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職纔一個月，英國交通部長克拉瑪（Baroness Kramer）爵士一行來訪，贈送市長以懷錶。市長受媒體的訊問，會不會對鐘錶有所禁忌。對於回答從來不會躊躇的市長，竟然開玩笑的說當做「破銅爛鐵」還可以賣錢。此事已引起非議，而柯市長亦知失言。然而我要說的，「鐘錶」與「懷錶」之稱就沒有文字上的魔術。
在談禁忌之前，我們看到克拉瑪爵士在當天的1月26日下午已經有明快的聲明；表示每天都學到新的事務，錶在英國是貴重的，因為沒有事務比時間重要。該錶是上議院議員身分才可取得的，不知道一正面的禮物會有另一種看法出現云云。這一份聲明，『民報』的網頁將原文（英文）刊出，提供讀者瞭解用字斟酌的情形，這對研究者（包括外交事務）來說是很重要的。
再者，英方很快的處理，想必認為這是不同文化出現的禁忌（taboo）問題，也是文化「相對性」的問題，雖有歉意但在文字上沒有抱歉字眼，也是高明之處，終於避免文化摩擦以及延伸到外交摩擦。
舶來的禁忌
依我的記憶，台灣在日治時代對於「四」字是沒有禁忌的問題。有人結婚時包「紅包」常有「四」字出頭，「四」即雙雙、倆倆的成對，應是好事。雖然是七十年前之事，但我記憶猶新。
「四」字成為禁忌，應是「被光復」（再被殖民）之後由中國傳來的。
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三年我在東京，當時東京的「第一旅館」第三樓之上就是標示五樓，沒有四樓的字樣，但實際上是存在的。住五樓者，實際是四樓，不是也很阿Q嗎？
當時台灣還沒有開放觀光，而以「四」為忌，諒是香港人的影響。
由此看來，禁忌是可以「傳染」到其他社會；換一句話說也是「舶來貨」，最後還會在那社會「內化」了。
鐘錶無忌的社會
漢字的使用，因單音構造而不能以單個字來說項，故須再配以其他的文字。例如上文所指的鐘、錶，若是用「時鐘」、「懷錶」之複詞敘述，讀來順暢。
柯文哲受贈錶，記者問對「鐘錶」是否忌諱，以他的個性從來不停頓思索，就被「誘導」出負面的對答。若記者用「懷錶」二字，對他的誘發或不至於出現「負面」的結果，這是次要的問題。政治人物是要小心被「誘導」的。
但我要說的是：台灣古早時候贈送鐘錶的問題，是否如今日的忌諱？從結論先說，這忌諱是戰後的舶來貨。
昔日鐘、錶是名貴東西。有女出閣，以鐘做嫁妝或添妝（即親友餽贈）也都有的，台語的鐘之讀音，並非「終」之諧音，「送鐘」不會成為「送終」。如今台灣固有文化被歧視與邊緣化，所以有柯文哲現象的出現，但這不只是他一個人，問話的記者不也是一樣?!
其次提到手錶與鐘錶的問題。這兩者在嫁妝或訂婚時常用。女方在訂婚時送給男方十二項禮物，從西裝、革履到手錶或懷錶等等，男方贈手飾等之外，有時也有名錶。這些都是小時候見聞過來的。當然，在以往的台灣這不成為禁忌的問題。
昔日鐘錶是名貴的，種類繁多，由西洋轉入者應不在少，普通人家有幾樣西洋的東西並不少見。戰後文物多毀，也無補充來源，一九六０年代末在日本看到西洋的鐘錶，不免有思古之幽情，但台灣要再等二、三十年後纔漸轉入。這樣的時代斷層，如何使年輕人感受到歷史文化的傳承問題，只有寄望有心的年輕人。
如果今天台灣人恪守自己的文化傳承，今天也就不會發生文化摩擦或外交摩擦，所幸英國的克拉瑪爵士的豁達處理，希望從此開拓台、英外交的新頁。
禁忌的魔咒與文字魔術
經上文我們看到禁忌是可以傳染、移植的，它在文化人類學上是一重要的課題。文字的禁忌像魔咒一樣，束缚我們的思想概念與行為模式。
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台灣旋即淪入專制獨裁的統治而不能像其他的民族獲得解放，法西斯的獨裁政權到處張揚的標語是：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而不是自由、民主、人權、平等、法治。效忠個人，用集團的黨控制的「黨國」體制，剝奪人身自由，國家成為個人、黨的私有物。用愛國等辭彙煽動人民（尤其是對青年人）血氣沸騰、赴湯蹈火，做為他們的砲灰。這種遺孽至今在台灣還存在，蔣介石的幽靈不時在某些人的『心造』中作祟，呼喚他們起來。洗腦、灌輸的「統一」幽靈竟然能與毛澤東主義、共產主義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共合作」。「統一」的字眼在「語意學」上是「文字魔術」。
第二次大戰因法西斯的煽動，有語意學（Semantics）的興起。1955年東海大學建校，當時各大學的「哲學概論」是必修課。張佛泉在這課程中不教邏輯而教語言學，還舉了似是而非的現實政治之慣用語言加以分析，破除文字的魔咒，意在建立民主政治。張教授在當時的「自由中國」雜誌為文介紹語意學；我希望有心人能將之廣為傳閱，以期塑造合理、理性的社會，我們常看到有權有勢的政客常「語無倫次」的利用大眾傳播，強說他的歪理；不是同類的事物不能用來比較是常識，故其破格的用語常被粗話形容「X鳥比雞腿」，以批評其不倫不類的比喻。當然，其言不雅馴。
話說到這哩，不要忘記「禁忌」也是語言魔術的一部份，它往往在腦中建立困擾的概念，而人成為概念的奴隸而帶來生活的困擾。既然禁忌看作文化人類學的課題，筆者對這「課題」並不忽視。但鐘錶不是如媒體所說的是「台灣傳統習俗」的禁忌，也不是台北市政府所認為的台灣社會「傳統」而發生的「文化差異」，而是我們本身失掉什麼？─是良俗？是傳統？是與現代國際社會接軌？讓每個台灣人自己深加思索、填補內容。但畢竟因失掉什麼而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發生贈錶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