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台灣，打拼》第貳章 從市議會到立法院
台灣話說台灣史，台灣人找回台灣人
決定幫黃信介助講之後，最大的問題是該講什麼？大家對他的印象是滑溜有趣，口才伶俐，草根味十足，地方父老盛傳他說過的一句名言：「選舉沒師傅，『吐劍光』就有。」怎麼「吐劍光」呢？我問他上台應該講什麼，他起先的答覆是「幹譙國民黨啊！罵得愈兇，聽眾愈爽就好啦！」隔天我又問他，要不要討論一下演講主題，好讓我知道怎麼配合他，他知道我有意見，就比較嚴肅地說，讓他想一想，第三次，我再問他，他拿出一堆剪報擺在桌上，跟我說：「就說這個！」我一見笑笑，也就不再跟他追問了。
既然答應幫他助講，不能不上台，也不能沒有準備，中央級的國會議員選舉應該不能像選市議員那樣「吐劍光」，誇張得像布袋戲那些可以飛天鑽地的「仙角」。尤其國民黨提名的人選有的是滿腹經綸的教授，有的是人氣鼎盛的「少棒之父」，就是同屬無黨籍的張詩經，談吐也很有內涵，黃信介若只能讓民眾聽爽，形象一下子就會比下去，神仙也難救，於是，根據我平常的研究，準備了一些有關台灣史的講稿。
當時距離雷震被抓、《自由中國》半月刊被停刊已有九年多，那波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結合台灣地方精英的民主浪潮卻早已退去，民主、自由雖然始終是我從政的理想，現實的政見台上卻成了老生常談，於是我決定以台灣話談台灣史，說給台灣人聽。
我這樣的決定，也有我對《自由中國》組黨運動的體認，1949 年創刊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民主、自由的道理其實早已透徹，但是寫文章的欠缺直接動員群眾的能力，有群眾基礎的本土菁英，或者對民主理念認識不夠深刻，或者另有別的想法，那些半月刊上的大道理落到基層、曲高和寡，以致於組黨受挫之後，民間並沒有什麼反抗聲音，就是三個月後縣市議員選舉，參與組黨的大老都到各地巡迴演講，以「新黨（中國民主黨）」名義參選的人士只當選了二十多席，在上千席次的縣市議員當中只佔百分之二點多，這是我的第一個體認，民主不能光說不練，理論要有，更要實踐。
我的第二個體認是從獨裁到民主之路，無法期待獨裁者的慈悲，而是人民起來壓迫獨裁者讓步，當時的獨裁者就是蔣介石父子，《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發起人胡適、支持者蔣廷黼以及實際負責人雷震，不只在知識界有崇高聲望、在政治圈廣大人脈，跟蔣家父子其實也有不錯的交情，但是蔣家說抓就抓，說關就關，沒有廣大人民支持的民主根本是裝飾的花瓶，有利於蔣家政權喊喊「堅持民主陣容」的口號罷了。
我最根本的體認是《自由中國》的中國自由主義前輩要在台灣推動民主，卻生怕台灣人「當家作主」，那如何期待台灣人「熱烈參與」？雷震日記說過，他們組織新黨之時，有人質疑「把台灣人搞起來了，大陸人將來要受其欺壓的，大陸來的人，百分之九十不贊成這種作法」（雷震，《我和我的時代—雷震日記》，台北，聯經出版社出版，雷震在1960 年5 月19 日日記），他們的黨「不只要有容忍的精神，更要能讓大陸人不心生恐懼」，這雖道出了台灣大陸人的心聲，卻也是他們推動民主的最大障礙。
《自由中國》的組黨過程中一些平常比較強調「台灣人」地位的成員，包括郭國基等後來都遭到排擠，許多會議都未獲邀參加，而一些所謂「地方主義」的組黨同志言論也在座談會紀錄中被刻意刪除，這種刻意與「台灣人意識」及「地方主義」切割的「大中國主義」，生怕「把台灣人搞起來」，卻導致內部貌合神離。
基於上述的體認，以及一個月前競選市議員那些台灣話海報、台語演講所受到的歡迎，我認為不必去吊書袋子，談什麼民主自由的宏論，但也不必像黃信介那樣：「就罵國民黨，罵得愈兇愈有人聽。」我選擇用台灣話說台灣史，多談台灣前輩的抗日事蹟，希望把「台灣人意識」從台灣人身上喚醒過來，人家歐洲文藝復興都是從追思希臘先賢亞里斯多德等等的思想，走出中古世紀的黑暗，我們台灣人也可以從前輩對抗外來統治者的經驗，尋找「當家作主」的智慧與勇氣。
