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中國老作家黃裳先生研究清朝文字獄的《筆禍史談叢》，其中〈談禁書〉一篇談到閩、張遠超所撰《無悶堂集》，其卷七有一〈徐烈婦小傳〉，內容有一節寫到：
「甲寅之變，生靈塗炭。身污名辱，終於不免者，不獨女子也，女子為尤慘，楚蜀兩粵，不可勝數。以予所目擊耳聞者，獨浙閩江右，其死於鋒鏑、盜賊、飢餓、損傷、老弱廢疾者不具論。其姿容少好，騾車馬背輦之而北者，亦不具論。惟其棄載而鬻之者，維揚、金陵、市肆填塞（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豕然，不可數計。市之者值不過數金，醜好老少，從暗中摸索。」
並說明，甲寅是康熙十三年，西元一六七四年，時當三藩之亂，清軍與耿精忠的部隊作戰。將姿容少好的婦女「騾車馬背輦之而北」的，當然是指清軍。張遠超說，死於戰亂意外的不算，餓死、病死的不算，長的漂亮被搶走的女人也不算。剩下那些沒死、年長、不怎麼漂亮的女性，居然塞滿了維揚（揚州）、金陵（南京）等大城市的人肉市場，情況就像豬、羊的交易一樣，數不清有多少人，買一個也不用多少錢。
說起來這件事和台灣也有點關係。耿精忠和吳三桂向清帝國宣戰時（至於這是起義或叛亂，端視當事人的立場而定），有約台灣的鄭經前來助拳。鄭經是鄭成功的兒子，東寧王國的領袖，他的戰場主要在福建沿海，和耿精忠相重疊；而吳三桂的地盤在雲南，相距較遠。
鄭經一面幫忙打清軍，一面搶耿精忠的地盤，搞得耿精忠兩面作戰。後來耿精忠不敵清軍，投降後反過來協同清軍對付鄭經。這一仗先後也打了十多年，鄭經才從中國大陸全面潰敗，退回台灣。
兵連禍結，人民當然是慘到無以復加。但事到如今，也只有在這本禁書裡偶留一段，堪供專家查考而已。
歷年來，日本首相是否到靖國神社祭拜、上供，一直是東亞地緣政治的重要議題。不論立場為何，妄加評論者往住惹來一身腥。
然而吾人感歎的是，平民老百姓所受到的殘害，往往是在國族對抗的意識形態下，才會受到重視與紀念。庶民史觀下的人間慘劇常常只能作為國族史觀下的蒼白註腳。前述「甲寅之變」中眾生身受之苦，難道與南京大屠殺有什麼不同嗎？
若說這二件事情年代隔的太久，不可一概而論。那麼當「九帥」曾國荃於西元一八六四年率其湘軍攻破太平天囯的天京後，其幕僚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中記載道：「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此等全面強姦婦女，殘殺二、三歲幼童作為遊戲的暴行，與拿武士刀舉辦殺人頭比賽、妄言南京無處女的日本皇軍何異？而太平天囯的天京，豈不就是南京嗎？
只因為清軍和曾國荃也同是中國人，所以這些無辜死掉的人民就比較活該，不值得紀念、反省與哀悼嗎？
再想下去，如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之慘案，也是在台灣史觀與黨國史觀衝突之下，才從禁忌話題一躍而至神壇地位。至於國民黨先前在中國各省殘害異己的種種暴行，其慘烈未必下於二二八，於今卻早已無人聞問。而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受害者固多本省族群，然並不限於本省族群，外省族群的受害者噤聲多年，於今也多能正面控訴遭受黨國白色恐怖之迫害。
這是一種緩慢且迂迴的進步。在邁向民主國家的道路上，人民終究要學會自己來詮釋歷史。清帝國對《無悶堂集》的查禁及諸多文字獄，國民黨政府先前鋪天蓋地、荒謬無比的禁書政策，雖然已經是過去的歷史，但出版的自由並不代表心靈的自由。
國族史觀下，正如史達林所說，死了一個人是一件悲劇，死了一千萬人就只是個統計數字。如果身為庶民，居然也無視於個人的痛苦，反而跟隨著權力者的眼光來看統計數字，以及對統計數字的意識型態詮釋的話。那麼我們離真正的民主，還有非常遙遠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