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發表一篇「追憶天安門」（Remembering Tiananmen）專評文章指出，從北京天安門事件到25年來政治發展軌跡，中國政局總是呈現互為因果的有機關聯性，而且最特別的是，每每呈現出人意表的驚人發展；不過，最後總以「強權領導」贏佔上風，做為「鬥爭完成」的終結。
以1989年六四天安門要求政治民主改革的事件為例，西方觀察家事前評估，中國將因此陷入政變與反政變的內戰，不過，讓西方社會跌破眼鏡的情況出現了，軍方內部的強硬派穩居上風；至於，同情社運、學運的黨政及軍方人士，則遭到一併鏟除。前中共黨委總書記趙紫陽的命運，就是個顯著例證。趙紫陽於1987年接任黨總書記一職，隨即開放西方媒體，前往中國採訪；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是了不起的大事，因為先前中國是「禁閉國度」。當時的趙先生，以總書記之尊，於北京天安門西側人民大會堂，開放中外記者進行不受拘束的即席問答。當時任職《經濟學人》的北京通訊員憶往時表示，那是個前所未有「令人狂喜」機緣。隨後，主張民主改革的趙紫陽，因同情學運，反對六四進行軍事鎮壓，其總書記一職被拔除，並遭到在家軟禁（Home Arrest），直到2005年去世為止。
理解中國政權的便利之鑰，即認識馬克思共產主義所主張的階級鬥爭。所謂的鬥爭，乃建設共產理想國度的必經過程。透過不斷的鬥爭，距離理想目標就越來越接近。中國將朋友，改稱之為同志，也就透露了其背後隱藏的思想邏輯；同志一辭所代表的「有志一同」，意思是遇到鬥爭關頭，要口徑一致，槍口對外，將彼此綁成利益一致的共同體。一個將鬥爭視為核心價值的政權，只能靠下一個鬥爭存活下去，所謂的「以戰養戰」，因此其政權的存續，具有相對的不穩定性。
《經濟學人》專文，引述中國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於1992年退位時的看法指出，僅管，經過了1989年六四天安門的外部鎮壓，以及領導高層內部的整肅清掃，中國政治的穩定性並沒有因此獲得確保。對於前蘇聯的瓦解，鄧小平曾發表一項總結性看法指出，蘇聯未能讓人民富裕起來，因此崩解了。所以，鄧小平任內，召喚一個全新的經濟改革，展開著名的「南方之旅」，大力推銷頗具經改成效的「重慶經驗」。但是，經改的成效，並不能掩蓋，中國政權不斷面臨高層內鬥的「脆弱本質」。鄧小平就曾表示，中國內部問題，皆由共產黨內部紛爭所引發。經濟學人認為，這個看法，一直到現在，都還相當貼近中國的現實情況。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上臺，一樣重演中共慣有的鬥爭清算路子。《經濟學人》專文指出，習近平向來被視為，繼鄧小平以降中國近20年來最為強硬的領導人，所有國家安全以及經濟改革，全部移交他個人手下，直接下令監管。早在習近平上台8個月前，中共就對中央政治局成員薄熙來下達清算令，接下來，薄氏的幕後軍師周永康，前中國公安部部長，也一併遭到整肅判刑，原因為，北京當局謠傳著，周氏與薄氏，夥同一批中共退休元老，背後策動密謀反習。
《經濟學人》指出，習近平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大船已經開抵深水區，接下來的任務，就要上山打老虎。正如鄧小平享有經濟改革開放之父的美名，習近平也加以仿效，想在締造中國經濟高成長議題，保有一席之地。為了達成此一目標，習氏首先佈署2條平行鎮壓路線，藉此擊虎。所指二虎，一為「貪腐」，另一為「異議人士」之虎。分析中指出，許多人認為，打貪是為了驅趕貪污行徑官員，進一步向黨中央宣誓效忠，同時也可以澆息異議人士，藉機「扇風點火」的燒旺效應。
《經濟學人》指出，習近平為了樹立個人黨內威信及贏取國人支持，近來，大加嶄露軍事肌肉；此一路線與鄧小平向來主張的治國格言：「養精蓄銳，以待時變」（Hide its capacities and bide its time），有所違背，然而習個人不以為意。專文中也指出，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加緊對國內學生，施以愛國教育，企圖將共產黨形塑為「愛國者化身」，近來此一教育策略效果出現褪色；然而，習的強硬外交政策，對抗日本作風，又把這股愛國熱潮找了回來，習近平自己成就了「愛國者化身」。
至於，習近平政權所遭遇的危機挑戰，《經濟學人》列舉指出，包括有1.）國內龐大中產階級的誕生。2.）來自農村地區廣大中下階層勞工移民，所帶來的盲流，激化社會不安效應。3.）新興網路關心時事人口的大量增升，僅管中國網路持續遭到強力審查，甚至封鎖。不過，經濟學人也認為，在習氏雷厲掃蕩異議人士的政策之下，中國公民社會想要集結成為1989年六四天安門百萬抗議規模，恐成歷史往事，不復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