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六四與臺灣——天安門事件三十周年

六四前夕的兩岸

三十年前，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復出的那幾年，臺灣由蔣經國總統主政的年代，曾經是臺灣海峽兩岸社會自由度最為接近的時候。兩個強人，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莫斯科中山大學（Sun Yat-sen Communist University of the Toilers of China）的同班同學，都受到過列寧主義（Leninism）黨國教育的洗禮，對於權力擁有強悍的組織力和意志力，但另一方面，他們卻也都是民粹主義者，深信領袖的權威離不開群眾的擁護，然而究竟是要塑造順民還是順應民意，這就涉及他們個別根本的價值信念。

北京之春換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82年憲法的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資產階級自由化尾隨著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的罷黜。繼任總書記的趙紫陽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提出黨政分離、社會協商等主張，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埋下了鄧小平保守力量藉口動亂撤換趙紫陽、停止政改的殺機。鄧小平在一九八零年有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說要在「政治上，充分發揮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但六四屠城證明他從來就無意於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改革，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不容有絲毫的動搖。

在海的另一邊，剛接任總統不久的蔣經國就經歷到美國斷交和撤軍的震撼，面對美國放棄臺灣的重大國家危機，蔣經國的做法不是強化領導中心，而是向臺灣人民爭取支持，向下轉化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基礎，以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措施，使美國依《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基於臺灣人權狀況的改善而無法擺脫協助臺灣防衛的道德責任。蔣經國在美麗島事件後仍未關上臺灣的各級自由選舉，反對運動得以在他的掌握下持續成長。他任命臺灣人李登輝擔任副總統，讓他輔佐嚴家淦前總統而實際主持中國國民黨第十二屆第三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中交辦成立的政治革新小組工作，研議六大政治革新方案，規劃民主轉型的道路。民主進步黨成立，蔣經國阻止國民黨黨國給予鎮壓，而利用此一形勢解除戒嚴。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與黨主席，持續黨國民主轉型，並試圖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尋求與新興民主國家建交，突破臺灣外交的困境。

聲援六四，觀照自身

1989年，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四十周年，中國知識界由方勵之開始，掀起一波波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和民主改革的聯署上書，這深深地撼動兩岸人心，因為臺灣才解嚴兩年，還處於動員戡亂時期，民主化尚未展開，因而也促動著臺灣人對於釋放施明德等政治犯和回歸憲法的反思。胡耀邦國喪期間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的成立和《北大學生憲章》的倡議，更說出了臺灣校園民主運動乃至大學改革運動的心聲。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投射出我們臺灣自身的處境，對北京學生的聲援，其實也是對當時臺灣政治狀態不滿的吶喊。

在那校園學生運動起伏澎湃的年代，國家在校園裡有春風專案的監控佈建，儘管如此，中國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及其外圍學生社團，還是成為學生運動所抗爭和嘲謔的對象。在這一情形下，北京學運的爆發，給了國民黨團以中華民族主義進行校園政治動員的最後舞台，也讓主張臺灣獨立或具有本土意識的異議學生社團界一時噤聲，無所適從。6月3日晚上九點，唐山樂集發起的《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演唱會，同時在臺北中正紀念堂廣場和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唐山樂集為了避免兩岸和臺灣內部國家認同的衝突，要求臺北與會者不得攜帶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和各政黨黨旗，豈料，中國人民解放軍竟在十一點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命令，在全世界和臺灣人民眾目睽睽下，兵分七路向北京城進攻。此刻臺北中正紀念堂廣場上聽到北京大學生的連線電話，是槍聲中馬少方稱「年輕只有一次」，告知要回到天安門廣場與同學共存亡。最後一通電話則是子夜裡唐山樂集負責人陳百忠沙啞的聲音：「現在解放軍開槍了……」。變調的兩岸晚會在解放軍的殺戮中進行到次日清晨六時天安門廣場清場才解散，歷經一夜驚恐，臺北廣場上的群眾悲傷地共同吟唱著〈龍的傳人〉，血和淚皆已流盡。

血脈相連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在臺北的廣場上宣告成立，六四屠城震驚了全球，卻也驚醒了臺灣民族主義。

六四催生野百合

第二年三月，國民大會第一屆第八次會議召開，以進行第八任總統選舉，並依國民黨《政治革新方案》修正《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關，臺灣人對李登輝領導政治改革的期待引起國民黨內部傳統保守勢力的緊張，國民黨內爆發二月政爭，蔣緯國出而挑戰李登輝，加以第一屆國民大會意欲延長增額代表任期並擴權，乃引爆三月野百合學生運動，前一年聲援六四爭取中國民主的學生動員，竟賦予了學生串連集結中正紀念堂爭取臺灣民主的正當性，全球媒體無不以六四來對照觀察臺北學運，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各校代表聯席會議對照著臺北學運校際會議，兩岸都有絕食團，臺北市民集結在外圍保護學生一如北京市民，這使國民黨政府不能不小心避免重蹈共產黨處理學運的覆轍。國民黨黨政高層漏夜集會於總統府，迅速達成共識，絕不與共產黨一樣，更不會恢復戒嚴，李登輝甚至起意如同趙紫陽親自到廣場探視學生而被勸阻。李登輝借力使力，在臺灣社會李登輝情結發酵之下，使第一屆國大高票擁護他續任總統，進而在總統府接見學生代表，對學運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公開承諾，臺北學運於是圓滿落幕，李登輝遂依承諾召開國是會議研議修憲，在兩年內終止動員戡亂，進而國會全面改選，最後於1996年實現總統民選，完成臺灣的民主化。三月學運啟動了臺灣的修憲和民主化進程，若不是存在著前一年六四的教訓和警惕，臺灣的寧靜和平革命，哪會在1990年便如此地輕易展開。

