的標準，曾在世界衛生組織大會時介紹給各國代表。
我從美國返台後，回到台大公衞所擔任副教授，教導傳染病流行病學。以及後來在衞生署擔任防疫處長，疾病管制局局長時，為了解決腸病毒問題、抗生素濫用產生抗藥性問題、流感和疫苗問題等，常向李慶雲教授請益，而他總是不辭辛勞地拔刀相助。
指導傳染病防治政策
我最佩服的是，李教授因為幫很多病人看診，往往一種疾病剛開始流行時，他的嗅覺非常靈敏，比大家都更早知道。台灣很多的傳染病防治政策，都少不了李教授的指導。傳染病檢驗體系的建立，年輕醫師的訓練也都仰賴李教授的幫忙。他也是我擔任疾病管制局長及衞生署長時，「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ACIP）的總召集人。
李慶雲教授和他的學生為了提升疫苗教育及學術研究，成立「財團法人李慶雲兒童感染暨疫苗發展醫學文教基金會」，有感於台灣疫苗的引進及使用，往往因為主計總處預算管制嚴格，愈來愈落後於其他開發中的國家，甚至還輸給一些未開發國家。由於疫苗是最有效益的公共衛生作為，每投資一塊錢，可產生7到20元的效益。因此我一直主張疫苗應該當成資本來投資，而不應該當成經常收支。
2008年我擔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時，我就找李慶雲教授幫忙，一方面修改「傳染病防治法」，要求政府在ACIP做出推薦使用的建議後，一年內就要編列預算落實；一方面我們幾位關心疫苗政策的醫界專家，一起成立「台灣疫苗推動協會」，希望以非官方團體來推動民間對疫苗的認知及支持。當時我一再拜託李教授擔任理事長，但他表示已擔任前述基金會理事長，故堅持要我擔任協會的創會理事長。
我效法全球疫苗推動協會（GIVS），將協會取名為「TIVS」。台灣疫苗推動協會這十幾年來，在李慶雲教授的指導下，以及他的學生們熱情參與付出，已經推動許多項目。
還有一件有趣的往事，台灣健保體系是「在腐爛的根基上蓋大樓」，把台灣人的醫療服務提升到不會「因貧而死」的層次。我身為公共衛生學者及衞生行政首長，深知其重要性，當時的健保局局長葉金川是健保起步的功臣，因此我提名葉金川角逐「醫療奉獻獎」，不過後來發現，李慶雲教授也是當年的被提名者，我馬上摸摸鼻子，不敢再力爭，因為李慶雲教授是我們共同的老師，對台灣的貢獻恢弘深遠，只好對不起葉金川兄了。
台灣疫苗從早期的研發、傳統疫苗的製造、疫苗接種的問題研究、疾病管制局前瞻工廠的設立等，李慶雲教授可以説是無役不與。能有這樣的老師指導我們，是學生的幸運，也是台灣之福。
老師一生救命無數，台灣人感謝您！請您一路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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