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上了一堂西方史學史的課！你的演講題目「社會學到歷史學─希特勒統治下 知識份子的抉擇」，很有意義，也易讓人聯想。60年代，我大學到研究所階段，受《古史辨》影響最大，還有《禹貢》⋯⋯。在資訊封鎖的時代，我非常用心去尋找在中國的學者，曾為郭沫若編年譜，從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單，知道約八、九成都留在中國。 而一般的學者，留下的比例更高，自由派、右派的著名學者也大半留下來。兵敗如山倒逃竄到台灣的蔣政權，誰願意跟他去？除非去歐美港澳。所以1948、49年之際， 對中國知識份子其實沒有什麼抉擇的問題。多只有KMT下的學者，才有抉擇的困境，死忠的早就要來台。台大、師院（大）最早設中文國文研究所，師大搶先辦博士班，影響了全台的大學以至中小學國語文教育的極保守性 。
兩位關鍵人物，高明、林尹教授，都是我的老師，高是CC，林是軍統。
至於戰後即來台推動國語文教育的學者，有的很傑出。一般可能不知道，羅根澤曾經到師範學院報到，是我提案發起四六事件調查，看到人事資料。這些人多在江山易色前返華，可免於被「許壽裳」。（其後亦有少數外省教授涉諜案）隨蔣來台的學界K黨學者（很難說全是知識份子）多榮華富貴，至少生活小康。與中國知識份子遭文革下場，有天壤之別。而不要忘記台灣本土的知識份子在228被屠殺和長期的壓制，亦不下於文革。
東方中華文化下的知識份子的抉擇是輕微乏力，甚至於沒有抉擇的權利，如馮友蘭。逃出納粹的知識份子對人類有的傑出貢獻，但生活在納粹下的知識份子，並沒有像在中共統治下那麼沒有尊嚴。逃到台灣的中國知識份子，也有一些表現。但多數成為向台灣人洗腦的幫凶。
今天中國政府富有，而知識份子卻已經死亡了。這是人類文化的悲劇。
西方的納粹還可能再出現，它是間歇性的。而「中華思想」（日語） 好像是永恆的！ 20年前我女兒在NYU（New York University）寫碩士論文〈納粹的媒體宣傳〉， 我很好奇，最好能擴大比較。台灣走向自由，人文社會的研究所學位論文題目都很小，也很傳統。中文系、歷史所師生論文，如果說有改變，就是增加一點台灣和當代的成分。只有微觀， 缺乏宏觀，看不到文化變遷，和李教授所強調的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科際聯接，這實在也要有賴廣博的學力。西方學者或思想家許多影響很大的名作，幾乎都是像大河小說一樣，具有歷史的宏觀。讓讀者反省，尋找方向。
我經常談，要建構台灣主體性的國民意識，談何容易？尤其今天台灣人缺乏危機意義，缺乏國民心防，我們的國民教育就沒有宏觀的歷史公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