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被眼下突發的武漢新冠狀病毒，及至蔓延到世界各國疫情，暫時淹沒了，但這場聲勢浩大的公民運動話題尚未結束，它已成為世界公民運動的標桿與旗幟，此後的美國、法國、英國、西班牙、阿根廷等國的公民運動，紛紛打出了「香港模式」的旗號，成為國際公民運動可圈可點的大話題。
蔡詠梅女士身份特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一，蔡是香港的外來戶，原籍是中國四川，1980年移民香港；其二，蔡是媒體人，先後擔任香港《新報》、《香港時報》、《開放》雜誌等的特稿記者，1994-2014年，蔡任職《開放》雜誌的執行編輯；其三，蔡還是一位作家，現任獨立中文筆會女作家委員會協調人。
蔡詠梅全程經歷了香港的護法運動，以媒體人的客觀公正態度，向我們講述了這場運動的背景、過程，香港的民心民意民情民生，及「反送中運動」的經驗與意義……。
香港人的「公民意識」
香港是亞洲的經濟重鎮，一度成為經濟飛躍的亞洲四個經濟體之一，人稱亞洲「四小龍」。
蔡詠梅解釋道：香港確實是商業社會，香港人精於經商，但香港人不是只關心經濟利益，這是外界的一種片面認知與誤解。
在政治上和地緣上，香港地處中國大陸邊緣，然而在經濟和意識形態上，卻處於西方民主世界主導的中心地帶。所以香港人具有強烈的「公民意識」，即：公民個人與地理區域（城市、國家或民族）之間的身份認同，及個人的工作、生活與地域的治安、政治休戚相關，簡而言之，是個人對該地域的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的心理認同與維護。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絕不是港人的經濟利益驅使所致。
香港的四次大規模運動
蔡詠梅說道：香港歷史上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一共有四次，與經濟利益、民生生活、增加工資、學費等都沒有直接關系。每一次的運動，均是圍繞著價值觀，及維護香港自由民主法制而發動的社會運動。
第一次的大規模運動，是在1989年，中國爆發了八九民運。當年香港人傾巢出動，那是一次百萬人的示威遊行，聲援北京的學生運動。這以後，年年「六四」這一天，香港人都會走上大街，舉行紀念活動，每一次均有幾萬乃至數十萬人參與的大型祭奠活動，一直堅持了30年。
第二次的大規模運動，是2003年反對23條國安立法。那年的7月1日，由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籌辦，目的主要是反對《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確立。大會要求參加者穿黑衣出席，當日遊行有50餘萬人參加，這也是一次捍衛香港法制與言論自由的運動。
第三次的大規模運動，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那一年的9月26日至12月15日，在香港發生了一系列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參與的人數達上百萬，示威者自發地佔據多個主要幹道，靜坐與遊行，運動的目標只有一個：要求香港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的選舉，採取真普選方法。媒體稱此運動為「雨傘運動」或「雨傘革命」。
第四次的大規模運動，自2019年6月直到12月，這一次運動，規模最大，持續最長，從開始的「反送中條例」，到後來的五大訴求，即：香港市民的護法運動。
英國為香港人設置了「防火牆」
蔡詠梅說：這次運動從「反送中條例」開始。
1997年，盡管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但香港與中國的法制體系依然完全不同。當年香港回歸時，英國政府有意在香港法制體系上設置了一道「防火牆」，即中國在執法與施法上，不能強加於香港，或者逾越香港的憲法。
而這個「送中條例」，是港府刻意在兩個不同的法制體系中補漏，或者說試圖打開一個缺口。倘若「送中條例」衝破香港法制「防火牆」，那麽「一國兩制」50年不變便由此被突破，維護香港法制就成了一句空話，香港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將會改變，或者說受到嚴重干擾。
