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的倖存者，往往能夠提醒我們災後復原與後續的防治之道；可是忽略這些信息的決策者作為，往往帶給後續社會更大的災難，這可說是錯誤政策導引下臺北捷運恐慌症惡性循環的主因。
事件發生至今，不止北捷對於緊急災難的應變與疏導措施無能告知大眾，政府對於連續的過度恐慌，甚至造成民眾彼此誤傷的事件毫無對策。這樣的災後應對施政方針，與身受三刀鼓起勇氣大聲喝斥攻擊者得以倖存的陳家慧，事後仍不顧受傷的身心趕忙透過北捷以口述記錄告知國人，「對於大家願意不顧危險挺身而出團結一致」、「我感應到他是一位加害者同時也是一位心靈受到創傷的孩子」、「我擔心的是會產生反社會人格的破窗效應及對安全系統的設置感到憂心」的真知灼見南轅北轍。
誠然社會大眾或有不明理之處，可是過往我國政府也有許多尊重專業，化解社會危機與大眾恐慌的經驗。回顧我國建立精神醫療網的時空背景，1984年營橋國小潑硫酸造成三十六位小朋友輕重傷事件，我們用回歸專業的方式來協助社會度過恐慌，量能累積到1990年成功地建立了相對完備的精神醫療網與精神衛生法，今日我國已然是南亞和中國精神衛生人才培訓的重鎮。約在北捷事件的同時，一個小學也成功地展現了危機演練自我保護的安全防衛機制，這是我國可貴的專業社會發展成長的成果。可是北捷事件前後，我國教育體系用教官來診斷個案，行政體系用警察來治療群體恐慌，首善之都才經歷八歲小孩餓死的驚恐事件後，我國政府竟然忽略了陳家慧重要的提醒，沒有彌補精神醫療網和需要支持家庭間的鴻溝，反而完全以排除專業的方式來應對大眾的恐慌，令人感到遺憾！
專業人員在災難幸存者導引與共同努力之下，將災難的恐慌轉化成為社會再出發與人我相互救贖的契機，更是晚近臺灣經驗對國際社會發展重要的貢獻。九二一時彰化基督教醫院結合衛生所協助當時林明溱鎮長發社區力量，災後十天之內就讓震央所在地的集集鎮建立五十個帳篷區的監控與互助網絡；SARS和平封院後的專業人員與倖存者共同與中正衛生所合作，協助忠勤里方荷生里長建立社區互助的防疫網，隔離三個潛在病人就找到兩個後來發病的SARS患者，避免了在SARS後期大規模封街的必要性，這些都是針對問題而協助民眾克服了不必要恐慌的重要案例。相對而言，北捷公司針對缺乏危機控管、演練、以及務實彌補管理疏失的大眾負責表現，令人徹底失望，這是陳家慧需要在化小愛為大愛，借重臺大醫院公關室轉而批評北捷的重要原因。北捷針對陳家慧所提出具體事項的完整回應以及改善方案，在時間點上應該比對犯罪嫌疑人求償更為重要，更為迫切。這些具體的補救措施都和基本的警力配置一樣重要，協助民眾避免恐慌，我國中央政府交通部與內政部，更應該徹底督查並協助地方政府來維護所有大眾運輸的安全，如果陳家慧這樣熱心而有能力的勇士罹患創傷後症候群，一定是北捷以及我國政府事件後無能與不負責的反應所造成的，執政當局該醒醒了！
最重要的，是我們國人的心理素質提升和信賴文化養成。陳家慧第一時間告知社會對第二車廂共同抵禦兇嫌的欣慰，何嘗不是濃厚社會信賴存在臺灣的重要見證？無論在多麼驚恐和不預期的狀態，身邊的陌生人都可以和我們心連心共同抵禦強權，這才是台灣社會最重要與最值得珍惜的克服危機能力。在越健全的社會，犯罪防治與精神衛生促進能力越好，會更有能力來面對這樣不預期的情境，北捷事件可能不過數年到十餘年以上才會發生一次，我們更應該讓民眾了解大致沒有立即的危險，不必自行製造恐慌。唯有重視精神與心理衛生，將事後彌補提升到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知識普及與危險因子篩檢、乃至於心理衛生促進和國人文化精神水平的提升，才能夠讓這樣的意外，由數年一次延長到數十年甚至百年一次。這也是在快速變遷的全球化與資訊化脈動中，心理衛生是全球施政重點的原因，這也是我國只管政治分贓而貶抑心理衛生重要性之政府組織架構重組後，將牙醫與心理衛生因為政治妥協而放在同一個司的國際笑話，更應該檢討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