六四拉開兩岸距離

六四之後的199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反左政治反右的畸形國家發展戰略，在不受制約的剝削勞動者和無償掠奪土地和自然資源的基礎上，造就出紅色權貴黨國資本主義、現代科學技術和專制集中權力體系結合而成的全球性數位極權帝國，有人以為這是六四鎮壓的成就，殊不知，如果六四成功地 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向民主，現在可能是一個擁抱普世價值、自由均富好禮的合眾國，與中華民國並存著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不是令香港和臺灣人聞之蹙眉與色變的惡鄰和巨靈，也不會令中國人在全球文明國家面前以道德低下、不守法紀和妄自尊大而抬不起頭來。六四坦克的履帶壓出兩岸深深的鴻溝，臺灣人因一方面民主化而將公共視野放回臺灣本土，重新盤整威權時期被扭曲的社會需求，另一方面因嫌惡與恐懼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經濟關係日益密切，心卻越走越遠，逐漸疏離中國。

紀念六四，統獨異位

血援會最後一次在中正紀念堂主辦紀念六四晚會，是馬英九總統執政時期的二零一零年。號稱每年參與六四紀念晚會的馬英九，在當選總統後不再現身於廣場，發表的聲明越來越蒼白無力，明顯不願破壞二零零五年連戰登陸後搭建的國共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的和諧氣氛。那一年稀稀落落的個位數靜坐義工與支持者中間，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那一年年底，六四學生的精神導師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二零一一年，由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的王丹以巡迴校園的中國沙龍串連出來的香港留臺以及臺灣本地學生組成的臺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取代了血援會，撐起了六四晚會，而後由臺灣關懷中國學生聯盟接過主辦，再轉到王丹擔任創院董事會主席的華人民主書院，並號召了與華人民主書院有夥伴關係的非政府組織參與協辦。

臺灣，六四三十年

2019年，五四一百年，六四三十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周年，也是古寧頭大捷七十周年，華人民主書院同時在臺灣和香港兩地舉辦《六四屠殺三十週年紀念》系列活動，在臺北的部分，有《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與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共同主辦、臺灣教授協會與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合辦、香港多個泛民主政黨和美加港僑社團協辦，於5月18至20日三天在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行，這一研討會吸引了五十家國際媒體前來採訪，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淪喪，《逃犯條例》的修訂，是會議期間備受關切的主題。20日下午，華人民主書院再與臺灣民主基金會共同舉辦《六四三十週年談中國對民主人權之威脅》座談會，蔡英文總統則於23日在總統府公開接見由王丹領隊之部分六四親歷者和流亡者；國立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上豎立有坦克人裝置藝術；主廳中央通廊5月24日至6月4日有《重返廣場》中國六四事件三十週年特展與謝三泰六四攝影展，並每日上午與中央廣播電台《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合作規劃有六四自由論壇，下午為自由音樂節，共有二十場現場流行、古典與跨界音樂演出。蔡英文總統再於6月3日於總統府公開接見海外民運人士認識臺灣民主人權參訪團陳破空等一行，6月4日《記憶．抵抗》中國六四屠殺三十週年燭光晚會則在自由廣場舉行，由太陽花學生運動領袖林飛帆和苗博雅主持，三十年前六四《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演唱會主持人虞戡平特地現身見證歷史，這正象徵著六四記憶戰爭在臺灣的薪火相傳。副總統陳建仁和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明祺皆上台致詞，以前所未有的官方規格，表達中華民國對六四平反和中國民主化的堅定支持，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則以總統參選人身分蒞臨會場簽署了〈我譴責、我要求、我承諾〉聲明，全文為：「我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989年武力鎮壓民主運動，造成六四慘案；我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立即公布六四真相，向受害者及其家屬道歉並賠償，並追究當年決策與執行官員的罪責；我承諾——將持續以具體行動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改革。」

除了以華人民主書院為首的民間團體之外，美國反共反習民主革命大聯盟籌備委員會秘書長成水炎則委託袁紅冰於6月2日假臺北世界貿易中心一零一會議室舉辦並主持六四三十週年暨二二八七十二週年紀念活動，進行了基督教的祈禱會和藏傳佛教的法會，有臺灣團結聯盟、建國黨、臺灣國辦公室等獨派政黨與民間團體參與合辦，前副總統呂秀蓮、前行政院院長游錫堃、賴清德皆出席致詞。這一活動聯繫了兩岸的國家暴力經驗，表達臺灣獨立陣營基於普世價值對於六四平反和中國民主化與轉型正義的支持。在臺灣本土意識成為臺灣人民國家認同主流之後，中國民運團體連結臺獨團體重新關懷中國，實深具戰略意義。

