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自擔負政教統治之責，未曾稍懈，亦無暇享樂，焦慮於國家政教諸事，夜以繼日，以期做出最佳決定，令二者均得昌盛。吾常思及農夫之利益，思索良策以減其哀傷勞苦，以及如何叩開果決、公平及正義之門。 --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
1876年出生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其成長和執政時期，正好是近代化風潮猛烈衝擊東方的時代：曾經輝煌一時的東方文明，面對已經近代化的西方的挑戰時，紛紛敗下陣來。印度淪為英國的殖民地，強悍的土耳其帝國分崩離析，清帝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慘敗而備嚐恥辱。
誰也不曾料到，從歐洲散播出去而只佔全人類極小部分的白人，正在控制地球上的大部分陸地和海洋，使得以農業為主的亞洲諸社會不得不接受商業經濟和國際貿易。有駐軍和砲艇為後盾的歐洲人，可以想干預就干預亞洲任一國家的事務。隨著歐洲列強如秋風掃落葉般征服一塊塊土地，造成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的失序脫軌，亞洲的許多統治者和知識分子憂心忡忡於自己社會的將來。
英軍入侵，圖登嘉措第一次離藏爭取外援
圖登嘉措也是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亞洲國家統治者之一。處於亞洲內陸高原地帶的西藏，單靠地理的阻隔，如今無法讓自己像過去數百年那樣享受「光榮的孤立」。世界的變遷和中國的變遷，迫使西藏重新界定自我和規劃未來。對於圖登嘉措來說，從他的童年時代便經受了來自內部和外部對他的統治權威的威脅，這種個人經歷和社會背景對他看待和處理西藏政教事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進入二十世紀後，圖登嘉措兩度被迫離開西藏。第一次是1903年英軍入侵西藏，作為名義上的宗主國，清朝並未派出軍隊幫助西藏抵禦英軍，駐藏大臣則勸他留在拉薩與英國人周旋。圖登嘉措毅然選擇離開，長途跋涉抵達同樣信仰藏傳佛教的蒙古，希望向俄國求援。但當時正處於內憂外患的俄國無意亦無力捲入西藏事務。而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對地位比他更高的達賴喇嘛心存猜忌，要求他盡早離開蒙古。
1908年，圖登嘉措赴北京，見到行將就木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並與西方列強駐華外交官們會面——儘管在清廷官員的監視下，他仍然竭力爭取國際社會承認西藏。他親眼目睹清廷的衰落和腐敗，在會見慈禧太后時不得不跪下一條右腿，讓他感到備受羞辱——當年，五世達賴喇嘛跟清朝皇帝見面時，是平起平坐的。
1909年，圖登嘉措剛剛回到拉薩，清廷便派新軍兩千名官兵向拉薩進發。英國軍隊撤走之後，清朝意識到西藏的重要性，擔心有可能像失去朝鮮那樣失去西藏，決定向西藏派駐軍隊，介入西藏內政。
此前，川督錫良上奏《平康三策》：第一，將「地多寶藏，藥材尤富」的「倮夷」、「野番」地區「收入版圖」；第二，改康地為行省，改土歸流設置郡縣，「擴充疆宇以保西陲」；第三，「川藏萬里」,「寶藏尤富」，待勢達拉薩，藏衛盡如掌握後，就在四川拉薩各設巡撫，仿東三省之例，設西三省總督。
之後，繼任川督的趙爾豐即在康區實行「新政」，康地縱橫三四千里，所有土地有史以來首次被「收歸國有」；所有藏人僧俗，有史以來首次須向「中國」申領耕種土地的執照，有史以來首次給「中國」納糧、繳納鹽茶畜牧等各種稅捐。不過，急於攻進拉薩的趙爾豐，卻被駐藏大臣聯豫阻止於察木多（昌都），並指責趙爾豐的軍隊越界攻進了聯豫的地盤。後來，清廷改派新軍入侵拉薩，從趙控制的「川邊」過境得不到給養，沿途搶掠藏人。