正當我有這些想法的時候，我也碰到一個特殊機緣，讓我意志更加堅定，那是在黃信介競選總部發生的，選前有一天我到那裡聽取選情分析，有一位他的親戚不經意說了一句：「你們不要看黃信介不夠輕重，他母舅連溫卿當年也是一位不簡單的人物！」那是王詩琅老先生之外，第二位有人在我面前提起「連溫卿」三個字，我心頭一震，「黃信介有這麼一個日治時代鼎鼎大名的母舅，怎麼沒有人說起？」我回去向王老先生打聽，才知道確有其事，那位在他家進進出出，一點也不引人注意的黃老太太，原來是連溫卿的妹妹連好。
連溫卿本名叫做連嘴，大稻埕人，他妹妹連好嫁給開碾米廠的黃火炎，也就是黃信介的尊翁，生了五兄弟，黃信介排行老二，上頭有一個兄長叫做黃金標，曾經跟黃信介一起到日本去求學，戰後回台，後來到浙江唸大學，就一直沒回來（黃金標後來改名黃小英，台灣解嚴後，曾經獲准回台探親，後來他在中國當過人大常委，那是黃信介當上民進黨主席之後的事），黃信介之下有三個弟弟，黃三知、黃天福之外，有一個從小送養別人。
我對「連溫卿」這個前輩的最初印象是從王詩琅那邊來的，他在講述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興衰時，總會提到這些台灣前輩轟轟烈烈的組織如何從無到有，從團結到分裂，從右派到左傾，而左派的領袖之一就是連溫卿。
我對連溫卿還有一個深刻記憶是間接聽到他留下的一句名言，他說：「有民族問題，必有語文問題，外來統治者要消滅你，就要消滅你的語文。」這樣的話在我大學時代聽起來，讓我更加不敢放鬆台灣話演講的自我訓練，那是蔣家政權全面打壓台灣話的年代，有了連溫卿這句名言，讓我更加惕厲，能說台灣話的場合就盡量說台灣話。
連溫卿雖然只有小學畢業，卻曾經到東京接受日本社會主義運動者山川均的指導，回台後發展組織，成立所謂的「山川派」，後來跟中國回來的王敏川、侯朝宗（後來改名為劉啟光，當過官派的苗栗縣長，也做過華南銀行董事長）聯手，取得「文化協會」的主導權，甚至「台灣民眾黨」在被日本政府禁止活動之前，也已落入他們手中，最後這些組織內部分裂、加上日本殖民政府的打壓而不了了之，他們的功過一直受到爭議，但是彼此對抗殖民統治者的精神則是毫無疑義的。
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冥冥之中連前輩要透過我助他外甥一臂之力，讓我在選舉活動之前聽到黃信介這樣的家世，於是當黃信介的政見台擺在西昌街口，我就跟在場的民眾說：「我們今天來這裡不只是擁護黃信介去當立委，而是在延續前輩民主運動的香火，黃信介的母舅就是連溫卿，曾經跟林獻堂先生一起在『文化協會』打拚過，黃信介身上流有這位前輩的血脈，值得大家來珍惜，支持黃信介，就是支持他母舅的精神，也就是支持前輩抗日的氣魄。」
我這樣一說，台下的反應開始有點不一樣，一片靜悄悄，於是我跟大家說：「這次選舉要選立委，他們是要進入國會，為大家審預算、看國庫、訂法律的，不是像過去只能管管路燈、水溝、警察而已，這是台灣人開始可以管理國家，這是台中阿罩霧（霧峰）林家三少爺林獻堂當年帶頭組織『文化協會』以及一連推動十五次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跟日本人在那裡用心計較的夢想，台灣人要自己做主人，要高度自治，這些話過去先賢都說過了，現在國民黨雞腸鳥肚，度量狹小，只開放幾席立委讓我們選，我們不要因此洩氣，他愈是這樣，我們愈要讓咱的人去立法院大聲說出咱的心聲。」
梁啟超當頭棒喝：台灣的前途要靠台灣人自己打拚
一生穿著唐裝，拒絕在公開場合說日本話的林獻堂，1907 年得知大清朝「戊戌政變」後逃亡日本的梁啟超要在神戶奈良旅館下榻，特地帶著秘書甘得中，從東京趕去拜見這位中國維新運動的健將，請教他「祖國」能否協助台灣掙脫日本的殖民統治，不料梁啟超當面潑他冷水，跟他說不可能，三十年內「祖國」自顧不暇，內部要處理的問題很多，不可能有餘力幫助台灣，台灣的前途要靠台灣人自己打拚。
