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某一天，一位住在紐約布魯克林的9歲小男孩，像往常一樣，高高興興地到一家在第七大道和59街的轉角雜貨店買糖果。那天，他買的是牛奶糖，店裡也剛好只有他和老闆。
老亞的神秘刺青
那附近的孩子都叫那家雜貨店的老闆老亞（old Abe），Abe是亞伯拉罕（Abraham）的簡稱。孩子們都喜歡笑嘻嘻的慈祥老亞，當然，還有他店裡的糖果。
那天，去買牛奶糖的9歲小男孩，終於有個機會問老亞一件事。事實上，小男孩從5歲開始到老亞的店買糖果，就一直很想問老亞那件事，但是店裡總是有其他的小孩或大人，他就不敢開口問老亞。那天剛好只有他和老亞，機會來了。
他說：「老亞，那是什麼？」小男孩指著老亞左手臂上的數字刺青。
老亞還是滿臉笑容，對小男孩說：「你回家問你的爸爸，看他願不願意告訴你！」
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救一位同袍而差點死在冰天雪地的義大利山區的小男孩父親，毫不遲疑地告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納粹捉捕猶太人後，奪走他們的一切財物，給予每個人一個編號，然後將編號刺在他們左手臂上。當然，小男孩的父親也將德國納粹為什麼要屠殺猶太人的原因和方式告訴了他。
小男孩非常非常地震驚，心裡頭久久滾著父親對他說的話：「你能夠想像只因為討厭你、不喜歡你這個種族，有人就這樣對待你嗎？」小男孩覺得好可怕、好難過。
對悲傷歷史的敬畏
下回，小男孩走進老亞的店，和老亞對看，就只有一秒鐘，兩人都了解對方知道了什麼。小男孩還是跟以前一樣很喜歡他的老亞和老亞賣的糖果，但是他的心已經不一樣了。每一次看著老亞，小男孩深深同情老亞經歷了那麼可憐又恐怖的事，同時在心裡頭對老亞也有無比的尊敬，覺得老亞像個巨人。
那位小男孩是大我11歲的先生。
現在我和先生就住在他從出生就居住至今的房子裡，所以我也走進過老亞的店，只是那已經不再是老亞的雜貨店，是中國人的麵包店。但因為知道老亞的故事，那個角落，在我的心裡就有那麼一點難以形容的感情。
若要試著說說那份感情，我想，那是接近歷史的悸動，也是對殘酷和悲傷歷史的敬畏。
坦白說，我不是一直這麼有感的人。
9歲時的先生已經認識了德國納粹的可怕和猶太人的悲慘可憐，我還沒出生。在我15歲的時候，我很認真地為蔣經國戴孝。到了大學，修了張炎憲老師的台灣史，才終於知道二二八事件的始末。和先生相較起來，在成長的歲月裡，我一路都那麼地無知無疑，還有點盲目。
還好我上了大學，讀了歷史系後再雙修社工系，我的世界因此變得巨大而遼闊，而且因為遇到一些會不斷問學生問題的老師，還認識了會批判國家社會或喜歡討論哲學思想的各系學長同學，於是無知無疑的傻孩子慢慢醒了。然後，不再那麼無知無疑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對這世界的了解有多麼地微少，多需要自我提問和自主學習。
第一次聽到「獵捕納粹的人」（Nazi Hunter），是在這裡，美國紐約，大約五六年前。而且，我以為是「納粹獵人」，委實錯得一塌糊塗。這是一種因無知而產生的困窘，不過沒有持續太久，因為我好奇，我在學習。
獵捕納粹的人
獵捕納粹行動，有個人獨立追查，也有組成團體合力追尋。他們追蹤、收集包括納粹黨員與親衛隊（Schutzstaffel，為德文Schutz與Staffel的組合詞，簡稱SS，是希特勒和納粹黨下的特務組織）成員，以及參與納粹大屠殺者的資料。資料提供審判戰犯與犯下「危害人類罪」者之用。基本上，給予提供訊息獎金、調閱移民局和軍方紀錄檔案、發動民事訴訟，為三大獵捕納粹的方法。以下是幾個著名的案例：
Klaus Barbie（1913-1991）
SS上尉，也是納粹德國國家秘密警察。當秘密警察進駐法國里昂，他刑求拷問法國囚犯，有「里昂屠夫」之稱。二戰後，美國和西德的情報局都雇用他對抗蘇聯情報局。美國幫助他逃到南美洲。他化名受雇於玻利維亞軍隊，當保護他的政權倒台後，他不再受到保護。1983年被引渡至法國，被控危害人類之罪。1991年，因癌症死在獄中。