清軍入侵，圖登嘉措第二次離藏避走印度
圖登嘉措致函北京，不希望中國軍隊進駐拉薩。北京充耳不聞。當清軍即將進入拉薩時，圖登嘉措再度走上流亡路。隨即，清廷發佈一道尖酸刻薄的詔令，剝奪圖登嘉措的世俗權力和作為轉世活佛的身分和地位。
圖登嘉措一行風餐露宿，總算抵達印度大吉嶺，在此安居下來。他與印度政府駐錫金專員查爾斯·貝爾爵士建立起親密的友誼。在流亡的三年中，他開闊了視野，孕育出改革西藏政教事務的新構想。
1911年10月，武昌革命爆發，清朝的統治被推翻。西藏人與失去效忠對象的清朝軍隊在拉薩展開激烈巷戰。這支主要由流氓地痞組成的軍隊禍害拉薩已有兩年之久。1912年4月，大約兩千名清朝軍人和官員繳械投降，並獲准離開西藏。
1913年1月，圖登嘉措回到了自十八世紀以來第一次沒有中國駐軍和官員的拉薩。他開始行使自第五世達賴喇嘛以後歷代達賴喇嘛不曾有過的政治權力。此後整整二十年的勵精圖治，他留下非凡的成就，也留下令人痛惜的遺憾。不過，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其自傳中，給予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高度評價：「我家的生活十分簡樸，卻也幸福與滿足。這滿足多歸功於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他是多年的西藏政教的領袖。在他統治期間，他闡明和界定了西藏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地位；他也在改善人民生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他的畢生努力下，西藏人民開始享有一個長時期的安寧和繁榮的年代。
保持獨立：解除與中國的供施關係
1912年底，中華民國新任總統袁世凱致函圖登嘉措，「在通告和闡釋中華民國成立的同時，要求西藏予以承認」。中華民國立足未穩，袁世凱的語氣相當謙恭。圖登嘉措在回覆中明確表達了與中國的疏離態度：「西藏人之所以不喜歡中央政府，是由於中國軍人殘暴對待他們，使他們怒火中燒。例如，不管中國軍隊如何摧毀或焚燒西藏的寺院和廟宇，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都沒有任何的對策，如此則西藏人怎會不反對中國人呢？
袁世凱又發來一封電報，為此前滿清軍隊在西藏的暴行道歉，並下令「恢復」達賴喇嘛的職位和封號。袁世凱聲稱，既然中華民國建立，「五族和如一家」，達賴喇嘛自然應當「被一種深厚的依附祖國之情打動」，達賴喇嘛此前的「過錯」可以得到「寬恕」，封號「誠順贊化西天大善佛」也得以恢復。
然而，圖登嘉措回答說，他不向中國政府要求原來的封號和官位，而「希望履行在西藏的政教統治權」。正如他在印度流亡期間向清朝派來商討返藏事宜的官員所說的那樣：由於滿清領導人無視西藏的獨立與兩國間的宗教關係，現已無法再予信任，不得不終止原有的關係。他對滿清如此，對民國也一樣。
1913年2月13日，圖登嘉措在拉薩發表〈水牛年文告〉，正式宣佈解除與中國之間的「供施關係」，並宣佈實行諸多社會改革。這份文告被部分學者認為是「西藏獨立宣言」。雖然在西方的術語中算不上一份正式的獨立宣言，但從西藏的政治理論文獻來看，這份檔清楚地表明了達賴喇嘛要求自由的願望，以及在沒有中國封號、沒有中國干涉的情況下統治西藏的意圖。
在這份「不僅要在西藏所有的縣或地區公布，而且所有的縣政府必須抄錄一份備案保存的重要文件」中，圖登嘉措如此解釋西藏與蒙古、漢族和滿清的關係：「往昔與成吉思汗和俺答汗等蒙古時期，中國的明朝等各王朝，以及到五世達賴喇嘛時期開始與滿清皇帝建立的，是植基於施主和僧侶間的供施關係。他認為，這種聯繫僅僅是宗教層面的，而不是政治層面的，西藏不是中國的屬國或中國的一部分。
捍衛主權：友好蒙古，三戰中國
