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這「占中新世代」，額角帶著血絲從容微笑華麗登場！--練乙錚
習近平上臺之後，北京對付香港的策略由過去的「溫水煮青蛙」變成「滾水煮青蛙」。在「溫水煮青蛙」時代，北京當局理不直氣不壯、名不正言不順，多少有些顧忌國際社會的觀瞻以及港人的切身感受，相繼推出作為代理人的資本家（董建華）和公務員（曾蔭權）來治理香港，自己躲藏在幕後發號施令；而到了「滾水煮青蛙」時代，北京當局荷包鼓鼓、昂首挺胸，恰逢習近平這個「混不吝」的「猛人」，便採取霸王硬上弓的方式，赤裸裸地推出黨人（梁振英）來治理香港，他們認為，香港已是囊中之物，港人敢不乖乖就範？然而，既然是「滾水煮青蛙」，青蛙必定要拼命求生。一向政治冷感的港人，一旦發現自由流失、法治惡化、民主遙遙無期，便不再「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遂走上街頭、發出呐喊、激烈抗爭。
於是，「占領中環」運動應運而生。「占領中環」堪稱「置之死地而後生」之舉，宛如一石激起千層浪，成為香港民主運動新的亮點。方興未艾的占領「中環運動」，與中國的「零八憲章運動」、「新公民運動」等交相輝映，一同標誌著中國的民主轉型「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非任何政黨、既得利益集團以及強勢領袖的力量所能阻擋。即便中共每年消耗高達七千億人民幣的維穩經費，以及駐港解放軍荷槍實彈的演習，卻已經不能讓中港民眾繼續低眉順首、忍氣吞聲地「活著」了。誰能再度催眠已經覺醒的公民呢？
「占領中環」提升了香港泛民陣營近年來萎靡不振的士氣，它不僅是一個絕佳的創意，更是一場影響深遠的精神復興。「占領中環」是非暴力抗爭、是公民抗命，且以「愛與和平」為標識，其深厚的基督信仰背景不容忽視。《公民抗命與占領中環》一書，正是在此維度上展開了「香港基督徒的信仰省思」——在這一場公義之戰當中，基督徒不僅沒有缺席，而且站在了最前線。
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占中三子」的信仰背景
在三位「占中」倡議者中，有兩位是基督徒，其中一位是牧師。最年長的朱耀明牧師被譽為「新教裡的陳日君樞機」，從1989年與司徒華等組建支聯會，發起「黃雀行動」救助被北京追捕的學生領袖和知識份子，此後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一直矢志不渝地為公義而呐喊。戴耀廷教授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不僅委身教會，而且熱心傳福音。另一位陳健民教授雖然還不是基督徒，卻謙卑地從基督信仰中汲取精神力量。
2014年1月17日，陳健民受邀到中大崇基學院的週會上演講。幾年前，我也曾受邀在此周會上演講，周會在崇基禮拜堂舉行，如同一個簡化版的基督教崇拜儀式，在講台的後方有一個大大的十字架。在問答環節，有一名自稱已畢業數年的校友，提出了一個刁難的問題：「如果這刻解放軍來捉你，幾十支步槍指著你，生命只餘下一分鐘，你最後的遺言是什麼？」
當時，現場的同學們有點嚇呆了，沒想到有人問得這麼尖銳。結果，陳健民教授堅定地回答他：「我會『回頭』，望向這十字架。」然後是全場鼓掌，掌聲長久不散……
這就是基督信仰的本質：為了愛、和平與公義而寧願舍己，如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一樣。參與「占中」，有可能違反現行法律、被捕下監、失去教職——對於戴、陳兩位而言，教職既是「傳道、授業、解惑」的講臺，也意味著優越的薪水和社會地位——眾所周知，香港的大學教授的待遇在全球最好的。
戴耀廷是一位法學家，與新教改革先驅加爾文一樣，融匯了法學與神學，尋覓到一個接近聖經真理的管道。他指出，聖經中多處強調公義的價值，既然上帝是一位喜愛公義的上帝，也就要求信徒去行公義。那麼，基督徒如何行公義呢？「當法律本身是不公義的，基督徒也當去推動改變這些法律。若制度是不公義的，那麼基督徒就可能參與推動制度的改革。」