Herberts Cukurs（1900-1965）
拉脫維亞的飛行員，也是大屠殺中非常著名的拉脫維亞阿拉斯突擊隊（Arajs Kommando）的成員，有「里加屠夫」之稱（Riga里加，拉脫維亞首都）。阿拉斯突擊隊屠殺了26,000位拉脫維亞的猶太人，即使有目擊證人指出他參與屠殺，但他從未受到審判。1965年，他在烏拉圭被以色列情報局人員所暗殺。同時，《時代》雜誌報導記述他的罪行，包括放火燒里加猶太教堂（還把猶太人關在裡面，企圖逃出教堂者，他就用左輪手槍射殺）、將1,200名猶太人淹死在湖裡，以及參與1941年11月30日在里加近郊森林裡的大屠殺，殺死10,600人。
Adolf Eichmann（1906-1962）
SS中校，為屠殺行動之組織調度的指揮頭子。在納粹德國占領東歐時，他的任務是組織驅趕猶太人到各猶太人區和集中營。1950年化名Ricardo Klement，持假證件移民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情報局人員逮捕，經公開審訊，1962年判處絞刑。
著有《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的政治理論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這本書談到，人們終於了解到「行政官僚謀殺」（Desk murderer）的概念，不必是狂熱份子、虐待狂、精神異常者才會謀殺數百萬人，只要是忠誠地服從命令執行任務，就能夠虐殺這麼多人。她稱Adolf Eichmann是「平庸的邪惡」（banality evil）。
Josef Mengele（1911-1979）
SS軍官，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的醫生，負責挑選囚犯。當囚犯抵達集中營時，他認為還能工作的就留下來，不能工作的，就送毒氣室殺掉。被送毒氣室的，包括：幾乎所有的小孩、帶著小孩的婦女、懷孕婦女和所有的老人。另外，他每個禮拜都到醫院巡視，在病床躺了兩個禮拜而未康復者，就送毒氣室。故有「死亡天使」之稱。
他也是對囚犯進行致命人體實驗之醫師團隊的一員。當他被派到奧斯威辛集中營時，他發現那是做人類基因研究的好機會。後來，他專門研究雙胞胎。實驗過程，完全不關心健康與安全性的問題。二戰結束後，SS成員幫助他逃到阿根廷。西德政府、以色列的情報局和致力獵捕納粹的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努力追緝他，但一直沒有成功。
1979年，他在巴西海邊游泳時中風，因而溺斃，以Wolfgang Gerhard之名下葬。1985年，德國政府獲得資訊，找到墳墓。1992年，做DNA檢測，證實「死亡天使」已死。
特別知名的獵捕者：
Tuvial Friedman（1922-2011）
出生於波蘭的拉多姆（Radom）。二戰時，被關在拉多姆附近的集中營，1944年逃出集中營。1945年被任命為但澤（Danzig，位於波蘭）監獄的審訊官。1946到1952年任職於位在奧地利維也納的猶太人準軍事部隊（Haganah），為檔案中心主任，他和同事追尋到許多納粹黨人。之後，在以色列捕捉Adolf Eichmann過程中，有重要的參與。
Elliot Welles（1927-2006）
大屠殺下的倖存者。主導「反毀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之追緝納粹戰犯的工作。
著名的案子是追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下令屠殺200名拉脫維亞村民的Boleslavs Maikovskis（拉脫維亞人）。1965年蘇聯法庭的「缺席審判」（Trial in absentia），判其死刑。Boleslavs Maikovskis從戰後就靜靜地住在美國紐約的米尼奧拉（Mineola），1987年潛逃回德國。1990年終於在德國受審判，但因為疾病纏身，1994年停止審判，兩年後過世。
