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屠殺了不少台灣菁英，有人死於非命，有人一去不回。在成千上萬的無辜受難者中，當時的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台灣第一位留美哲學博士林茂生（1887-1947），可說是台灣一代教育家，也是文化界的先行者，並在戰後創辦《民報》，為台民發聲。二二八事件不僅奪去了林茂生的性命，撕裂了他的家庭，更是台灣人極大的損失。
林茂生的女兒林詠梅曾為紀念父親寫下一首詩：「一片e樹林」，由已故音樂家蕭泰然教授譜曲，詩中述說林茂生是個「種幼苗的人」，「他是教育界種幼苗的人，期待樹苗能長大，能頂天立地，如果有一片樹林時，有生命在棲息，也就有一切」。
林詠梅也談到林茂生的「身教」，以及教育和文明的理念，包括反對日本人歧視台灣人，教育平權，但也不希望台灣人和中國人相互歧視。
「畢竟中國亂了這麼久，應該要更寬容」...沒想到這樣的「寬容」讓他犧牲性命
她說，父親不許她們在家裏說日本話，而對當時來台的中國人的醜態被台灣人輕蔑，父親寄予的是同情，認為他們才剛經過戰亂，不許子女在家中提到中國人時稱呼他們是「豬仔」。
「畢竟中國亂了這麼久，應該要更寬容」，林詠梅說，父親是這樣告訴她們。然而林茂生卻沒想到，他的「寬容」竟會落得再也見不到愛女的下場。
林茂生字維屏，號耕南，1887年生於台南。父親林燕臣是一位前清秀才，外祖父郭景澄則是飽讀詩書，所以林茂生3歲時便追隨外祖父接受薰陶，奠定漢學基礎。
1916年，林茂生以優異的成績獲得東京帝國大學的文學士學位，成為台灣人在在日本首獲文學士，所研究的便是王陽明思想。
返台後他擔任長榮中學教務主任並教授英文，兩年後在台南師範學校兼任。1920年，轉任台南商業專門學校任教，同時改任長榮中學理事長。除積極為長榮募款盼予台灣子弟更好教育，也積極參與文化協會活動。
林茂生的活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也屢次受刁難，但日治台灣政府卻也敬畏他的才學。1927年，林茂生被遴選為「在外研究員」獲公費赴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成為教育哲學泰斗杜威（John Dewey）與門羅（Paul Monroe）的得意門生。
擔任台大文學院長並主持民報 批判陳儀 在228事件後一去不回
1929年11月，林茂生博士論文《日本行政體制下台灣的學校教育》獲通過，他也順利取得哥大博士學位，成為台灣獲得留美哲學博士（Ph. D）的第一人。二位恩師曾欲網羅林茂生留在美國，但林堅決回台灣服務，只因念及台灣的「羔羊」而不願為自己的前途優先。
林茂生回台灣隔年（1931），先在擔任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成為英語、德語科的主任，兼圖書館館長。此時也是台灣民主運動與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之時，身為日治下少數台籍高階文官，林茂生曾被日人以威脅的姿態拉入「皇民奉公會」擔任文化部長，但對於教育平權的理念卻始終不曾放棄；日本人幾度冷嘲熱諷也被他以幽默化解，始終堅持台灣人的尊嚴與立場。