在此之前一個月，西藏與剛剛脫離中國宣布獨立的蒙古在庫倫（Urga，今烏蘭巴托）簽定了一個條約，序言寫道：「鑑於蒙古與西藏已經擺脫了滿洲王朝，脫離中國，並且已經變成獨立的國家；又鑑於這兩個國家一直信奉同一個宗教，而為了讓他們古老又相互之友誼得以強化的目的……」整份檔裡不時使用藏文字眼「讓贊」來指稱「獨立」。
事實上，具有獨立地位的西藏政府存在的時間，比中華民國統治中國大陸的時間更長——中共軍隊直到一九五一年才佔領西藏。在此期間，西藏有自己的國旗、國歌、貨幣、政府、軍隊、外交關係等。西藏政府發放旅行檔給進入它國界的旅人，還有少數旅行到國外的藏人。1921年，西藏政府正式同意第一支珠穆朗瑪峰登山隊前往登山，當時在拉薩訪問的英國外交官查爾斯．貝爾寫道：「我從西藏政府處得到了官方形式的一本護照，上面正式給予了攀登埃佛勒斯峰的許可證。
在中華民國統治中國大陸的三十八年間，西藏與名義上隸屬中央政府（北京政府及取而代之的南京政府）的地方軍閥發生過三次小規模的戰爭，出乎意料的結果是，西藏軍隊獲得了前兩次戰爭的勝利；第三次雖然失敗，卻也通過談判取得不錯的結果。當然，這並不表示西藏的軍隊具有多麽強大的戰鬥力，只能說明中國地方軍閥的軍隊不堪一戰。
1914年，北洋政府劃定康定以西（包括金沙江以西的今昌都地區在內）為「川邊特別區」，受四川省管制，引起西藏政府極大不滿。1917年，藏軍攻打川邊，攻破康巴地區的首府昌都，川軍指揮官彭日升向藏軍投降。史稱第一次康藏邊界糾紛（或第一次中藏戰爭）。
1920年至1922年，藏軍再度攻打川邊，奪取德格、甘孜等地，史稱第二次康藏邊界糾紛（或第二次中藏戰爭）。自此，康巴地區大部分地區處於西藏政府的統治之下。
1930年，甘孜的大金寺與白利土司發生糾紛，白利土司處於劣勢，向川軍尋求幫助。川軍將領劉文輝以此為藉口侵佔這個地區。不久，藏軍將川軍驅逐，前進到打箭爐（康定）。此後，西寧方面也發生僧院紛爭，藏軍與介入的回教徒發生衝突。統治青海的「馬家軍」首領馬步芳與劉文輝結盟，共同對付藏軍。史稱青藏戰爭（或第三次康藏邊界糾紛、第三次中藏戰爭）。
藏軍在前線失利後，圖登嘉措與蔣介石協議停戰。但蔣介石並未控制四川、青海，協議沒有任何效果。幸運的是，四川軍閥發生內訌，自己放棄了金沙江東岸地區。此後，西藏與川軍和馬家軍分別簽訂和約。在此過程中，看不到南京中央政府有什麽作為。
藏軍在前兩次軍事衝突中取勝，是圖登嘉措推動建立現代常備軍計劃的結果。然而，勝利也葬送了這一計劃：藏軍讓西藏保守勢力為之側目。貴族和僧侶集團認為，這支現代化軍隊，如果不忠於傳統體制和既得利益集團怎麽辦？大清王朝不就是被訓練有素、糧餉充足的新軍顛覆了嗎？
儘管達賴喇嘛被視為在世的觀音菩薩，擁有神一樣的崇高地位，但他推動的現代化改革仍然遭到西藏各階層的強烈反對。他並不能像神一樣，一揮魔杖便讓西藏昂首闊步邁入現代社會。跟其他所有東方國家一樣，西藏的現代化之路坎坷不平。
達賴與班禪：現代化及其反對者
1927年，對於西藏的首都拉薩來說是一個重要時刻：電燈亮了。水力發電廠和電力分配系統的興建，幾乎「隻手」由留學英國歸來的年輕工程師仁崗所完成。這些工程都是由西藏政府主動開始並且提供經費的，圖登嘉措及其年輕的助手擦絨是積極支持者。
電燈取代了油燈和蠟燭，給黑夜帶來光明。電燈更讓藏人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降臨了，不管你喜不喜歡它，西藏都將被捲入其中。
圖登嘉措在流亡期間細心觀察英國人對印度的殖民統治，從中悟出一個道理：若繼續抱殘守缺，西藏不可能存世。西藏的生存關鍵是啓動西化改革，圖登嘉措成為西藏現代化的開拓者。「從他1913年回到拉薩，一直到1933年圓寂為止，都一直為藏獨努力，他改革政府、保衛國家，並且應付西藏社會中反對這些改革的勢力。
圖登嘉措批准成立茶葉種植園，把電訊設施、電話和汽車引入西藏。1912年底，西藏成立了中央銀行（歐康），推出第一套紙幣。同年，他派遣四位年輕藏人到英國留學，並派他的心腹大臣龍廈與之同行（這情形宛如清廷派容閎攜若干幼童赴美留學。其中，仁崗學電機、吉卜學電報、門沖學採礦、崗卡學軍事）。龍廈不只是充當監護人而已，身為「無任所大使」，還負有一項特殊使命——學習西方民主史和民主制度，尤其是歐洲各國如何藉由選舉取代君主制度。
