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紀念白色恐怖受難者郭振純前輩
在臉書上，攝影家黃謙賢發表了一則在綠島人權園區的小見聞：今天身在圍牆內，耳邊傳來參觀者的對話……
女：我快熱死了。
男：多喝水。
女：我終於可以體會被關在這的感受。
男：他們都是犯人。
女：誰叫他們要犯錯。
黃謙賢感嘆說，可見她（他）們只是無知的觀光客。這是她（他）們的悲哀，也是國民黨政府的洗腦教育教出來的。
當我來到綠島人權園區時，曾被關押在此的政治受難者郭振純和陳欽生為我導覽。突然來了一群觀光客，興高采烈地拍照留影。有人說，一個人住一個這麼大的房間，待遇還不錯呢。
陳欽生聽了之後，直搖頭，忍不住插了一句：「我就是當年的受難者，一個房間要擠十個人，人都快被烤熟了。」
我不願鄙視某些參觀者的「無知」，這是轉型正義缺失和歷史教育匱乏的結果，也是台灣民主憲政深化過程中繞不開的問題——正如保羅·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在《紀念館》一書中所說：「紀念館將和遺忘的未來戰鬥；紀念館到底是培養自憐自艾的文化，還是能幫助、鼓勵觀眾對抗不義的奮鬥？」
新生訓導處：這裡是「第一層地獄」嗎？
乘火車到台東，再從富崗港口乘船赴綠島。風急浪大，五十分鐘的航程，比預料中的顯得更長——不過，我乘坐的畢竟是標榜「豪華」的客輪；而當年被送到綠島的囚徒，像沙丁魚一樣擠滿悶熱漆黑的船艙，駛向茫然幽暗的未來，心中該是何等恐懼與絕望？
遠遠地，山巒起伏的綠島躍出海岸線。如今，綠島是一處遊覽勝地，碼頭上人潮如織，多半是來此度假的年輕人。從碼頭驅車去綠島人權園區，還需要十五分鐘車程。
將人犯流放到遙遠的孤島，是統治者屢試不爽的手腕。法國馬賽和美國舊金山附近，都有讓人望而生畏的「惡魔島」——前者是小說《基督山伯爵》中極力渲染的舞臺，後者則因關押過美國最危險的罪犯而成為好萊塢青睞的故事題材。在南非，更有羅賓島監獄，因關押過曼德拉等人權鬥士而聞名於世。
早在日治時代，日本總督府就在綠島設置了「火燒島流浪者收容所」。國民政府遷台之後，這裡成為台灣地區規模最大的政治犯監獄。到了解嚴之後，監獄舊址被規劃為人權園區，包括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和人權紀念碑三大部分，屬於聯合國認定的「悲劇遺產」（legacy of tragedy）或「負面遺產」（negative heritage）。
所謂新生訓導處，其實就是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1950年代初期，台灣各地監獄的政治犯人滿為患，許多囚徒被運送到此處。1951年5月17日，第一批近千名政治犯從基隆搭船抵達綠島，當局對外謊稱是共軍俘虜，強迫囚犯穿上共軍軍服。之後，不斷有囚犯被送來綠島，最多時關押了兩千人，還有近百人的女生分隊，加上管理人員，營區超過三千人，與當時島上居民的人數相當。
新生訓導處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對政治犯進行洗腦教育。初期，每周一、三、五上政治課，其他時間勞動。後來，由於島內物資缺乏，遇到氣候惡劣的時候，台東的補給品無法海運上島，囚犯們便申請自辦農場，得到了管理方同意。於是，囚犯們可以下海捕魚、上山種菜，以及飼養雞、豬等，其收成超過了營區的需要量，還被管理方拿出去賣錢。
《古拉格群島》的作者、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寫過一本名為《第一層地獄》的作品，描述那些技術專家在監獄工廠中享受的「優待」。如此看來，新生訓導處也算是「第一層地獄」嗎？
年逾九旬的郭振純，領我參觀大部分建築都已經拆掉的新生訓導處，指著空曠處，對當年每座建築的位置都如數家珍。郭振純從小就嚮往做維新志士，是最早持台獨理念的「獨俠客」，入獄22年之久。他向我描述了一段遭受酷刑的經歷：
特務們問：「你去過川菜館嗎？」
郭回答說：「不曾。」
特務們說：「有道菜很好吃，很有名，叫螞蟻上樹。」說完就拍桌子喊道：「叫打手來！」
於是，姓潘的打手衝過來，將其衣服剝掉，像捆死豬那樣綁一綁，手被彎到後面，腳也綁起來，抬到散步場。郭被綁到那裡丟下，然後潑糖水。
「你想會發生什麼事？螞蟻來了嘛。很難過的，你若沒有親身體驗，想像不到的。……只能滾來滾去，爬起來蹲著，又跳來跳去也沒有用。螞蟻一上身就不容易撥走，我整個人快發狂了。」
老人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臉上沒有痛苦的表情，眼中沒有淚水。
八卦樓裡，走過白髮蒼蒼的倖存者
1972年，「綠洲山莊」又啓用了。用充滿詩情畫意的「山莊」一詞命名監獄，頗有諷刺意味，蔣氏政權的虛偽由此可見一斑。在官方檔案中，此處的正式名稱是「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
「綠洲山莊」的主體建築，是呈十字形放射狀的「八卦樓」。其設計完全符合法國思想家福柯在研究監獄問題的傑作《規訓與懲罰》中描述的「全景式監控」之概念，不過將西方通用的圓形建築，改為具有東方特色的八卦形狀而已。
