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社團今天舉行記者會，從管中閔案及侯友宜參選新北談轉型正義。台灣憲法學會理事長、淡江大學榮譽講座教授許慶雄在會中表示：「台灣從來沒有大學自治、教授治校」！他提到就讀台大政治系四年的經驗，每年註冊都要被教官叫去要對入黨，並被威脅若不入黨就不蓋章。「我當台大學生四年所受到思想上的灌輸，還有精神上的壓力，一輩子都永遠解脫不掉！」
許慶雄也提到，他在大學教書30年，「最後是像狗一樣，被一個職員打電話說：你必須離開，你必須要辦退休。我說給我一個公文，他也不給我」。
「所以這是台灣大學，所有大學有大學自治嗎？這是今天做為專制體制、戒嚴體制共犯的這些教授，敢站出來說要維持大學自治、自由學風，我是感覺到真的台灣是是非不明，怎麼有正義公平，要推動轉型正義，從哪裏開始」？許慶雄認為，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就是要從國民的思想去改變，須從傳播正確的理念、知識著手，傳播媒體、傳播機構必須承擔很重要的責任。
台大師生今（4）日下午將發動「新五四運動」罷課21分鐘，並舉辦燭光晚會，抗議教育部干涉台大校長遴選案，部分人士將聲援管中閔。
台灣社、台灣北社等本土社團則在上午召開「豈容威權附庸污衊台灣青史」記者會，痛批轉型正義不彰，管中閔事件及侯友宜參選新北市長對鄭南榕案不當發言顛倒價值是非。記者會由中社社長、中興大學教授廖宜恩主持，包括台灣社社長張葉森、北社社長李川信、台灣教授協會副秘書長陳俐甫、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蕭曉玲等人出席。
廖宜恩表示，今天五月四日召開記者會，最近有所謂的「新五四運動」和「清華宣言」，就是看了這些宣言之後，覺得黨國底下的這些學術附庸、保守勢力，又在積極進行反撲，因此覺得必須要在這時候在台灣學術界的團體、關心台灣前途的台灣各社團必須要站出來表達看法。
他表示，今天主題是「從侯友宜參選新北市長及台大校長遴選看台灣轉型正義的必要性跟急迫性」，並非針對個案討論，但這兩個事件顯示台灣更深層的問題，就是轉型正義的急迫性。
廖宜恩介紹許慶雄，「在1990年台教會成立時擔任法政組召集人，1990-91台灣自由化運動關鍵時期，1991年5月5日獨台會案，透過一星期學運抗爭，三讀廢除《懲治判亂條例》，519成立100行動聯盟，針對廢除刑法100條舉行抗爭，在那個抗爭的年代，許慶雄從憲法國際法觀點，台灣人行使抵抗運動來抵抗國民黨獨裁統治」。
「台灣今天轉型還沒完成，要推動轉型正義實在很困難」，許慶雄發言時首先表示，納粹德國崩潰後，西德沒把納粹的制度保留下來，東德共產政權瓦解後併入西德，德國也沒把東德的獨裁政策及親蘇聯的外交政策繼承下來，繼續有效推動這些舊憲法、舊國家政策。」
他說，德國推動轉型正義很多國家學習，但看看今天要推動轉型正義的台灣，「中華民國憲法已經沒有正當性，已經被中國人廢除的憲法，今天還規定台灣是中國的一個自由地區，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的中華民國憲法今天還繼續實施，還被反對轉型、反改革的人拿出來當擋箭牌」。
許慶雄接著表示，「今天雖然民進黨執政，但是還是在遵守蔣介石訂下來的一個中國原則、漢賊不兩立的政策，就是要求世界各國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世界各國、美日這些大國認為，你沒能力反攻大陸，等有能力反攻大陸打敗中共政權，當然可說你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還沒有反攻成功前還提出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樣的政策當然世界各國陸續跟我們斷交」。
