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林俊佑，帶兩位警察進入幼兒園辦私案，原傳出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要將之平調至澎湖地檢署，在民意強烈反彈後，逆轉改為停職，並建請法務部逕送監察院彈劾。如此的轉折，除須檢討檢察官汰除機制的失靈外，檢警關係的如何調整，亦應是重要課題。
《法官法》於2011年實施後，檢察官若有違法、失職，依據此法第89條第4項，就應付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為個案評鑑，於認為有懲戒必要，再移送監察院，再由其彈劾給司法院的職務法庭為審理。如此的程序，就比一般公務員來得繁瑣。
就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組成，十一名委員裡，有三位要由全體檢察官選出、一位要由全體法官選出，三位要由全國律師選出，剩下四位所謂公正人士，再由法務部來遴選。如此的組織，看似他律，惟屬司法圈者，就有四位，且四位外部委員，還是由法務部從司法院、全國律師公會所推舉者來遴選，要說有公正性，實得打個大問號。
此外，一旦決定懲戒，還得移送監察院審查，以決定是否彈劾。若果如此，檢評會的決議，就只是建議，反因此造成程序的延宕，這也是法務部在面對各方指責後，考慮直接送監察院的主因，卻也代表檢評會的可有可無。就算監察院決定彈劾，仍得移送至司法院的職務法庭為審理，但五位職務法庭的法官，又全是與檢察官出身背景相同的司法官，如此的組織，顯又落入自己人審自己人的窠臼。
在面對濫權檢察官，幾乎難以急速淘汰的現況，法務部至少得讓其先停職。只是同樣在《法官法》實施後，要停職，還得經由檢審會來決定。而此組織，根據《法官法》第九十條第五項，十七位委員比檢評會更糟，完全是由檢察體系所選出，實難擺脫官官相護之質疑。
更該檢討者，還有檢警關係，因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及第229條以下，檢察官為偵查之主體，司法警察則為其輔助機關。雖然，司法警察得不待檢察官的命令，即可對犯罪發生進行偵查，卻須在調查完畢後，將案件移送給檢察官。同時，司法警察若要進行搜索，也須得到檢察官同意後，才能向法院聲請搜索票。
凡此規範，就是藉由檢察權，來抑制警察權的濫用。而根據《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11條，檢察官對司法警察還具有獎懲的權力，以讓檢察官能為更有效之監督。
惟就現實面來說，真正實施犯罪調查且具有此等專業者，必然是司法警察，而非檢察官，就出現法律應然面與實然面的落差，有時也讓人有外行領導內行之感。
以此次花蓮辦私案事件來說，因幼稚園的兒童，依據《刑法》第18條第1項，屬無責任能力者，根本不可能涉及犯罪，若有問題，也是地方教育機關的職權，而非檢察官可以干涉的領域。就算擴張解釋檢察官的職權範圍，也應立案調查，且因有涉及自己的直系血親，不管是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或者是《刑事訴訟法》，都必須迴避才是。
而在檢察官違法妄為且毫不避嫌的情況下，司法警察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第1項，對於其指揮，本就無服從義務，卻因害怕檢察官，事後對之懲處，致仍屈服如此不法的命令，實就暴露出檢警關係的緊張與衝突。
為解決此爭議，勢必得考慮讓檢察官退出偵查，並單純化為國家律師，或者如日本般，讓司法警察為第一線偵查、檢察官則為第二線的備位偵查。惟一旦如此改變，則抑制警察權，就得轉由法官來承擔，但本於司法的被動與消極性，能否有效監督，實也是疑問。
故於制度尚須深思熟慮的現階段，實更該強化司法警察的法治觀念，並強調對檢察官的違法命令，並無遵從之義務，若因此服從，依據《刑法》第21條第2項但書，也不能阻卻刑事不法。
總之，司法警察若一切依法，而非依照檢察官個人意志來行事，則現行的檢警關係，就算不調整，也能順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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