1913年，西藏創辦第一所郵局，並推出第一套郵票。1923年，拉薩設立第一個員警總署，同年創辦第一所英語學校。從印度到拉薩的一條電報線以及一條基本的電話線，於1923年建構完成。兩條線都提供大眾使用。
稅制改革：遭遇最大阻力的西藏新政
圖登嘉措願意仿效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他從英國引入司法制度，以遏制當時西藏上層社會廣泛存在的政治腐敗行為，並且真的處罰了若干高級僧侶和貴族的貪腐行為。他還將刑法修訂之後推行於西藏全境，廢除了死刑並減少了肉體刑罰。稅收制度也被引入，他希望以公平透明的稅收遏制貧富懸殊的現象——在新政當中影響最大、阻力最大的是稅收制度的改革，因為新增的鹽稅、皮革稅、羊毛稅等，直接觸動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
正如所有後發展國家的社會改革都會遇到保守派的拚命反對一樣，達賴喇嘛的現代化改革也遭遇到西藏保守勢力的抗拒。他必須兩線作戰，對外要防範中國、英國、俄國等外部勢力對西藏的覬覦，對內則要化解乃至壓制保守派的反抗——而西藏最大的保守派是九世班禪喇嘛。
班禪喇嘛在宗教上的地位僅次於達賴喇嘛，但班禪喇嘛並不像達賴喇嘛那樣擁有廣泛的政治權力。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班禪喇嘛對政治沒有興趣和野心：當1909年清軍進入西藏、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時，班禪喇嘛拒絕與之一起流亡，而是留下來與清軍合作，甚至搬進達賴喇嘛在拉薩的行宮，坐上達賴喇嘛的寶座。三年後，達賴喇嘛流亡歸來並如民族英雄般受到民眾的讚譽，而與清廷合作的班禪喇嘛則聲譽受損，被迫處於半隱居狀態。
當達賴喇嘛要求班禪喇嘛提供建立藏軍的25%的稅金時，兩人原本就存在的政治對立白熱化了。班禪喇嘛在拉薩之外自給自足，有自己的地位和稅基，不願承擔這部分費用。他並沒有現代國家觀念，認為這是達賴喇嘛要瓜分他獨享的財富與權力。
1923年11月，達賴喇嘛逮捕一些被召到拉薩的、忠於班禪喇嘛的官員。這一強硬舉動讓班禪喇嘛心生恐懼，遂於當月15日，率領一隊侍從，穿過藏北草原，逃往中國內地。此後，班禪喇嘛再也未能回到西藏。他先後接受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冊封；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時，他致電表示祝賀，並於1929年在南京設置班禪喇嘛辦公處。
與之相反，達賴喇嘛並不熱衷於跟新成立的南京政府打交道，內亂頻仍的中國不是他效仿的現代化樣板。他努力學習英國，包括在英國統治下蒸蒸日上的印度，他派遣大量官員到印度學習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此前西藏派駐北洋政府的代表貢覺仲尼，直到1930年才被達賴喇嘛任命為駐南京的總代表；西藏政府駐南京的辦事處直到1931年才成立。南京政府成立兩年之後，達賴喇嘛才在拉薩會見第一個南京派來的官員——一名非正式的「特使」、有一半藏族血統的傳奇女子劉曼卿。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原文標題為〈圖登嘉措（十三世達賴喇嘛）：西藏現代化的展開與頓挫〉，因內容較長，編者分兩次刊登，另下主標。小標為作者及編者所加。為便利讀者閱讀，註文全數刪除，完整版本詳見余杰新作《1927：民國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