「但斷交的結果，最近那些蔣介石所遺留下來的徒子徒孫，還有中國國民黨竟跑出來說，我們必須要好好跟習近平、跟北京處理好兩岸關係，學習馬英九政權時代，大家向北京乞降、投降、和好，這樣外交就不會被斷交，這就是把一個中國、漢賊不兩立政策，改今一個中國、漢賊一家親，擁抱北京的共匪政權，外交才能維持不斷交，這多麼荒謬」！許慶雄批評，今天要推動轉型正義，下面還是舊憲法、舊體制，還是繼續維持一中，要當中國合法政府的外交政策，這是最荒謬。
接著許慶雄談到最近台灣大學的校長爭議。「我在這裏可以大聲的說：台灣從來沒有大學自治！或教授治校！這是台灣大學的恥辱，包括我在內。」，許慶雄說，擔任大學教授，是一個很羞恥的事，「台灣大學的教授，都曾經擔任專制獨裁者的打手、共犯」，從沒實現過大學自治或教授治校。
許慶雄接著說，「我是台灣大學政治系的畢業生，但是我一生…我從來沒覺得、沒感覺到做為一個台大畢業的學生有光榮、感覺到有榮譽感，所以我從來不說自己是台大政治系畢業的。為什麼？我在台大政治系，每年要註冊，不讓我註冊，叫我去給教官蓋章，我一到軍訓室，教官對我說，從校長到下面，你的同學，每一個都參加國民黨，你為什麼不加入國民黨？這裏有入黨申請書，你快點簽字，你不簽字我就不蓋章」。
「就這樣恐嚇我。所以我只好跟他們爭論。每個學期、每個學期，為了不加入國民黨，為了維持不加入國民黨，我是這麼辛苦的，甚至在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壓力」。
許慶雄繼續表示，「我在大學政治系，教我們政治學的，竟然是警察大學校長，是警察的最高首長，他教我們不是民主法治的政治理論，是教我們怎樣成為警察國家，繼續維持戒嚴體制，這樣的台灣大學的教授，有自由的學風嗎？今天這些人又站出來，說台大有自由的學風，有大學自治，我被軍事教官，被警察這樣打壓、封殺的時候，自由學風在哪裏，台大有70年歷史，主張大學自治的這些大學教授，你告訴我，大學自治在哪裏」？
「我當台大學生四年所受到思想上的灌輸，還有精神上的壓力，一輩子都永遠解脫不掉！」，許慶雄略顯激動說，今天他是第一次講到在台大四年的經驗，「做為一個台大的學生，我充分了解到整個台灣大學，或台灣其他大學也是一樣，完全沒有實施大學自治，也沒有教授治校。我做一個大學教授，教了三十年，最後是像狗一樣，被一個職員打電話說：你必須離開，你必須要辦退休。我說給我一個公文，他也不給我」。
「所以這是台灣大學，所有大學有大學自治嗎？這是今天做為專制體制、戒嚴體制共犯的這些教授，敢站出來說要維持大學自治、自由學風，我是感覺到真的台灣是是非不明，怎麼有正義公平，要推動轉型正義，從哪裏開始」？
許慶雄感慨，今天推動轉型正義受到重重阻礙，也是今天台灣的媒體大部分受到舊勢力，甚至中國背後勢力的操控，完全是把黑的說成白的，這些經營者、媒體所有者，怎樣來封殺年輕的記者要發表正確的言論，都是很明確，但今天我們的政府還是認為，為了「新聞自由」不能干涉這些大老闆，但年輕的記者應該有使命感，站起來，把正確的觀念傳達給社會大眾，國民知的權利，才是做為一個記者最重要的責任，不能服從上面的指示跟打壓，來傳播被扭曲的種種資訊。
他說，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就是要從國民的思想去改變，「若國民的思想不改變，就不可能推動轉型正義」，要改變必須要從傳播正確的理念、知識著手，傳播媒體、傳播機構必須承擔很重要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