朱耀民牧師長期擔任柴灣浸信會的牧師，並兼任香港民主發展網路主席、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常委等社會職務。他對聖經有著精深的研究，他認為摩西和但以理就是聖經中公民抗命的典型。他強調說，今天香港的政治已經走到懸崖上，自己雖已退休，仍然要站出來，充當「拿起棍子敲響警鐘」的角色，希望市民停下來檢視這個社會的現狀，這也正是聖經中教導的「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陳健民則在一次訪談中指出，整個占中運動與基督精神很接近：「馬丁·路德·金爭取平權的不合作運動是受到基督精神的啟發，以這種方式去抗爭，有復和的意義，整個運動要自我受苦，被捕、被打，自我犧牲而再轉化復和。如果以革命這樣以暴易暴的方式，整個社會非常分裂；但如果以這種方式，社會很容易復和。」
由此可見，考察「占中三子」的智慧與力量的源頭，就來自於聖經真理。這樣的真理曾帶領潘霍華、馬丁·路德·金、曼德拉、圖圖主教、索爾仁尼琴等反抗暴政、擁抱自由；這樣的真理同樣帶領著朱耀明、戴耀廷、陳健民以及更多的香港人如精衛填海、愚公移山般對抗中共的強權與謊言。
「占中」是一塊無從躲避的試金石
「九七」以來，尤其是最近幾年北京的「強國」氣焰越發囂張之後，香港社會陷入巨大的分裂之中：建制派與民主派、「在地」港人與負有特殊使命的新移民，形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衝突。而這些矛盾衝突的始作俑者，正是北京當局。他們希望香港社會越亂越好，亂了才能火中取栗。
在分裂的香港社會之中，也有分裂的香港教會。總體而言，香港教會偏向於維持既有的社會結構，避免批評社會不公，至多涉及同性戀、性交易、毒品等道德倫理議題，有著鮮明的中產階級社群因循守舊的特質。幾次小圈子選舉，「代表」教會界投票的人士，全都投票給北京當局和香港權貴階層認可的候選人。面對越來越強勢的北京，香港教會片面強調「順服掌權者」，即便與內地教會互動時，也多半與官方「三自會」系統合作，而不願聲援受逼迫的家庭教會。做的稍好的，最多是兩邊都來往、力求平衡而已。像天主教的陳日君樞機和新教中的朱耀明牧師這樣的神職人員，像司徒華、戴耀廷這樣的平信徒，在教會中是少數派。
習近平上臺後，以強勢作風引發了港人的新型公民運動和社會運動。外面依然驚濤拍岸，一向遺世獨立的教會在慢慢覺醒。長期主導香港社會的所謂「中環價值」，即政商勾結、壟斷地產而造成的虛假繁榮，再有中共黑手介入，是撕裂香港社會的元兇，是阻撓香港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攔路石。如何對抗、替換「中環價值」，締造一個充滿愛、和平與公義的香港，理應成為香港教會的文化使命。在《公民抗命與占領中環》一書中，收入了多位牧師、神學院教師、基督徒公共知識份子支持「占領中環」運動的文章。比如，香港最具鋒芒的基督教媒體《時代論壇》的總編輯羅民威指出，公民抗命為的是爭取「以法達義」的更高層次的法治精神，教會群體應當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公民抗命；曾任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基督徒學會創會總幹事的郭乃弘牧師指出，教會應當為「占中」運動說句公道話，牧者和信徒應當走出懼怕和沉默的狀況而願意出聲，甚至成為「占中」義無反悔核心分子的同行者；資深對沖基金經理、自稱「金融傳道人」的錢志豪指出，金融人更需要有超越「中環價值」的勇氣，為下一代發聲！
書中也收入多篇對「占領中環」的倡議持懷疑乃至否定立場的文章。不同於「不是服侍上帝而是服侍權貴」的吳宗文那樣赤裸裸地攻擊「占中」、甚至威脅教友若是參與就要趕出教會；書中的質疑和反對的意見，大都有相對完整和綿密的學術闡發，因此更值得作出正面回應和辯難。比如，多年來研究潘霍華的神學院教師鄧紹光，撰文批評占中「手段與目標分離」、是「某種形式的暴力脅迫」、不是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但是，若用此單一標準衡量，挺身反抗納粹暴政、甚至參與刺殺希特勒行動的潘霍華，才是比占中「激進」千百倍的「恐怖分子」，根本不值得尊崇和研究。