另一個著名的案子是幫助引渡躲藏在阿根廷至少40年的勞動營指揮官Josef Schwammberger回德國。
Yaron Svoray
曾是以色列警探，後來成為記者、作家和演講師。其父親的全部家族與母親的多數親戚都被屠殺。
其最著名的事蹟為混入新納粹（Neo Nazi）組織，發現了參與Ardeatine大屠殺（在羅馬）的納粹戰犯Erich Priebke，已化名逃到阿根廷。以色列情報局根據他所蒐集到的資訊，逮捕到Erich Priebke。
2007年，在德國布蘭登堡的森林裡，他發現了一個有好幾個足球場大的廢棄場。過去納粹在「破窗之夜」（Kristallnacht, Night of Broken Glass）行動時，搜刮猶太人財物後，將不要的部份大肆破壞丟棄於此。
2013年，他與他的團隊開始尋找數箱被藏匿在德國斯托爾普湖（Stolpsee）的黃金。《國家地理》頻道拍攝紀錄這個搜尋計畫。
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 1908-2005）
大屠殺中，倖存的奧地利猶太人。在大屠殺中失去89位親戚。
西蒙‧維森塔爾在1941年被送進納粹集中營當奴工，分別在烏克蘭、波蘭和奧地利的集中營工作過。1943年逃跑，1944年被捉回，1945年終於獲得自由，當時體重只有99磅（約44公斤）。他體認到「沒有正義，就沒有自由」，本來只決定奉獻幾年的時間，結果做下去，變成數十年，幾乎是一輩子。
在獲得自由後的三個禮拜，他就列出一張上百人的納粹戰犯名單。包括：警衛、集中營指揮官、納粹德國國家秘密警察成員。他將名單交給在毛特豪森（Mauthausen，在奧地利）的美國反情報總隊（Counterintelligence Corps）的戰爭罪行辦公室。
超過50年追捕納粹戰犯、對抗新納粹和種族主義，他的努力使上千名納粹戰犯受到審判。他曾說：「我要讓世人知道，殺了數百萬人的納粹不能逃脫，不能被放過。」
1958年，有一位年輕人告訴維森塔爾，他不相信世上有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這個人，和她被謀殺這件事。他因此決定要追捕當初逮捕安妮法蘭克，將她送到柏根貝爾森（Bergen-Belsen）集中營的奧地利警察Karl Silberbauer。經過五年的尋找，終於在1963年，Karl Silberbauer被捕。
過了數十年後，奧地利政府才終於承認該國在納粹犯罪中的角色。因此，維森塔爾在這段期間被忽視，也經常被羞辱。例如：1975年，也是猶太人的前奧地利總理Bruno Kreisky說維森塔爾像是黑手黨，企圖抹髒奧地利，而且認為維森塔爾和納粹合作才得以存活下來。直到維森塔爾八十幾歲的時候，他的努力才受到推崇。1995年維也納市政府授予他榮譽市民的頭銜。
除此之外，曾有一名德國人和幾名奧地利新納粹在維森塔爾家門前引爆炸彈，於是從1982年6月起，就有配槍警察站崗於他家。2005年，維森塔爾在睡夢中辭世。
期待保護正義的力量
2007年上映的一部紀錄片《我從來沒有忘記你們：西蒙‧維森塔爾的人生與傳奇》（I Have Never Forgotten You：The Life and Legacy of Simon Wiesenthal）。導演Richard Trank說，他與整個工作團隊期望以製作這部紀錄片讓世人認識與記得維森塔爾和他為種族大屠殺的受難者尋求正義的貢獻，並受到啟發與鼓勵而追隨他的腳步。
《我從來沒有忘記你們》，多好的片名啊！這就是一直在維森塔爾心底對受難猶太人的悲傷而美麗的溫柔情思，同時也是對納粹份子的堅決放話。
先生也從來沒有忘記老亞，所以我才會知道老亞的故事。不要忘記！千萬不要忘記！所有的歷史慘劇都該好好記得，才會在熱淚落在心上時，軟了心，暖了情，有了想要保護正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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