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決權的發展

民族自決是道德上的理念、也是政治上的原則、更是法律上的權利，是指每一個民族都有資格要求擁有一個自己的國家、決定自己的政府型態；這種國家稱為民族國家，也就是期待、或渴望在理想上能達成文化民族與政治國家的結合，這種信念稱為民族主義，而自決就是實踐的過程。我們可以把自決解析為三個面向，民族是主體，民主則是程序，而主權才是目標，就實際的操作化而言，也就是民族想要有自己的主權獨立國家。

民族自決理念的哲學基礎是自由、以及平等，起源於18世紀後半葉，特別是在美國獨立戰爭、以及法國大革命之後，現代民主思潮衝擊專制王朝君權神授的正當性，人民不再是任人擺佈的臣民、而是凝聚成擁有國家主權的民族：換句話說，國家締造的倡議，由政府轉到人民的手上，也就是民族。儘管這樣的理念，後來因為拿破崙意欲建立帝國而變調，但其他民族的集體意識，已經無法壓制，進而在19世紀中葉以後達到高潮，直到一次大戰，民族國家儼然是人民意志的最高政治表達。

在一次大戰期間，美國與蘇聯競相以民族自決來號召弱小民族 ，特別是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計畫」，將之納為戰後擘劃世界和平的原則之一，將民族自決與自由民主、以及民族主義結合，被支配的民族紛紛號召成立民族軍隊、組織民族政府，因此，戰後的「巴黎和會」只不過是順水接受既定的事實。由於戰勝國各有所圖，只有戰敗的奧匈帝國、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被解體，至於德國在非洲及太平洋的屬地，則以託管名義被瓜分 。我們可以看到，當強權覺得對自己有利的時候，就會祭出自決原則，相對地，一旦發現不利就棄之如敝屣 。

儘管中、東歐的一些民族在一次戰後，有幸成立自己的國家，然而，由於強權的言不由衷、為德不卒，這些中、小型國家裡頭的少數民族，還是佔有相當程度的百分比，譬如：捷克斯洛伐克（34.7%）、波蘭（30.4%）、以及羅馬尼亞（25%），為了保護這些少數民族，「巴黎和會」的作法是鼓勵簽訂雙邊、或多邊的少數族群權利保障條約；這些國家心不甘、情不願，而《國際聯盟憲章》又只提及殖民地的託管、及獨立，並未提及自決權 、當然也不會有起碼保障的機制，除非有人代為仗義執言；此時，希特勒高調替境外騷動的1,000-1,200萬日耳曼人出頭，民族自決淪為領土擴張的「遮羞布」。

在一次大戰之前，任何民族只要有能耐，脫離所謂的母國而獨立，其他的國家自然而然就會加以承認；戰後，民族自決的適用卻變成要看情況，原則反而成為特例。國際聯盟的具體作為大打折扣，除了心照不宣以扶植託管地的獨立來支應，大體是以條約保障少數民族權利，來交換民族自決權的實踐。

事實上到了1930年代，中、東歐各國的日耳曼、以及匈牙利少數族群不斷陳情，國際聯盟疲於奔命，相對地，背後沒有母國撐腰的猶太人、及羅姆人（舊稱吉普賽人）則任人宰割，那些保障少數族群的條約成為具文。

總之，自從19世紀以來，這個道德層次的信念，鼓舞了無數的民族運動者，一再被援引作為獨立建國的依據，也影響了國際秩序的形塑；然而在實際上，抽象的指導原則，往往會被國際政治權力運作的現實所左右，不管對象、地區、或範圍。並非所有的民族，都被賦予同等的自決機會，正義的伸張，因此不免受到侷限；儘管如此，在二次大戰後的聯合國體制下，自決已經被確立為國際法所規範的權利，適用的範圍大為擴張，特別是在冷戰結束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