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這個時節，某個星期六，我到連鎖藥妝店CVS逛逛，看看想買的東西是否在特價。正要離開藥妝店的時候，一位中國女子攔住了我，請我幫她看看卡片上的英文是什麼意思。那是一張很簡單而喜氣的卡片，祝福收卡人佳節快樂、闔家平安喜樂。知道那些英文字句的意思後，她非常高興，直說這就是她要的卡片。
CVS相遇女子 背後的辛酸故事
看她那麼地開心，我也開心，正打算跟她說再見去超市購物的時候，她很自然地對我說，一位她很敬愛的大姊生病開刀，出院了，她要去探望她。大姊在電話裡跟她說，千萬不要花錢買東西，因為大家的經濟情況都不好……但是大姊平時待她太好了，所以她還是決定買張CVS的50元禮物卡，放在卡片裡送給亦師亦友的大姊。
老實說，愛聊天的我，遇過不少類似的情況，所以那位中國女子如此坦白對我訴說她的私事，我並沒有感到訝異或覺得不安。倒是，接著她再請我幫忙一件事，就在我的心裡飄過一抹驚訝。
她拜託我幫她—寫—卡—片。
她的請求，我的確覺得怪，然而實在拒絕不了她再三的拜託，所以還是幫了她。我寫在一張她給我的廣告紙上，她一邊看，一邊讀，讀得非常地慢，我認為是她看不大懂我寫的繁體中文，所以我讀給她聽。讀完後，她謝謝我，說她很喜歡我寫的話，回家後她要慢慢地抄寫到卡片上，她的大姊一定會很感動。
能夠幫助人，總是很開心的，我要她別客氣，就打算要離開的時候，她又很自然地跟我說，她其實—不—怎—麼—識—字。
坦白說，這一次心裡的驚訝比較大。因為眼前的她，衣著乾淨，沒有怪味，頭髮梳理得很合她的氣質；特別是她說話非常地溫柔，在我的眼裡，她是一位有教養的女士，所以委實難以相信她不大識字。
為什麼不大識字呢？她又自然地與我說了她的人生故事。
祖父是地主，非常有錢，因為中國共產黨的迫害，她的家從此由富轉貧。因為貧窮，家中女孩就要犧牲不能去上學。她一天到晚跟媽媽求要上學，媽媽沒法答應，但教她算數，她學得很認真，很高興，心裡頭就更想上學。後來一度讓她短暫去上學，她說她的算數是班上最好的…說到這，早已淚流不止的她，臉上露出無比的驕傲。
十多年前，千辛萬苦來到美國，後來認識了法輪功和大紀元的朋友。他們分享與教導她很多事，因此開了眼界，懂得人權的道理，他們更一直鼓勵她學習識字。
我想，「不能上學」應是她生命中的最痛，所以談起她的生命故事，她就停不下來，猶如跳針的唱盤，不斷地重複，一說再說她想上學而不能上學的事。
後來，我終於和她道再見，沒想到，在超市裡又遇到她。從笑聊春捲皮開始，最後她又哭了，又說了一回不能上學的苦，她的家族與她是如何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殘暴迫害而受盡折磨。
沒有受過的苦 不可能想像和體會
她的苦痛究竟有多深切呢？竟讓她一天兩回，在陌生人的面前痛哭不已。所以，我不敢說「我可以想像體會她的痛」，甚至連「我想我懂她的苦」都不敢說出口。
就像，在看了曹長青先生述說他怎麼逃離中國的故事後，我說不出「我可以想像那過程有多焦慮、緊張和恐懼」。
或者，在讀了陳破空先生的書後，知道他曾在中國黑牢遭受何等折磨，我無法說「我想我可以理解那有多痛苦、無助和絕望」。
還有，當我讀袁紅冰先生的小說《自由在落日中》的序文時，發現袁紅冰先生經歷二十多年艱辛創作完成的小說手稿被中國共產黨搜走，他花了約一年的時間再把整個故事寫回來，我真的不敢說「我覺得我可以體會那撕心之痛和碎骨之恨」。
我，真的、真的不敢對這樣嚴厲的人生磨難，妄言自己可以理解和體會。因為，即使我曾生長在集權專制的時代，還在國中時認真地為蔣經國戴孝超過一個禮拜，但我不曾被國家政府殘暴迫害過，也從來沒有遭遇刑求和死亡威脅之恐懼罩頭圍身的恐怖經驗。
所以，我實在厭惡這世上有好些人總在吹捧中國共產黨，給卡斯楚及其之流者冠上理想革命家的浪漫美名。好吧，也許他們這些社會主義信仰者真的曾有過美麗的革命初心，但是後來呢？最後呢？他們迫害了千千萬萬人，超過半個世紀。
再者，就算這些專制獨裁者改善了國家經濟情況，或做了十大建設，或改善醫療品質、降低嬰兒死亡率，或提升了國人教育程度等等，這不過是所有現代國家政府對於國民的絕對義務和責任，有必要說成像是大施恩惠於民嗎？而且，即使這些專制獨裁者做了這些好事，也無法抹滅他們剝奪人權與暴虐對民的事實。我在CVS偶遇的中國女子和其家人、蒙古人、圖博人、東土耳其斯坦人、民運人士、法輪功學員、曹長青、陳破空、袁紅冰…以及數以萬計的古巴難民，他們所經歷的苦難，豈能讓那些界外之人以「功過難定」、「功過相抵」之類的話被看輕、淡化，甚至掩蓋呢？他們那看似公正公允的言論，其實是殘忍的暴力啊！
