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 China Labour Bulletin )，發佈的罷工地圖顯示，從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6日為止，共6個多月來，中國境內的罷工件數達845件。《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4月3日刊登《罷工》（The Strike）小說作者哈比.湯林遜（HARVEY THOMLINSON）的專欄文章，名為「中國共產黨正在拋棄工人」（China’s Communist Party Is Abandoning Workers）, 內容指出，光是今年農曆過年前的頭10週內，中國就發生400多起，媒體公開報導的罷工事件，這是去年同期的2倍之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政權，動用強硬手段，讓勞工維權人士被逮捕、遭毆打；只因工人們要求，得到他們應得的工資。
隨著中國經濟成長緩下來，媒體報導的罷工件數持續激增：從2011年的不到200起，增加到2017年的1256起。不過，這數字可能只是實際罷工數量的冰山一角。中國官方數據顯示，中國法院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成長38%；從2011年的589,244件，增加到2015年的813,589件。
中國勞工運動版圖，反映近年來製造業活動從沿海地區，向中部地區轉移趨勢。今年，勞資爭議最多的地方，似乎出現於河南、江蘇和安徽等中部省份。而且，糾紛不只限於製造領域的傳統產業；還包括其他白領工人，電子商務，以及綠色科技之類的新興經濟。
紐約時報指出，就在今年1月間，來自中國各地的數百名教師在北京集會，訴請人們關注養老金，和其他補貼金提撥不足的缺失問題；上個月，貴州省一家太陽能工廠工人舉行靜坐罷工；山東和廣西，工資微薄的網約車司機舉行抗爭；2月份，河北省的醫務工作者，曾就工資不平等、社會保險金遭欠繳問題，發動示威。
近來中國勞權人士也使用社群網路進行串聯。2016年春，沃爾瑪(Walmart)中國員工的獨立組織「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Walmart Chinese Workers' Association)，抗議沃爾瑪不願支付加班費，卻要求延長工人上班時間。活動人士使用微信短訊服務平臺，組織罷工活動，迫使沃爾瑪收回片面改變勞動條件的政策。
中共政權認為，默認勞工抗爭，將對法律與社會秩序造成威脅，於是雷厲發動逮捕、起訴動作。2016年間，中國東北城市雙鴨山發生一起，得到廣泛報導的礦工罷工事件，中共公安部隨後逮捕30名抗議者，並以惡行重大罪名，起訴參與者。河北的礦工，以及湖北的建築工人上個月發動抗爭，遭到毆打，只是因為他們抗議被欠薪；在廣東省，像廣東番禹打工族服務部的孟晗這樣的運動人士，被關進監獄；服務部也被解散；過去這個草根組織，曾幫助工人與廠方進行集體談判。
事實上，多數中國罷工事件，只要求廠方支付拖欠的工資與福利，以及允許集體談判的合法權利。然而，為何罷工次數持續增加呢？專文提出原因說明指出，經濟成長率放緩，導致一些製造業、服務業者受到擠壓；一些老闆甚至不再支付員工薪資。公司一夕之間停止營業，這類停業事件，以及員工領不到積欠工資消息，讓工人大感震驚無法接受。中國工人同時也越來越清楚意識到，他們擁有爭取工資、福利的合法權利。
中國於1995年推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其後，於2008年施行《中國勞動合同法》，把保護中國工人的廣泛權益寫入法律，並賦予勞工「集體談判權」。勞動合同法目的在於提高工人的生活水準，但大企業，以及政治後台強硬者，並不喜歡這些法律。專家認為，隨著中國經濟進一步現代化，未來將有500-600萬工人，在隨後幾年內失業。換言之，更多失業情況，可能帶來更多社會動盪。未來隨著罷工持續發展，中國工人擴大權利聲浪將日愈高漲；工人也可能為了捍衛自身權利，鋌而走險，甚至採取更極端手段。
確保工人能夠使用集體談判的合法權利，有助於工薪家庭分享經濟成長果實，從而幫助實現經濟的新平衡發展。美國二戰後重新繁榮的歷史經驗顯示，強大工會將有助於擴大中產階級的規模。專文作者湯林遜最後指出，透過加強勞工保護法，中共可能會發現，這不但提高工人家庭收入，也有益於解決經濟成長減緩的衝擊；長期而言，更能減輕中國社會嚴重的不公平、不平等問題。他並呼籲，中共應跳出政權維穩窠臼，堅持其代表工人階級的歷史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