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美國、愛爾蘭、世紀末維也納的《文藝復興運動》

愛默生與《美國文藝復興運動》                                             

遠在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陸美國，在華盛頓帶領下，在1776年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但是當時在文化上，美國人仍然是歐洲文化的殖民地，直到麻州的波士頓，出現了一位牧師出身、哈佛大學畢業的文化先知愛默生（1803—1882），在1837年，美國獨立之後61年，也就是他34歲那一年，他受《全美大學優等生協會哈佛分會》之邀，發表了一篇石破天驚的演講，題目是《美國學者》，在這篇演講中，他說：「我們美國人，做歐洲文化的殖民地太久了，我們必須從今天開始，創造我們美國人自己的文化和文學」，這篇轟動美國學術界的演講，日後被醫生作家《Oliver Wendell Holmes Sr.，1809—1894》譽為《美國文化的獨立宣言》，在美國文化界産生的影響力，不下於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在美國政治上的影響力。

愛默生是美國文化的傳教士，也是詩人兼哲學家，他精通希臘、羅馬文化，尤其受但丁的啓發最大；愛默生曽數度訪問英、法，與蘇格蘭的卡萊爾（1795—1881）和英國的田園詩人華滋華斯（1770—1850）成為知已之交，但是他仍然認為美國，必須以歐洲文化的精華的基礎上，創造美國自己獨特的文化與文學，果然在他的呼籲下，產生了《美國文藝復興時代》的來臨，獨立的美國文學有史以來第一次呈現多采多姿的繁榮景象，出現了梭羅、霍桑、麥爾維爾、惠特曼等文學巨匠，他們分別創作了：《華爾騰湖》、《紅字》、《白鯨記》、《草葉集》這樣一批代表獨立的美國文學的作品，它們不論在內容與形式上，都強烈地反映美國的民族特色與精神，影響所及，由於美國社會的多元化與包容力，到了廿世紀美國文學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奬的人數已經超過了英國。

葉慈與《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

愛爾蘭雖然是小國，但是因為有192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廿世紀大詩人葉慈（1865—1939）為靈魂人物，所推動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以1904年與友人一起創辦的Abbey Theater為中心，透過戲劇與詩歌的創作，努力打造愛爾蘭民族意識，把「愛爾蘭的寃錯化為甜美」，終於締造了光照寰宇的愛爾蘭文學，愛爾蘭的土地祗有台灣的90％，人口祗有台灣的四分之一，但從葉慈開始，他們的詩人和劇作家，總共有四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廿世紀最偉大的一部意識流小説《Ulysses》的作者，也是愛爾蘭作家《喬艾思，1882—1941）》，他雖然22歲時就流放法國巴黎，最後死在瑞士蘇黎世，但是他的小說題材都在寫愛爾蘭的人與事，這點有點像台灣作家郭松棻。

這場歷時五十年（1890—1939）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又名塞爾特文藝復興《Celtic Renaissance》），這個運動致力於喚醒愛爾蘭意識，錘錬打造愛爾蘭本土的文化認同，與同時期政治方面的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有所交匯，又有所區隔；詩人葉慈甚至認為《愛爾蘭文化運動》取代了《愛爾蘭政治運動》，因為那時對《愛爾蘭自治方案》失望的年輕人，都紛紛投入《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中。葉慈剛開始寫詩時，以英國詩人史賓塞和雪萊為模仿對象的唯美派詩人，詩的背景不是飄渺的夢境，便是遙遠的國度，絲毫不見有愛爾蘭本土的色彩，直到20歲那一年（1885年），他邂逅了愛爾蘭民族文學之父歐李瑞（John O'Leary，1830—1907），葉慈才漸漸地把他的《文學之愛》和他對《民族國家的信仰》融匯貫通在一起，因為歐李瑞相信：「若要愛爾蘭獲得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獨立，愛爾蘭作家必須提供氣候，製造氛圍，創造一個明顯具有愛爾蘭特徵的民族想像。」於是他喊出一句廣為流傳的口號「沒有國家，就沒有偉大的文學；沒有文學，就沒有偉大的國家。」

因此他鼓勵愛爾蘭年輕人多讀世界經典以及愛爾蘭史地、詩歌和民俗故事。葉慈也是在歐李瑞的薰陶感染下，他開始正視愛爾蘭題材——愛爾蘭的古老神話和傳奇以及民間傳說和故事。果然在二年後，葉慈以古愛爾蘭的傳說做題材，創作長篇敍事詩《武信的流浪》（The Wanderings of Oisin），這部長詩為葉慈的一生文學事業，和整個《愛爾蘭文藝復興》奠定隠固的基石。而葉慈也深深感受到：「有獨立的愛爾蘭文學，才會有獨立的愛爾蘭」。

為了推動愛爾蘭文學，1891年葉慈在倫敦創立《愛爾蘭文學會》，1892年在都柏林成立《愛爾蘭民族文學會》，並開始出版《愛爾蘭叢書》，使民間大眾能夠加深認識本土傳統，1893年他出版《塞爾特微明》，吹起《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號角，1889年葉慈認識了，愛爾蘭女中豪傑兼革命志士茉德岡（Maud Gonne，1866—1953），受她的影響，詩人甚至在1896年加入革命組織《愛爾蘭共和兄弟會》，但是葉慈一生最大的貢獻，還是與葛列格里夫人、約翰．辛等人在1904年共同創立了《艾比劇場》（Abbey Theater），讓《愛爾蘭民族劇場》擁有一個正式的家，而《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規模與影響力逐漸擴大，尤其是葛列格里夫人，本來祗是文學愛好者，卻創作出愛爾蘭方言風味的英語，改寫民間故事，風迷一時，她説：「我寫作的目的，就是要幫助愛爾蘭增加尊嚴。」；葉慈也以古老的愛爾蘭抗英傳説，寫出短劇《胡拉洪之女凱思琳》（Cathleen ni Houlihan），塑造了一個雷霆萬鈞的民族運動神話，甚至不少年輕人受這齣劇的感召，而投入1916年的《復活節起義》。

