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共和黨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異軍突起，在媒體集體圍剿並努力醜化的情況下，選情一路看漲。待到「超級星期二」之後，共和黨內一些精英終於對川普痛下殺手，逾50名美共和黨資深外交政策人士簽聯名信抵制川普，羅姆尼則公開痛批川普為騙子與冒牌貨，連英國知識份子也加入痛詆川普大合唱。
與其謾罵，不如瞭解美國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
其實，美國的社交媒體上則是另外一番風光，除了擁護川普者在那裡盡情表達意見之外，社會主義者桑德斯也有不少青年粉絲。因此，美國政界與知識份子最明智的做法，不應該是滿足於開罵，而是瞭解川普的支持者為何有此政治選擇。
美國著名媒體貶低川普的說法主要是：川普支持者的學歷偏低，大學學歷以上者只占18%，大學學歷以下者占46%；收入偏低，低於5萬美元者占40%，高於5萬者只占33%；種族偏白，年齡偏大，91%的支持者是白人，58%為男性；約一半的支持者為45歲至64歲，34%的人為65歲以上，只有2%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
《端傳媒》駐華府記者對此做了一番功課，寫了一篇《我被Trump的志願者們趕了出來》，介紹了川普支持者究竟是什麼群體，及其支持理由。比如「我支持川普」理由有三：一是「政治不正確才正確」 ，在「超級星期二」投票的多個州份，面向共和黨選民的調查顯示，超過40%的人認為下一任總統應該來自體制外。他們喜歡川普用詞簡單，不拐彎抹角，更不講求政治正確的演講，以及川普缺乏從政經驗的「清新形象」；二，「白人是新的少數族裔」。受訪者堅持「文化大熔爐」這一美國核心價值，認為外來文化都要在熊熊爐火中鑄成以基督教和英語為核心的美國文化；三，舊移民反新移民。有的受訪者本身是老移民，他們認為，非法移民是美國的病根。45歲的維吉尼亞州建築承包商Fredey Burgof的說法也許代表一種傾向：「非法移民占取資源，卻根本不為這個國家貢獻什麼！」
無論這些看法在民主黨的主流與部分共和黨人眼中看來如何不正確，2016年總統大選中，選民態度表現的政治分裂清楚地表明，原來的政治正確已經讓部分美國人厭煩並期望改變。這種傾向不應該被忽視，美國政界與學術界應該關注這種變化，調整研究重心，除了原來熱門的「政治正確」題目，如同性戀、移民、少數族裔平權問題之外，還得考慮多年被忽視族群的政治態度。在美國年輕大學生當中，早就流傳一則並非笑話的說法：什麼是美國最弱勢群體？如果你是白人，男性，中產，性取向正常，你就是弱勢群體。因為你無法受到少數族裔、低收入、同性戀、女權等任何權利機構的保護。此外，川普的移民支持者中值得關注的情緒至少有一點：在美國所得必須與其所貢獻的相符。
美國令人憂慮的變化：中產階級迅速萎縮
歐洲政治偏左是1960年代以來的既成事實，美國的左傾較歐盟晚了20多年。小布希任總統時期的政治被稱為「新保守主義」，在美國左傾政治的攻勢之下無招架之力。歐巴馬時代，美國政治走中左路線，2016年美國大選，共和黨穩健的中右與民主黨穩健的中左都不討好，反而是兩極意見受到歡迎，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部分是緣於美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變化，中產階級正在減少。2013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人數已不到全國人口的一半，支持川普的人當中，那些年收入低於5萬的階層，有不少應該是這些年掉落到低收入階層的原中產。
美國是一個橄欖型結構的社會，中產階級的壯大是在二戰之後，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中等收入家庭的數量比二戰時翻了一番，中產階級人數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窮人與富人都占少數。
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公佈的統計數字，美國中等家庭收入水準在1999年達到了頂峰，之後開始逐步下降。該局2014年8月份公佈的資料從三方面表明中產階級處於衰落之勢。