1945年10月，國民政府來台辦理「接收」事宜，也看中了具有社會聲望與影響力的林茂生，請他協助處理接收事宜，並聘其為台大教授，並兼台大先修班主任、代理台大文學院院長，然而他主持的《民報》屢次針對陳儀及其主持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或建言或批判，終而引來殺身之禍。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林茂生已預感局勢將變亂，未料自己卻在3月11日被帶走，從此一去不回。
林茂生共有9個子女，長子林宗正習醫、次子林宗義更是台灣腦神經醫學先驅，而么子林宗光則是美國知名歷史教授。然而他的子嗣也已凋零。唯一的女兒，高齡已80歲的林詠梅長居美國，日前回台時接受本報專訪，也談到了228事件發生對林家的影響，以及她對父親行誼與記憶。
事件之後 連生活都成問題 親戚朋友紛紛走避
林詠梅說，228發生的時候，她只有10歲，其實還不知道生活會有怎麼樣的改變，「在我爸爸100歲時，在加州曾舉辦了一場紀念會，談台灣的經濟、文化、教育，並且做了一場紀念禮拜，那時應該是胡忠信在《太平洋時報》當總編輯，請我寫一篇『念府城』，思念父親和阿嬤，父親過世之後阿嬤也過世」。
至於228發生之後，家裏的變化？林詠梅談到當年情景，仍不能自己，幾度激動泛淚：「那是…很大的變化。那沒辦法講，那…真的很難講。我們連生活都是問題。那變化…，親戚朋友很多人不敢來看我們，在路上看到我們（家人），伊會閃走，但是不能怪他們，因為大家都很驚惶，很驚、很驚。因為那個時候，不知道是怎麼樣會被抓去？你沒有做壞代誌也會被抓去，對什麼都怕，對一切都怕。當然我們家也就很悽慘」。
她回憶說：「我有一個哥哥，那時在唸台大法文系一年級，他就停止讀冊，去吃頭路。之後我們就搬厝。那時我們住在金山南路一段34巷，師大對面的矮房子，日本式的房子，剛好在彭孟緝的厝旁邊，後來就搬去二哥林宗義的宿舍，小小的一間，我們全家人都要擠到那裏去，包括媽媽，4個哥哥，我和弟弟，一起擠到那裏，所以大部分的傢俱都放在舊厝」她緩緩說著，並且不時拭淚。
談到228父親林茂生被國民黨帶走殺害，林詠梅止不住的生氣與難過。圖/郭文宏
「那時，我們把房子賣了，8月時就把屋子交給我們買房子的人，我們也只能請他快一點付錢，但到了12月，他才把錢給我們，但到那時候也變得比較不值錢」。
談到二二八帶來家中劇變，那時候的心情，以及那種混亂、驚慌，林詠梅說，「我那時候很生氣。很氣，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家是基督徒，所以我第一個就想到上帝，為什麼？我沒辦法了解為什麼。像我爸爸那樣的人，怎麼會被抓去？當然我也生氣國民黨：為什麼那樣的壞人可以存在？所以我會氣上帝」。
那時候台灣很多地方都是一窟一窟的死人
「唉，我媽媽拼命地找，只要有人報說，哪裏有一些人陳屍，我媽媽就會跟一些姐妹們去找，她們也都是先生沒有回來的。那時候台灣很多地方都是一窟一窟的死人，她就去那裏找。當然我媽媽不會找我去，但現在想到，真的很殘忍」，林詠梅回想起媽媽王采蘩當時的那種焦急與無助，心中滿是不捨。
而父親被抓走，兄長們也都急著找，她說，「都有去找！但我們也不是跟軍方有什麼關係，後來有一些外省人來告訴我們，有人要去替我父親（講），要去找陳儀。這位人士說：『這個人（林茂生）怎可以把他抓去？』找到陳儀後，陳儀說，稍等一下我打電話看看，之後陳儀告訴他，『（林茂生）死了啦，你不用再替他講了』」，講到這裏她又忍不住傷心起來。