社會有人質疑道：有人在內地犯法，逃回香港，可引渡回中國審判。問題是：法律引渡，需要在相同的法律體系內執行。比如說：在沙烏地阿拉伯法律通姦是違法的，刑律是斬去一手，若違法者逃回美國，沙烏地阿拉伯要求引渡執法，美國會同意嗎？也就是說，香港人是不會接受中國的法律體系的。
修訂《逃犯條例》背後的陰謀
港府說是修訂《逃犯條例》，是因為香港人陳同佳在台灣殺害女友後逃回香港而起，這是一種藉口。其實主要有這麽幾層意思：
一、通過修訂《逃犯條例》，香港人在中國大陸各地違法，即便逃回香港，也可以被名正言順地引渡回中國執法，香港法制獨立將不復存在，會被嚴重的削弱與破壞。
二、通過修訂《逃犯條例》，澳門人在中國大陸各地違法，處理結果與香港相同，澳門的司法獨立也將是形同虛設。
三、通過修訂《逃犯條例》，香港法律事實上將台灣納入為中國大陸的地區。
這樣的修改，遭到香港人民反對，是必然的。
台灣官方在第一時間也表達了反對意見，不能接受這樣的條例。台灣的理由很充足，一是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與主權獨立地位；二是支持與聲援香港市民維護自由民主法制的權利。
所以說，港府修例只是個藉口，修例的背後是為了打開香港司法獨立的缺口，甚至設局把台灣也圈入法律條例中。
香港法律與中國法律，不是一回事。僅舉劉曉波的例子，香港是言論自由地區，劉曉波的言行在香港絕對不會有問題，更何況他還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怎麽可能被判罪與坐牢呢？這就是香港法律與中國法律的根本區別。
「反送中」，反對修例，是為了維護香港司法獨立，為了維護自由的生活方式。
香港人堅持半年運動的硬核精神
蔡詠梅解釋道：「反送中運動」分兩個部分，前階段是反對修例，後階段是反對暴政。面對市民的和平示威活動，從官方與警察的做法來看，已經完全改變了他們歷來的執法模式，香港政府已經採納了中國政府的那一套——專制政權鎮壓人民運動的方式。
嚴格的說，在香港回歸後，香港警察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優秀警隊，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維持社會治安，維護基本的法律秩序，所以他們的執法，有一套嚴格的規定，不能超越權限與過度暴力執法。但是，這次警察完全是超越權限執法，比如毆打無辜的市民，過度使用暴力，再比如，當立法會議員站出來斡旋，或者理論時，警察竟然不問青紅皂白，直接噴射胡椒粉，甚至對記者、對醫護人員，也是動輒使用武力，蠻橫施暴，全無王法。
當然，這不能責怪普通警察，他們只是聽命行事，這是高層警官故意這麽安排的，背後就是港府與北京政府。香港三萬人警隊的性質完全變了，變成了國家專政機器與鎮壓人民的工具，所以後期香港市民不只是簡單的與警察對峙，而是展開了反抗國家暴力機器的鬥爭。香港市民中流傳著這麽一句話：沒有暴徒，只有暴政。
無領袖與「公民意識」
說香港「反送中運動」是世界公民運動的旗幟，還真不是說說而已，是有事實依據的。外界都知道這次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是自發的公民運動，既沒有組織團體的領導，也沒有明星式領袖人物的帶領。支撐著這場聲勢浩大、連綿不斷的運動，恰恰是香港人的「公民意識」，比如有律師站出來，主動承擔免費的辯護團工作，有醫生護士站出來，主動救援示威抗議活動的受傷者，有美術廣告人士站出來，主動承擔橫幅廣告的宣傳工作，還有音樂家、藝術家主動搭台義演，聲援市民的抗暴鬥爭等等。
互聯網在這場運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所有的行動都在互聯網上發布，傳遍了香港的每一個角落，香港市民紛紛踴躍參與其中。
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經驗與意義，一是堅持了「公民意識」，真正做到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各揚其長，各司其職；二是讓港人明白了，若要維護個人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必須積極參與和維護社會的政治與法制。
願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火種，也能點燃中國大陸百姓的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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