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主導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於上週完成初審，可惜排除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經過協調，民進黨與時代力量黨團達成共識，同意分開處理。然而，在週一的審查會，原住民族立委總共提出五個版本的草案，而且也初步達成整合，由民進黨籍立委段宜康擔任召委本身親自下海詢答，慷慨激昂拖過傍晚五點，然後走回主席台宣布散會，留下錯愕的眾人，特別是原住民族立委。
民進黨把促轉條例適用的年限侷限於威權統治時期（1945-1991），矛頭針對國民黨，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則規劃由總統府設置相關委員會。只不過，由於總統府的機制只有諮詢的功能，不會有國會授與的調查權，相較之下，即將設在行政院的獨立機關促轉會確有傳喚證人、以及調閱文件的權力，天壤之別，原住民族自然企盼促轉條例的年限往前延伸，一併檢視四百年來所遭遇的不公不義。
到目前為止，民進黨不願意納入原住民民族的理由，是轉型正義原本就是適用於威權體制的民主轉型。不過，這畢竟只是最狹義的解釋，廣義而言，轉型正義可以視為在經歷重大政治變動之後，如何著手政治正常化，因此，並不只是民主化的課題，還包括國家在發生革命、戰爭、內戰、或是屠殺之後，整個社會如何進行重建的挑戰，甚至於必須面對慰安婦、黑奴、以及原住民族的和解。
大體而言，執政黨面對原住民族的憂心，採取的是推託拉扯的策略。首先，民進黨主張原住民族所面對的課題相當複雜，因此，在社會沒有共識之下，比較適合放在總統府之下，地位也比較崇高。然而，府方的代表也承認本身只是幕僚單位、沒有辦法編列預算，因此，所謂「總統的高度」、「高度重視」、「有決策性」、「道德性比較高」等等，也不過是抽象的推諉空話。
接著，行政院採取緩兵之計，應允在下個會期提出『原住民族土地海域法』、以及『原住民族自治區法』。問題是，這兩個法是因應『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諸多配套子法，關懷的是原住民族的土地權、以及自治權的實踐，未必等同於原住民族長年所面對的政治支配、經濟掠奪、社會歧視、以及文化剝奪等。坦誠而言，如果行政院有心，為何不能傾聽原住民族的吶喊，至少提出相對的草案？
再來，原民會把焦點放在原基法所規定的推動會，歸咎國民黨執政八年只開兩次會。然而，如果連原基法規定必須設置原住民族土地調查及處理委員會，一直受限於政府改造而空中樓閣，又如何期待推動會有任何調查權？至若原基法規定總統可以召開協商會議，那是針對政府與原住民族自治間權限發生爭議之際的調解機制，不容魚目混珠。
其次，國民黨垂死掙扎不說，執政黨立委擺明是來排班充數，念稿子、吊書袋，理不直、氣不狀，假質詢、真套招。民進黨既然已經全面執政，卻只會把國民黨拉來墊背，也不能掩飾自己也不過是外來政權；同樣地，原民會支支吾吾、唯唯諾諾，只是在告訴大家，本身就是漢人國家的間接殖民統治工具。難怪，原住民族在促轉條例只被允許出現在說明，更證明原住民族只被當作註腳。
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揭櫫「正義的平等原則」，也就是正義是指社會上最弱勢的成員能感受到最大的受益（to be of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the least-advantaged members of society）。當民進黨政府以特殊的差異性刻意排除原住民族，這意味漢人的轉型「正義」有別於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如果說這不是歧視，什麼才叫做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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