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老爸在光大一村屬年齡最輕，童年的我對左鄰右舍大人都喊「伯伯」，或加姓氏稱王伯伯、劉伯伯或張伯伯，更年長的則稱「爺爺」。對家庭主婦則以王媽媽、吳媽媽或陳媽媽區分。其中，有兩位外省老太太因為年紀大，鄰居都喊「婆婆ㄆㄛˇㄆㄛˊ」，我也跟著喊「婆婆」。
鄭宗明爺爺家和我家一樣，都住五權路259巷，相距約20公尺。鄭婆婆七、八十歲了，瘦瘦高高，裹小腳，經常包髮髻、身著黑色衣衫長褲。家裡空間窄，卻四代同堂，常在屋外乘涼聊天。
我年紀還小，和婆婆家人不熟，每天上下學經過鄭家，也僅輕輕點頭即快步離去。我比較好奇的是婆婆的纏足，曾在某個夏天傍晚，看過幾次她坐在門前小椅子，將一層又一層的布解開來，鬆綁一陣子後，再一圈又一圈的包裹回去。
對於鄭爺爺和他兒子與媳婦的長相，我迄今已毫無記憶。聽老爸說，鄭爺爺兒子是軍官，女婿也當上校。我則對婆婆唯一男孫和孫媳婦印象深刻，這男孫個子矮，新娘嬌小，生出的曾孫身材一模一樣。
鄭家男孫也是當職業軍人，在水湳機場任職。1985年左右，少校退伍後，成了計程車司機。至於鄭爺爺和婆婆何時去世？可能是我到台北求學期間，因此毫無印象。
熊婆婆則是住259巷尾端，我到「豐原仔」歐利桑家看電視影集和卡通影片，或到同學老文家的門前爬榕樹，偶而碰到住隔壁的婆婆，都會很有禮貌的說：「婆婆好！」
老文家離婆婆家約10公尺，他常和婆婆碰面而且很熟。婆婆很親切，雖年近80，白髮蒼蒼，也是穿著樸素，髮髻整齊，笑口常開的向我和老文說：「好！好！」
我注意到熊婆婆也是裹小腳，走路很慢，或許年紀大了，也剩沒幾顆牙齒。童年時，我很高興的問候過婆婆多次，很喜歡她。後來，婆婆無聲無息消失在我的世界，婆婆家人也在眷村拆除之前搬離多年了。
眷村的社區活動。(圖片提供/曾明財)
村內另外一位纏足的則是薄媽媽，年紀較輕，我是經過數十年後，才有機會在眷村第二代聯誼會活動中，略知薄家故事。
在空軍任職的薄伯伯因任務關係，直到1949年8月間，才匆匆帶太太和一子二女逃難到台灣。長女因故未克跟隨，不幸淪入鐵幕。
軍機抵達台中之際，由於上級尚未安置眷舍，夫妻與孩子就和其他人家一樣，在水湳機場空曠處露宿好幾天，之後才搬進光大一村。
薄伯伯是河北人，初到台灣年約40歲，在氧氣製造廠任職。纏小腳的薄媽媽走路不方便，若到篤行市場買菜，都須女兒陪同提菜籃。
眷舍坪數很小，薄家沒有廚房，只好在屋外就地燒菜煮飯。後來，軍方將一間空屋整理為公共廚房，大家可以輪番前來烹煮，方解除許多家庭主婦困難。
老爸回憶指出，他曾擔任舍長兩年，必須定期到每戶收取水費，曾和薄伯伯聊過天。但因不同服務單位，且有年齡差距，兩人不熟。老媽則記得到水井取水洗菜，常與薄媽媽相遇，她都穿著中式傳統衣衫長褲，衣襟為斜邊、布鈕扣，優雅端莊。
薄家三個子女學業成績優異，長子慶玖率先考上政治大學政治系，是村內第一位大學生，後來留校擔任助教，陸續升等講師、副教授、教授，曾任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等職。
次女慶寧到台灣隨即插班空軍附小，初中則考進台中二中。光大一村附近是一片片稻田，她出門上學很近，僅須穿越一條頗寬的溪流，沿途有幾戶農家和果園，農田景色與燦爛陽光經常相互輝映。
初中畢業後，慶寧高分考取台中師專和台中女中。師專有公費並保障未來工作，但她嚮往大學生活，乃向父母極力爭取，終於獲得同意唸女中。女中離眷村很遠，她沒有腳踏車，每天走路上下學至少要花一個半小時。三年後，名列台灣師範大學金榜。
師大畢業，慶寧在母校校長邀請下回台中女中任教。經過二年，隨校長調彰化女中服務，每天搭車往返，回到眷村都已晚上七點了。二年後新婚，因先生在省政府服務，她乃轉往中興高中任教；後來，先生調升行政院，她也到台北教書直到退休。
有兄姊當榜樣，薄家小女兒慶容先唸台中商業學校，再以高職學歷考上政治大學財稅系，四年後又考上研究所。1960年代，研究生在台灣少之又少，更遑論是女孩子，難能可貴。
離開校園後，慶容長期在金融機構服務，與另一半柴松林積極關心社會改革。1979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呂秀蓮進入監牢，台灣婦女運動中斷。慶容與李元貞、吳嘉麗、鄭至慧、徐慎恕、劉毓秀、曹愛蘭、尤美女等人則持續投入運動，共同創辦《婦女新知》雜誌，曾擔任婦女新知基金會第二屆董事長，倡議各項性別平權的體制改革。
薄家兄妹比多數眷村子弟年齡大，相繼唸大學或出社會之際，我可能都還在外太空，或適逢懵懵懂懂童年期，難怪都沒見過，如今對其成就則與有榮焉。
我以前常經過薄家，就與熊婆婆家同一個巷弄。另外，小時候，老媽也定期帶我到薄家隔壁，請阿龍的媽媽幫我剪頭髮，但我對薄伯伯、薄媽媽僅一點點印象，似有一兩面之緣。子女長大成人出社會，薄伯伯也從軍中退伍，1970年左右搬離眷村。
（本文轉載自想想論壇〈纏足的老婆婆〉，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