血援會在6月2日也在臺北市藝文推廣處與愛國陣線共同舉辦了《守護真民主——六四三十周年的省思》座談會，由高惠宇主持，會議主旋律調性定在批判假民運份子與臺獨，而以王丹為主要批判對象。血援會指控海外民運在民進黨執政後接受陳水扁總統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臺灣民主基金會等中華民國政府相關機構的補助是拿臺獨的錢，而為此放棄堅持中國統一的立場。血援會忽視了中國民運的民族主義立場確實也因民主價值的深化而發生變化。事實上，相信並尊重人民自決權，必然會進一步對於臺灣、香港、西藏和東突厥斯坦獨立問題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但血援會擔心中國民運的大中國民族主義立場動搖會給予中國共產黨利用中華民族主義裹脅中國人民鞏固政權的藉口，不利於中國民運在大陸內部工作的開展。不過，血援會也顯然錯置了自身的角色，在臺灣省思六四三十週年，應當檢討的是臺灣歷年在支持中國民主上的作為，甚至是血援會何以讓渡出臺北六四晚會的主辦權，無力召喚臺灣人關心六四，而不是去指責因六四受難和流亡海外的個人及其所屬團體何以違背了臺灣右翼統派的期待。

重新看待中國，改變中國

三十年過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六四，不是否認十九路解放軍齊發進城鎮壓人民的戰爭罪行，刻意抹煞歷史證跡，就是強解是鎮壓的正確決定，方得以造就出當代中國大國崛起的光榮盛世。這種種顛倒黑白是非的說詞，總讓人無言以對。不過，擺在眼前的事實，就是一個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習近平數位極權帝國，傳出了2020年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說法。

六四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原本面臨國際的經濟制裁，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確立經濟反左、政治反右的基本國策，對臺灣和香港民間積極招商引資，以突破歐美大國經濟的封鎖。1994年美國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將中國人權問題與中美貿易問題脫鉤，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貿易最惠國待遇，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擺脫了六四後的國際困境，從此迅速復甦，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挾著龐大的生產力和消費力，成為世界工廠和全球最大的工廠和市場。美國以現代化理論期待於中國新興中產階級能成為中國政治改革和人權進步的主力，但所有的希望逐漸被支解而落空。

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出被稱作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述，宣稱黨國國家中心論是中國崛起的奧妙所在，也就在這一基礎上，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爭取全球文化霸權，參與亞洲價值論的建構，挑戰普世價值，更在積累了大量的國家財富後，發展其銳實力，試圖操縱國際秩序和干涉各國決策，而欲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立現代朝貢體系，發展出以中國共產黨黨國領袖為核心的極權帝國和全球霸權。

臺灣是華人的憲政民主國家，中華民國的存在和屹立不搖，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訴諸中國文化因素而反對所謂西方式民主的最佳反證，臺灣又控制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通道，牽制著中國東南半壁江山的安全部署，我們可以說，臺灣正佔據著普世文明價值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霸權的交界，人類文明前進或後退的歧路上。臺灣人作為華人世界的一份子，又期待成為世界公民，國家主權受到國際社會的接納，就要明白自己所在的地緣政治位置永遠脫離不了與中國的糾葛，認識到自己無可取代的功能，勇敢承擔起自己的責任，而這就是扮演好中國和世界對話溝通以及和平共榮的橋樑，幫助世界馴化中國，改變中國，也以臺灣經驗幫助中國完成現代化和文明化，成為受世界尊敬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存在可以讓臺灣與其統一的條件，因為專制極權與自由民主絕對不可能相容於同一個國家架構底下，臺灣一旦被納入一個中國的政治架構之下，臺灣的憲政民主馬上就會成為中國共產黨對內統治秩序的顛覆力量，制度和政治文化的矛盾，進步的知識和觀念，習慣於自由的人性，便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維護政治穩定所必須消滅的因素。所以維持臺灣的主權獨立是必要的，這是臺灣人民個體與集體人權最後的保障。但臺灣不能無視於中國的存在，臺灣必定要掙脫中國的壓迫才有主權，所以在美國川普（Donald John Trump）政府所創造出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大氣候下，臺灣必須要有一套和平演變中國和強化主權的戰略，而爭取和說服中國人民對臺灣的好感和支持，降低兩岸戰爭的風險，面對中國可能的裂解尋找可以保境安民的方案，甚至參與中國的重建與國際合作，都應該被列入到臺灣國家發展戰略的思考當中。

總而言之，我們不能只是年復一年地行禮如儀紀念六四，我們是到了應當要思考如何和平演變中國的時候了。（2019年6月9日下午四時半臺北晴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