而同樣是神學院教師的禢智偉，指責占中是「製造恐懼」，聚眾「示威」並不與基督徒的身份相稱，反倒是效法耶穌向權勢「示弱」才是基督徒應當做的事情。然而，參照上個世紀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若非黑人婦女羅莎·帕克斯拒絕在公共汽車上讓座給白人，若非馬丁·路德·金領導百萬民眾向華盛頓進軍，而是像禢智偉所說的那樣繼續「示弱」、逆來順受，公義豈能從天而降、種族歧視豈能堅冰突破？鄧紹光、禢智偉所論，在神學上存在偏差，並不符合宗教改革以來馬丁·路德和加爾文宣導的實踐「整全性的信仰生活」、並建造山上之城的傳統，也與目前香港社會群情激奮的世態人心脫節。
反之，倒是非基督徒的陳健民，比某些熟讀聖經的神學院教授更接近聖經真理。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說：「我是福音使者而不是民主使者。但《聖經》的福音涉及人權的各個方面；如果民主能保障人權，那麼民主亦應是教會宣講的信息。」陳健民坦言，自己的理念深受若望保祿二世影響：「如果有一個政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太太，沒犯任何事但被禁錮，像李旺陽之類的民運人士可以『被自殺』，但一個宗教信仰卻認為不用對這個政權採取任何批判態度，我會質疑這個是怎樣的一個信仰？如果你看見今天的法律根本就不平等，而這個信仰卻說『沒所謂、沒絕對的』，這個信仰還有什麼生命力呢？」
不低估共產黨的邪惡，也不低估愛與公義的力量
「占中」運動未來會取得怎樣的成果，誰也無法預料。作為身在異域的旁觀者，我有一些期許和建議：不低估共產黨的邪惡，也不低估愛與公義的力量。
戴耀廷為我的新書《中國教父習近平》作序，他對習近平的看法與我有一定的差異。他認為，習近平是一個技術官僚，具備一定的理性，無論處理外交和內政，當然也包括香港問題，一般都不會鋌而走險、孤注一擲。
但在我看來，習近平還有另外一面，就是對毛主義的迷戀，以及對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喜好。江澤民是技術官僚，胡錦濤是政工幹部，習近平則是不願受遊戲規則束縛的太子黨。習近平對知青時代引以為傲，那是一個依靠直覺勝過依靠理性的時代，這就使得習近平的決策中有更多非理性的成分。極權體制下獨裁者的理性，只是浮在水面的薄薄一層，在水面之下，有著更大的、幽暗的非理性部分。前蘇聯改革派領袖雅科夫列夫長期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擔任要職，對這個體制有著極為深刻的觀察和分析。他在《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一書中指出：「黨的生活體制本身仿佛一個警覺而嚴格的篩檢程式，它鞏固和發揮人身上的一些品質，壓制另一些品質，讓一些品質萎縮下去。凡是在當時的政治中周旋的人，無不沿著升遷的臺階頑強地爬行，隨聲附和，耍耍花招。只是狡猾的程度不同而已。誰也不能違抗體制混進權力機關。」同樣的道理，能在中共這個大染缸中熬成黨魁，習近平的邪惡是明明可知的。任何忽視他的邪惡的想法，都將招致嚴重的後果。
當年，鄧小平下令對天安門的學生和市民開槍，就是一個非理性的決定——即便對鄧小平本人的利益而言，這也是所有可能的選擇中最壞的那一種。如今，習近平未嘗不可能下令解放軍在中環開槍，只要在開槍之前讓軍警扮演成「暴徒」先動武，就有了開槍的藉口——這樣的決定當然是非理性的，卻是習近平的選項之一。所以，在充分估計到中共和習近平的邪惡的前提下，謹慎而周詳地做好各種預案，才能盡可能地避免天安門慘劇在中環重演。
這場戰役剛剛拉開序幕。我們有什麼克敵制勝的法寶？正如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所說，與掌握了武力、財富、文宣等工具的中共政權相比，反對派一無所有，唯一擁有的便是道義的力量。就「占領中環」運動而言，這份道義的力量便是愛與公義。在美國、在南非、在波蘭，愛和公義不僅改變了政治體制、社會結構，更改變了人心。今天，香港也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