一、從2000年到2011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淨資產中位數下降了7%，為68828美元，而美國最富有的家庭淨資產中位數卻上升了11%，達到630754美元；貧困家庭淨資產中位數出現了負增長。
從家庭收入方面來說，金融危機後的2011年，美國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為49103美元，剔除通貨膨脹因素之後，美國中等收入家庭的實際生活水準低於 1989年；如果與2000年相比，這些家庭的年收入減少了4000美元。
二、美國中產階級家庭收入的總數在全國所有家庭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1970年，這一比重為62%，2011年下降至45%。
三、美國人擁有自住房比率下降。
美國夢的傳統標誌之一是擁有自己的住房，美國人擁有自己房屋的比率，從20世紀90年代中開始穩步上升，由1995年的64.7%一路升至2004年的69.2%，這也是目前為止的最高記錄。2005年後住房擁有率開始下降，這也是房地產泡沫破裂的開始，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美國人的住房擁有率為64.4%。跌至1995年水準。
四、收入差距擴大。
美國《華盛頓郵報》在一篇報導中說，在上世紀50年代，美國一個大公司老闆的收入最多為一個工人的50倍，而現在達到了350倍。
五、中產家庭生活水準普遍下降。
在20世紀50-60年代，一個美國中等收入家庭，通常是丈夫掙錢，妻子做家庭主婦，還可以撫養3個孩子；丈夫一人的收入可以購買一套普通住房和擁有兩輛汽車，還可以駕車出去度假。現在，一個三、四口之家的中位數收入家庭，如果購買一棟20萬美元的住宅，首付需2-4萬美元，以後每月需支付1400美元的購房抵押貸款、房產稅及保險費等；每月用於購買食品、衣服和支付生活服務費的金額為1200美元；每月償還車貸為700美元。如果需要自付醫療保險，這個家庭每年需要支付4000美元至5000美元，幾乎就沒有度假的余錢了。
研究政治史的人都知道，富人主導的國內政治專注守成，窮人主導的國內政治專注變革，二者都會導致動盪。美國一直以本國中產為主的社會階層結構自傲，認為中產階級家庭人口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既有利於社會的穩定，也有利於推動社會消費，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現在，美國中產階級萎縮成為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既顯示了美國國運走勢，也成為美國政治的關鍵。過去數年，共和、民主兩黨主流派都沒能提出一個可行方案來解決問題，於是選民在無奈和絕望中，把眼光轉向極端派，這就是2016年美國大選兩黨候選人政治主張極端化的原因。
美國選總統，並非只是美國的事情
2016美國大選是近20年來政見分歧最大的總統大選。代表中右的川普要改變美國，比如他主張回到「光榮孤立」；希拉蕊的政治主張比歐巴馬更偏左，她不但要守住歐巴馬健保改革的成果不被廢棄，還要將民主黨更積極的移民政策付諸實現，對富有階層加稅，加強對華爾街金融的監管。
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每天應對的事務主要是國際事務，那就是美國總統。從二戰結束以後，一直是美國出錢出力在為世界提供「國際秩序」這一公共品，即充當「世界警察」這一角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總統幾乎就是世界總統，他對地區衝突、民主、人權、戰爭的態度與干預程度，決定這些事務的階段性走向。這一角色費力卻難討好，世界受其利時少見讚揚，但美國一表示出光榮孤立傾向，世界又開始擔憂。川普的政治主張顯然不合英國左派人士胃口，英國《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紛紛加入攻擊川普的行列，最近的一篇《如何看待川普的崛起》算是代表作。
作為一個生活在美國的外部觀察者， 我認為美國今後確實應該關注兩大問題：於美國國內，是階層結構變化引起的政治變化；於國際社會，則是美國在多大程度上承擔提供國際秩序這一公共品的角色，因為要承擔這個角色，需要超強的軍事實力與更加超強的經濟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