總之，在《艾比劇場》30年的歷史中，不但啻造了愛爾蘭戲劇運動的黃金時代，也是愛爾蘭文藝復興的具體成果，結果使愛爾蘭人的民族意識日益高漲，最後終於在1922年，促成愛爾蘭政治上的獨立，脫離英國長達七百多年的統治；而在文學和文化方面，則締造了舉世矚目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這個為時約半世紀之久的文學運動，以塞爾特(Celtic）傳統文化為基礎，致力於創造以愛爾蘭經驗為主的新文學，參加締造的著名作家包括：詩人葉慈、劇作家葛列格里夫人和約翰．辛以及辛．歐凱西、現代小說巨擘詹姆斯．喬哀思、小説家法蘭克．歐康納等人。而葉慈也在愛爾蘭成為獨立國家的第二年（192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奬的肯定，1931年他更獲頒牛津大學榮譽文學博士，1939年以74高齡去世時，英國詩人W.H.Auden在《悼念葉慈》一詩中惋歎：「瘋狂的愛爾蘭將你刺傷成詩。」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终於結束了，但是他所播下的文學種子仍然在開花結果，譽滿全球的愛爾蘭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89），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被譽為「葉慈之後最偉大的愛爾蘭詩人」奚尼（Seamus Heaney，1939—2013），也在1995年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

馬勒與維也納世紀末文化黃金時代

維也納之所以成為世界音樂之都，必須歸功於二位女皇后：瑪麗亞·特蕾莎（Maria Theresa，1717—1780）和伊莉莎白皇后（1837—1898）（被家人暱稱為茜茜公主），她們都是音樂愛好者，特蕾莎女王是哈布斯王朝，唯一的女性執政者，在她任內，國力頂盛，維也納的熊布朗宮和義大利斯卡拉歌劇院（1778）都是在她任內興建，她邀請六歲的莫札特到宮庭演出，留下一段佳話，由於她的熱愛音樂，使維也納到處都充滿了《音樂文藝復興》的氣氛，吸引了當時音樂大師海頓、莫札特、貝多芬齊集在維也納的現象，加上維也納土生土長的舒伯特和約翰·史特勞斯父子，終於在特蕾莎任內，產生了第一次音樂黃金時代，也讓維也納成為世界音樂之都。

伊莉莎白皇后，雖然沒有政治實權，但她是維也納藝文界的「文化偶像」，在她任內興建的維也納「皇家帝國宮廷歌劇院」（The Royal and Imperial Court Opera Theater），無形中成為維也納文化生活的重心所在，馬勒在擔任這個歌劇院音樂總監（1897—1907）十年期間，成為維也納文化界的龍頭老大，他在維也納的知名度僅次於皇帝，由於落伍的寡頭政治，使維也納政治上的進步停滯下來，大家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知識與藝術的追求上，一個為了文化的目的而存在的時代於焉形成，馬勒也就名正言順地成為藝術家的皇帝。

他帶領大家反抗頑固的保守派，成為年輕藝術家的明燈，一位當代的維也納權威人士說：「對我父母那一代人而言，馬勒時代是最幸福、最刺激和最偉大的經驗底時代。」，在社會上成為全能的文化人的馬勒，在文化掛師的奧國，地位之尊可想而知，當維也納《分離派》大師要替貝多芬做英雄雕像時，他心目中的模特兒便是馬勒，後來馬勒跟愛爾瑪結婚之後，才與《分離派》健將們密切交往，因為岳父摩爾便是《分離派》畫家之一，後來透過愛爾瑪的介紹，他與《分離派》負責歌劇舞台設計的健將Alfred Roller共創維也納歌劇院的黃金時代；《分離派》的兩位建築大師華格納（Otto Wagner）和魯斯（Adolf Loos）也是向馬勒的音樂看齊，把維也納古老的傳統裝飾拿掉，在他們新建築的外觀上鑲飾新的藝術作品。

當年維也納眾多名作家中，馬勒在他們心目中也是一位英雄人物，史尼茲勒、禇威格、霍夫曼斯塔爾等都是馬勒的祟拜者。在奧匈帝國，首都的精神生活也會影響到鄰近地區，因此馬勒透過維也納歌劇院散發出一種奮鬥和希望的氣氛，也影響到各行各業的藝術工作者，1907年12月9日，當馬勒結束維也納歌劇院音樂總監之職，前往就任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常任指揮時，他的三位親密子弟兵：荀貝格、魏本和貝爾格成立了《新維也納學派》，以新的面貌縰橫廿世紀樂壇，總之，世紀末的維也納，不管是音樂上的《新維也納樂派》，或是美術上的《分離派》，以及新建築、新文學的發展，都與馬勒息息相關，馬勒無形中成為世紀末維也納所有藝術家的精神領袖，可惜最後他還是被維也納的《反猶風潮》所擊敗。他走了之後，大家才開始懷念他所創造的《維也納文化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