但228不只帶走這個家的主人，也帶來了恐懼。仍是有人來騷擾。林詠梅說，「我們本來我們住的房子，為什麼我母親會放棄？就是因為常常有不認識的人來，他們會把鞋子穿進來（日式房子脫鞋是禮節），很不客氣地在屋裏走來走去，有時就叫你要搬，大概是想要佔吧！我媽媽也不會講中國話，只能靜靜看著他們在屋裏走。來的人並不會大呼小叫，但就是會跟你這樣講。本來如果我們跟這些人講話，他也許會恐嚇你，但看我媽媽靜靜地，他們也就沒有說什麼，但母親總覺得住在那裏很不平安」。
我不會去祈禱 因為我在生上帝的氣
228發生後，這個日子，這個詞，成為他們家的禁忌，不與外人提，也不能隨便講，這也是當時台灣社會的一般氛圍，「我們都很安靜，出去也不會講」，林詠梅沉默了好一陣子才開口說：「那時我有幾個好朋友，是台灣人，他們都對我很好，他們也都知道，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去講心裏的事，只能夠自己面對。會祈禱嗎？我不會去祈禱，因為我在生氣上帝。一開始我有祈禱，但父親終究沒有回來…」。
「我媽媽永遠不承認。她的身分證（配偶）上都寫生死不明。但她實在是知道的。當然，我們是見不著父親。對方也都說沒有抓這個人」林詠梅說。然而至今，她和家人仍然等不到加害者與中國國民黨的道歉，而母親、哥哥、弟弟也都不在了。
「這麼多年來，想到父親的苦與痛，也有自己的家庭，如何告訴晚輩這事二二八的遭遇？」記者問。林詠梅說，「我想，我生氣是應該的，但我會讓他們知道，我的孩子都知道。我只說我的父親就這樣被抓去，然後沒有回來，他們這些在美國長大的孩子就會覺得這是很不應該的事情！不用我再多解釋。反而是台灣的年輕一代得跟他們解釋」。
「美國的孩子不用多解釋，他們和我一樣是這麼生氣，」說完她又擠出笑容說，「只是他們生氣可能不會去和上帝吵架啦」。
提到父親對教育的貢獻，曾將父親的論文《日本行政體制下台灣的學校教育》翻譯成中文出版，林詠梅也道出心路歷程與林茂生的主張，「翻譯那時是1997、98年吧，2000年才出版。父親的書中就是對教育的看法，就是反對日本人專制、歧視的那一面，從文化的出發點，父親認為這樣不對，因此有所批評。也因此對日本人的教育政策有所評斷，也適用於現在對教育的評斷。那就是國家做為一個推動統一的機器，教孩子都是統一思想的」。
林茂生曾在國民黨來台協助「接收」，那時懷抱著一種想像與期待，對此林詠梅說，「對。那時候中國兵來，整個都是邋遢的樣子，動不動就搶劫，讓人很反感。父親有時會出於一種同情的想法，畢竟中國亂了那麼久，應該要更寬容」。
不許孩子叫中國人「豬仔」
林詠梅說，那時台灣人總是叫中國人「豬仔、豬仔」這樣，但我父親禁止我們在家裏這樣稱呼中國人，跟我哥哥他們講「不可以這樣叫他們」。我父親是很文明的。但他也是飽讀漢學，在東京帝國大學時，他讀的是王陽明。
「另外，他記憶力很好，詩詞都能讀過不忘。我去長榮中學時，就看到學校也有記載這件事：那時父親在哥倫比亞大學時他住在國際學生宿舍，那時他們隔壁住著一位德國柏林大學的教授來哥大做研究，那時父親想，要讀Ph. D最好是多會一種外國語言，這位教授跟父親說，你不用去選課，你只要晚上跟我吃飯就好，就足夠去考鑑定考試了，不用花時間選課。父親要回台灣之前到德國拜訪那位教授，教授請來柏林大學的校長、柏林市長到餐廳一同用餐，彼此用英文、德文交談，吃飽之後這位教授說『Speech Time！』，請我父親演講，結果我父親就當場用德文朗誦了李白的詩與歌德的詩，並且以兩人的詩暢談東西方文學比較」。