每個星期六日，法輪功學員會在紐約布魯克林的第八大道擺攤，告訴人們中國共產黨對法輪功學員是怎樣地殘殺迫害。那些罪大惡極的暴行，我早已知道，但每次走過攤位時，仍忍不住探望，因為我在找尋那位在CVS偶遇的中國女子，希望可以再遇見她，聽她高高興興地對我說：「那本書我終於都讀完、讀會了！書裡的字我都好好練習寫過了！現在我要開始讀另一本書了！」
附記：卡斯楚該除魅了
如果人權真的是「普世價值」的話，那麼有一篇文章很值得世人參考，特別是那些對卡斯楚、切格瓦拉懷抱幻想者，應該讀讀這篇。這是2005年12月30日刊載於《華爾街日報》的文章〈計算卡斯楚統治下的受難者人數〉（Counting Castro’s Victims），作者：Mary Anastasia O'Grady。
文章重點摘要：
美洲國家人權委員會（InterAmeric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於1967年4月7日的報告：
1966年5月27日處決166名古巴人，包括一般民眾和軍人。處決前，這些人被送去抽血，每人約被抽7品脫。然後以每品脫50元美金的價錢將這些血賣給越南共產黨，目的是為獲得穩定貨幣與幫助越共的攻擊。1品脫約半公升，一次被抽出這麼多血，人會大腦貧血、失去意識、癱瘓。抽完血後，這些人就被抬到行刑之處。
古巴檔案計畫（Cuba Archive Project www.cubaarchive.org）提到：因革命狂熱造成的死亡人數，從1952年5月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以軍事政變建立獨裁政權開始到現在（2005年），已有 9,240名卡斯楚政權受害者的姓名被確認（巴蒂斯塔於1959年被卡斯楚所領導的游擊運動驅逐出境，史稱古巴革命）。
古巴檔案計畫總裁Maria Werlau認為受難者總數可能是多上10倍。副總裁Armando Lago是一位古巴裔經濟學家，他認為至少有近78,000名無辜古巴人民在嘗試逃離獨裁政權的過程中死亡。另外，已知有5,300人在Escambray山區和豬玀灣與共產黨對抗時喪生。估計有14,000名古巴人死於海外革命行動，最著名的行動是1980年代卡斯楚派遣50,000名軍人到安哥拉共和國幫助蘇聯所支持的政權與叛黨對抗。
早期革命期間，隨意處決形成了恐懼文化，快速消滅抵抗勢力。接著數十年的期間，監獄裡的不人道惡況常導致死亡，加上可怕的刑求和貧窮，讓古巴人變得怯懦。
古巴檔案計畫發現，約5,600名古巴人被行刑隊處決，1,200人被非法暗殺。切‧格瓦拉於1959年下令將151名古巴人列隊射殺，包括兒童。古巴檔案計畫有94名未成年孩子被殺的文件紀錄，22人被行刑隊處決，32人被非法暗殺。
1981年和家人被庇護於厄瓜多領事館的Owen Delgado Temprana，年僅15歲，被衝進領事館的保安人員毆打致死。1995年，17歲的Flores Díaz被關在哈瓦那省監獄的懲罰室，因不被允許醫療照護而死亡。他被發現的時候，身邊有一灘嘔吐物和血。許多死在監獄的人都被官方記錄為「心臟病發作」，但許多目擊者則有不同的說法。古巴檔案計畫已有2,199人死於監獄的文件紀錄，其中大多數為政治犯。
1961年，25歲的Lydia Pérez López懷孕八個月時，獄警踢她的肚子，她因此流產，但是監獄未給予醫療照護，她失血過度而亡。1981年，70歲的婦人Edmunda Serrat Barrios於古巴監獄被毆打致死。古巴檔案計畫紀錄了219位女性的死，其中有11位被行刑隊處決，20位被非法暗殺。
嘗試逃亡而死亡的人數是最多的，許多人是被國家安全人員所殺。1971年有3位Lazo孩童溺水而死，因為古巴海軍艦隊衝撞他們乘坐的船，他們的母親Mrs. Alberto Lazo Pastrana被鯊魚吃掉。1994年，古巴海巡隊擊沉一艘船，12位年齡從6個月到11歲的嬰兒和孩童與其他33個人全都溺斃。1980年，古巴海軍和一架空軍飛機攻擊一艘被挾持要求開往美國佛羅里達州的遊覽船，4位年齡從3到17歲的孩子和其他52個人全部溺斃，此為著名的Canimar River 大屠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