綠洲山莊的一、二樓分為八個片區，共有大小牢房52間。大部分囚犯被關押在一樓，每個狹小的房間內關押十人左右，晚上睡覺時眾人只能側身而眠。
我在園區裡步行了半小時，已然是揮汗如雨，這才親身體驗到何謂「火燒島」，比起《西遊記》中的火焰山來毫不遜色。陳欽生找到了當年被關押的那間囚牢，帶我走進去，告訴我說：「我睡在靠牆壁的那個位置，這裡白天被太陽曝曬，直到半夜牆壁都是滾燙的。我是這間囚牢中最年輕的囚徒，當仁不讓地睡在這個最不舒服的位置。」
陳欽生說，他們剛進來的時候，彼此之間話不多，擔心被對方告發。後來，果然發現室友中有一個告密者。所以，如果有重要的話，他們都在放風的那半小時，到操場裡悄悄地講。
每個片區由一名憲兵負責。按照規定，憲兵不能與犯人講話，因為在泰源事件中，有官兵被囚犯說服，幫助囚犯越獄。陳欽生說，最初的管理者是一些年輕的憲兵，嚴厲而生硬；後期則是一批老兵，人生經驗豐富，也有同袍遭到整肅，所以對囚徒頗有同情心，互相之間保持了良好的關係。
綠洲山莊從一直存在到1987年，其管理遠較此前的新生訓導處嚴格。陳欽生說，他被關押在此的幾年裡，根本不知道監獄外面山巒、大海和村莊的面貌。直到多年以後，以自由人的身份重返綠島，才知道綠島的整體環境，遂有井底之蛙之感。
二樓關押的是少數身份特殊者，一般都是單獨關押，如：柏楊、施明德等名人。獄方希望避免他們向其他囚犯傳播「毒素」，他們卻利用與世隔絕的安靜環境繼續讀書、寫作和思考。
昔日緊閉的沉重鐵門，如今一扇扇都敞開著。白髮蒼蒼的倖存者，不堪回首卻又必須回首的青春時代，被這鐵門、高牆和柵欄分割與阻隔。
你可以聞到，那無法禁錮的花香
走出綠洲山莊數百米，來到海岸邊，就可以看到人權紀念碑。由於當地居民紀念碑擔心破壞象鼻岩一帶的自然風景，設計者遂巧妙地將紀念碑安置在地表以下。如同美國首度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一樣，參觀者一步步地走向地下，鐫刻著不同類別的受難者名字的「哭牆」逐漸呈現出來。在密密麻麻的名字的盡頭，是柏楊留下的那句讓人心情沉重且痛楚的話：「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花香是無法禁錮的，熱愛自由的心靈也是如此。在展廳裡，展示了當年的囚徒們親手製作的藝術品、手稿、生活用品等。陳孟和用了一年時間，採用解體的沉船的甲板等材料，製作了一把不亞於專業水準的小提琴；台大醫院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完全靠著記憶，手繪了一副精準的星象圖。還有潛水鏡、貝殼畫等，無不巧奪天工。
涂南山翻譯的《耶穌傳》手稿，讓我不禁放輕呼吸，恭敬地閱讀。這個赤貧的草地少年，從民族覺醒出發，穿越時代悲劇與個人苦難，展開波瀾重重的認同之旅。他在滿洲讀大學，在台大搞學運，直到在獄中閱讀到日本基督徒作家矢內原忠雄的著作，在生死關頭猛然覺悟，十年的牢獄淬煉出全新的生命體驗。
涂南山說：「就是這本《耶穌傳》支持我的意志。我總覺得它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力量，逼得我非為那些自由民主而奮鬥、卻遭受苦難與迫害的人翻譯不可。我在火燒島一面挑水、挑糞、種菜，一面翻譯《耶穌傳》，每天感覺如在天堂，快樂無比。」他先後改稿九次，將譯稿拆成十份，藏在菜圃的茅草中，最終帶出綠島。出獄後，他與朋友們成立「台灣福音書刊編譯基金會」，出版了凝聚四十年心血的《耶穌傳》和《羅馬書講義》等譯著，並期望中國讀者也能讀到這些書籍，因為「沒有愛的民族主義，是非常可怕的」。
綠島的政治犯大部分都是高級知識分子，靠一幫魯莽無知的軍人給他們洗腦，談何容易？郭振純笑著對我說，管理者也知道所謂的政治學習，是走過場罷了。每逢期末考試，教官把考卷發下後，就到外面抽煙，大家拿出課本來照抄，不過一般只抄對七十分。
更具諷刺意義的是，被當局描述成「青面獠牙」的叛匪囚犯，被官兵們請去給他們的孩子補習功課，效果立竿見影。不久，連島上的百姓都知道了這個情況，也要求這些囚犯給他們的孩子上課。長期以來，綠島師資缺乏、教育滯後，很少有孩子考上外面的學校。經過這群特殊身份的老師的補習，綠島居民的孩子的成績大都直線上升，甚至有不少考上名校。台東地區很多中小學校的校長，都來自綠島，都是政治犯的學生。
美國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有一句台詞說：「有一些羽毛發亮的小鳥，是關不住的。」下午乘船離開的時候，我在甲板上，一邊眺望變得越來越小的綠島，一邊吟誦受難者曹開的那首名為《光明的面龐》的詩歌：
我們是被關禁在
鐵罐裡的螢火蟲
我們像星星連動也不動
久久彼此相望
懷著災難的苦痛
我們閃爍著一種沉默的語言
這樣晶亮，這樣奧妙
相信所有的語言學者
希望了解我們這口氣寒光
但願生命點燃的燈火
永久不會被熄滅遺忘
我們供人使用的字眼
就是至愛光明的血紅面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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