談到父親的成就以及語言方面的天賦與努力，林詠梅在訪談時露出難得的笑容，她也消遣自己說，「叫我用英文來唸一下李白的詩，我還得想一下呢！父親的聽力很好，學習語文的能力也很好。」記者問她，「父親的語言天分有遺傳給妳嗎？」她謙虛地說，「嘸嘸嘸！這有時候是天分，沒辦法遺傳的」，其實林詠梅北京話、台灣話和日語都很流利，但她說，最驕傲的還是有一種「台灣腔」。
儘管二二八重創了她與她們家的人生，林詠梅談到父親林茂生和弟弟林宗光的成就，露出的欣慰笑容。圖/郭文宏
年紀很小，但父親就不在了，對她的人生與價值觀有什麼樣的影響？是否在心裏有一把尺？林詠梅說，「有。我說我在罵上帝，但我其實是賭氣。我是有我自己的堅持，我絕對不要當壞人，絕對不學壞。我自己可以，為了我自己的尊嚴，盡我所能，不貪別人的。我想這是做人的尊嚴，尊敬我的父母、我的世代長輩」。
「記得以前年紀很小的時候，路上有路燈，晚上走夜路有時燈光映照，會有樹影搖曳，會讓人覺得害怕」，林詠梅回憶說，我媽媽說：「免驚！我們家都是正氣的人，鬼都怕我們」，「我從那時候就很有勇氣，聽了之後讓我覺得變得很勇敢」。
父親教育的理想，是否在子女的身上實現？林詠梅以自己唯一的弟弟林宗光教授為榮。她說，我弟弟也是當教授。他是歷史教授，當了39年的教授（編按：林宗光是美國德雷克大學教授，2013年12月過世）。
「弟弟退休時告訴我，有一位教過的學生現在擔任州大法官，忽然和他連絡，聽到弟弟退休的消息便問他是否能去看他，他去的時候和太太一起來，抱著從前的課本和筆記請我弟弟簽名，當年這位大法官選了我弟弟6門課，特別走上這一趟來表達尊敬，我弟弟很幽默，他的課都是在大教室，很多人來選他的課。這位大法官還跟我弟弟說，他擔任教員的孩子告訴他說，進修時一定要去修你的課。」講到這裏林詠梅的臉上又露出些許欣慰的笑容。
她也提到一段往事，當年《台灣日報》有一次寫林茂生抽水煙的事，她試著連絡作者，可是都沒有回。那一篇很有趣，「可能他不一定認識我父親，可能是用水煙代表他」。
林詠梅說，日本人覺得台灣人、草地人才在會抽水煙，但父親卻認為：「你不知道我有多享受！」還是照樣抽水煙，聲音就是「啵啵啵」這樣。她還依稀記得父親的包包中的煙具，以及他抽水煙時的模樣。
我也很想要一張父親的死亡證書
「我們家不能講日本話，因為我爸爸禁止我們說日本話，所以我說日本話不習慣。在外面我跟日本人交談會講，但是和台灣人的話，人家要跟我說日本話我就不習慣。小時候在學校我是可以說日本話，但回家就不能講，在家裏都是讀漢文，我媽媽都是帶著我們唸漢文、漢字。就是一些文言文的書，像讀《三字經》或一些漢詩，那是我們在日本時代的時候。」林詠梅說出那個時代林茂生對子女的教誨，也讓她想起之後國民黨人禁說方言的往事，而她也曾在高中、大學時代因說方言，幾次和教官槓上，所幸沒有被進一步刁難。
然而父親的離去，或許予以林詠梅剛強的外表，終究在她的生命中刻下難以抹滅的傷痛。她說了一段故事：有一次，她要出國時，海關的人檢查她的身分證，問她說：「為什麼父親欄寫著生死不明」？她回答：「我也很想要一張死亡證書」。對方聽了嚇一跳，連忙說：「沒事沒事」。
「這些人講什麼，你就給他『噹』回去就是了」，林詠梅語氣堅定：我只是告訴他，「我也很想政府給我一張死亡證書，檢查的人就沉默下來，放我過去了」。
「如果你怕他的話，他就是會把你壓下去！」林詠梅說自己無懼，她的父親林茂生，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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