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和朋友聊天，談及吐司在臺灣叫名由來，臺語稱吐司為「sio̍k-pháng」，我顧名思義信口說， pháng是從日語的パン（麵包）轉過來的外來語， sio̍k漢字作「俗」，便宜的意思，因為吐司在各類麵包中，價錢最便宜，因此稱之為「俗パン」（sio̍k-pháng）。
是耶非耶？回家後上網查找資料，大謬不然！
sio̍k-pháng一音源自日語的「食パン」（ shokupan），據日漢辭典解釋，指的是「不加甜味，作為主食用的麵包」，臺灣人把日語shokupan省音，就成sio̍k-pháng了，和吐司的價格一點關係也沒有。
日語用片假名稱麵包為「パン」，顯示為一外來語，根據曹銘宗《蚵仔煎的身世：臺灣食物名小考》說法，這字源自麵包的拉丁文 Panis，並衍生出義大利文 pane、法文 pain、西班牙文 pan、葡萄牙 pão，都和日語的「パン」諧音。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將麵包作法傳入日本，「 パン 」因此定音。
歐洲麵包進入日本後，被日本在地化，發展出適合日本人口味的各式麵包，成為國民零食之一，如紅豆麵包（あんパン），這是以紅豆沙為餡的麵包，あん的漢字是「餡」，日語的あん多半指的是豆沙，而日本最常見的豆沙是紅豆沙，因之紅豆麵包就被稱為 あんパン。因為紅豆沙符合日本人口味，也較能為當時老一輩的人接受。
此外，還有奶油麵包（クリームパン）、咖哩麵包（カレーパン）、菠蘿麵包（メロンパン）、果醬麵包（ジャムパン）等等，都屬日本在地化後的麵包，這類麵包在日本時代傳入臺灣，和吐司一起，成為臺灣麵包的基本款，古早味。
雖然西洋料理在日本，乃至日本時代的臺灣社會，是上層社會的美食選項之一，一般庶民無緣接觸，但比西洋料理更早進入日本的麵包，早已在地化，以洋菓子的身份面世，因此不在高級西洋料理範疇，而是平民食物。麵包被歸為洋菓子，它不是正餐主食，向來就只是零食。
一九二◯年代，當時臺灣人就有在旅途中以麵包充飢，如黃旺成日記所載，他曾在通霄站買麵包一角做為午餐，並稱之為「經濟之一法」；在自家工廠工作時，他也曾買紅豆麵包兩角「自己烹茶以充中食」。可見當時麵包在市面已相當普遍，連車站都買得到。
到明治後期，臺灣人甚至自己動手做起麵包，根據呂赫若的日記，他就曾買果醬和麵粉，做糕點給孩子吃。（見陳玉箴，《日本化的西洋味：日治時期臺灣的西洋料理及臺人的消費實踐》中研院臺史所《臺灣史研究》第20卷第1期，頁79至125，2013年3月。原註：黃旺成部分：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一九二二年》，頁94、360；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九二三年》，頁54－55、196－197；黃旺成著「黃旺成先生日記」，1925年12月20日，未出版手稿，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藏。呂赫若部分：呂赫若著、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中譯本》，頁113－114。）
1928年底，潘漢年寫了一篇小說《法律與麵包》，刊登在《臺灣民報》（第243－244號），故事說，麵包公司職工馬德生因參與工人運動被開除，為了生存，乃擊破公司的玻璃櫥門搶麵包，而被判刑3個月。（朱雙一編《臺灣文學創作思潮簡史》頁33）雖是小說，但描繪的社會背景不會太離譜，這篇小說顯示，臺灣當時已有自家生產，並陳列於玻璃窗，以招徠顧客的麵包店。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當局在臺灣實施糧食配給制度，但對人民而言，配給的食物總是不足，有一份回憶錄說，有時候一連幾天都要用副食品地瓜或麵包來代替三餐。（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們的朋友及那個時代》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 年，頁234。）在這裡，麵包和地瓜同屬不受待見的副食品，和米食差了一大截。
時至今日，有人將臺語的 pháng，以華語的「胖」來表述，取其諧音。
2010年11月，吳寶春在高雄開設麵包店，取名「吳寶春麥方（兩字合寫）店」，「麥方（兩字合寫）」這字，成為臺語pháng的新創漢字。
※轉載自Louis Lee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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