不過，梁啟超倒是教了林獻堂一招，建議台灣學習愛爾蘭，一方面做好與殖民統治者的關係，另方面培植自己的實力，等待時機，4 這才促使這位「祖國派」的老前輩開始結交日本政要，響應日本明治維新元勳板垣退助發起的「同化會」，期待「這個團體的運動能夠鬆解一點壓力，讓同胞的生活好過一點。」然後又從「撤廢六三法案」運動開始，與蔡惠如配合，一路號召留日學生組織「新民會」、開辦《台灣青年》雜誌、組織「文化協會」，帶領留日學生返台講演，以及推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展出對抗殖民統治者的強大社會力量。
我跟在場鄉親說，前輩們為了成立台灣人議會，一連推動15 次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過程相當艱苦，當時必須北、中、南分別去演講，在日本警察的干擾脅迫之下爭取民眾的連署支持，然後把一份一份連署書蒐集起來裝箱，從基隆坐一星期的船到橫濱，再由橫濱坐火車到東京，趕在「日本帝國議會」會期結束前送達，而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更需要分頭遊說日本議員、學者，並且召開記者會，徵取日本各界的同情與支持，有不少留學生為了晉見國會議員，在冰天雪地的東京，守候在人家門外，手腳因此年年凍傷。這項請願運動雖然仍然無法被「日本帝國議會」接受，但是台灣人爭取平等、自由、「台人治台」的集體意志卻因此凝聚起來，讓統治者不敢小看台灣人。
我舉了好多事例向民眾說明，台灣前輩如何滿腔熱血為台灣前途打拚，其中謝文達的事例最能打動在場聽眾。我說有一位名聞日本的傑出飛行員謝文達，1923年2月11日，當兩、三百位台灣鄉親手持「自由」、「平等」、「台灣議會」等旗子，合唱〈台灣議會請願歌〉、高喊萬歲，在東京火車站盛大歡迎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等三位「議會設置請願團」的島內代表時，他曾經開著飛機，從千葉縣津田沼飛行場起飛，環繞東京市上空，散發數十萬張宣傳單，向東京市民宣傳台灣人設置台灣立法議會的心願，那些傳單寫著「台灣擁有三百六十五萬的中華民族人民」、「立法、司法、行政完全授權總督，乃為極端的專制政治」、「虛偽的地方自治制度」、「虛假的內台人共學制」、「台灣人文官的特別任用令只是空論」等，這樣的台灣人祖先，值得我們驕傲，值得我們向他學習。
我跟大家說，現在國民黨什麼都跟我們管得死死的，反對黨不准成立，報紙不開放給人辦，《自由中國》一群人要組黨，還沒成立，帶頭的雷震就被他們抓去判刑，日本時代的殖民政府都沒這麼酷刑，前輩蔣渭水、林獻堂、彭華英等早就組織過一個「台灣民眾黨」，黨章、黨旗、黨員都有，還有一萬多名黨員，就是後來被禁止活動，也不像現在的政府那樣抓人判重刑，一判就是十年。
我也說起《台灣青年》、《民報》的辦報經驗，我說國民黨現在不讓我們辦報紙，說什麼白報紙進口限制，新報紙不准辦，但是日治時期，白報紙也很缺乏，我們前輩林獻堂、林呈祿等把週刊、日報都辦了，一辦就是一、二十年，那時候日本政府也很刁難，台灣編好的新聞要送到日本去製版、印刷，再運回台灣發行，來回就要兩、三禮拜，新聞都成了舊聞，但是前輩們還是咬牙堅持，同胞們也很支持，運回來就搶購一空，這是自己同胞的教育啟蒙啊！因為有這樣的精神，才能把月刊辦成週刊，從週刊進步到辦日報，同時因為有這麼一份自己的媒體，不容許媒體傳播像現在一樣，都被統治者的報紙電台顛倒是非，日治時期的請願運動、組黨運動等等才能獲得廣大的迴響。
我說前輩辦報經驗，特別提到過台中牛罵頭人（清水）人蔡惠如感人的事蹟，我說這位「牛罵頭」的望族，日治之前原本是台中的大地主，家財萬貫，不輸阿罩霧( 霧峰) 林家，因為不願意接受日本人的統治，變賣家產，全家搬到福州去經營水產事業，但是台灣人的各種抗日活動，他都無役不與，前後二十多年，奔走四處，經常來回東京、台灣、福建，到最後家境拮据時，聽說留學生有意出版刊物宣揚思想、教育大眾，卻因遲遲募不足經費，不敢開辦，他一聽到這消息，將旅日盤纏僅剩的1500 元捐出來，交代當時到東京車站給他送行的林呈祿說：「雖是發刊一兩期，也是要實行。」這才使台灣留日學生的第一份刊物《台灣青年》開辦起來，前輩們就是秉持蔡惠如這樣的精神，對抗統治者的活動才能從無到有，一步一步做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