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鄉部落的原住民族幼兒照顧，面臨一般教育與民族教育整合問題，但仍有不少年輕族人選擇回到部落為幼托奉獻，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繼續照顧下一代的原住民孩子。今年23歲，阿美族的潘鈺蕙就是一個例子。
屏東縣有全國獨有的五所「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目前共服務一百二十二名幼童，教保中心成立初期，因使用空間與法規牴觸，營運頻頻受阻。教保員形容，「什麼都可能會違反法律，不符規定」，所幸八年來在屏東縣政府協助下，教保中心今年10月終步向合法化，並成為許多團體觀摩對象，目前屏東立案登記的教保中心有馬兒、美園、佳平、旭海等五個社區，各社區結合族群文化和人力，讓社區中的耆老、家庭婦女透過社區互助照顧部落孩子，成為新形態的托育服務。其間返鄉的幼保員、幼教老師們的努力與堅持功不可沒。
財團法人至善基金會、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台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系今(5)日舉辦「部落共同照顧一起走-2016原住民族幼兒照顧論壇」。來自屏東縣牡丹鄉旭海村「旭海社區互助教保中心」的助理教保員潘鈺蕙分享在故鄉擔任教保員的心路歷程與甘苦。該中心目前僅有班主任、她和另一位老師，負責照顧11位小朋友。
潘鈺蕙分享她的照顧經驗。她說，她回到部落大約2年的時間，在返鄉服務的這段期間，她一邊完成自己的學業，一邊在部落服務，她很慶幸有讀到已廢校的旭海國小，她是最後第2屆的畢業生，班上只有4個人。從國小1年級到6年級都只有4個人，「我們校舍也很大，操場也很大，可是我們只有2班，面臨學校從分校，到分班，最後只有廢校」。
之後她去讀了最近的國中「牡丹國中」，要坐40分鐘的車程，因為路途遙遠，國中一年級就要住校，之後她去就讀大仁科技大學唸五專，這也是最近的大學，之後在大仁繼續讀二技幼保系。
「為什麼我會回到自己的部落服務？就是因緣際會下參加了教育部舉辦的暑期青年工讀計畫，到教保中心工讀，就因為這樣開始回到部落的路程」，潘鈺蕙說。
「旭海就是在屏東跟台東交接處，大家都知道阿朗壹古道」，是牡丹的最東側，面臨太平洋的地方，是一個小型漁村，人口大約446人，人口外流嚴重，年輕人大部分都在外地工作。接著，潘鈺蕙用簡報介紹旭海的位置，「只剩下老人跟幼童，大概村莊只剩下200人」。
「我們村莊非常多元，多元族群融合有排灣族、阿美族、漢人（指閩南人）、斯卡羅族（Suqaro）還有客家人、一些退伍老榮民，主要語言以閩南語比較多，「因為，會講母語的老人家，幾乎都已經過世了，有原住民的血統，但幾乎不會講原住民語」，她語帶靦腆表示，「還滿可惜的一部分」。
「因為我們文化流失滿嚴重。雖然是阿美族，戶口上是阿美族，可是我們學的是排灣族語」，潘鈺蕙說，她國中考族語認證時，「我自己寫自己的族名，族別是阿美族，可是我考的卻是排灣語」，「老師都會問：妳怎麼那麼奇怪？我說沒辦法，從國小學的都是南排灣族語這樣」。她笑稱自己的排灣族語「有一點點基礎這樣」。
而旭海主要的產業就是漁業和觀光業，「因為我們那邊天然資源非常豐富，有阿朗壹、有溫泉、有草原、有海邊，住在那邊真的是非常幸福」，她樂觀敘述完，隨即話鋒一轉談到偏鄉社區幼托教育的困境，「因為資源的撤離、分配的不均，還有教育政策和經費的關係，原本旭海有鄉托，最後也是撤離了」。
「整個牡丹鄉有2個村落，就是東源村跟旭海村在中心成立前是沒幼托的，必須到遙遠的牡丹村就讀，而村落之間至少20分鐘車程，而且都是山路，「雖然有公車，可是只有早上跟下午(2班)，所以如果早上要上學，搭不上公車就無法上學，因為大部分都是阿公阿嬤在帶自己的小孩子，交通上也有很大問題，常常小朋友睡過頭或什麼的就沒辦法上學」。潘鈺蕙說，而且坐公車也是很辛苦，因為這麼大台的巴士要在單行道上的山路穿梭，3歲到6歲的小孩子坐公車真是非常地辛苦。
下圖：助理教保員潘鈺蕙回到部落，她說，不僅要教學、要做行政，甚至要煮菜，還要到外面開大大小小的會議，這些都是要教保員去完成。圖／唐詩
她細數教保中心的起源與發展，「中心在部落照顧幼兒今年已經是第7年」，鄉公所舉辦職訓，老師們去受訓，然後考到保母證照，藉由基金會幫忙寫計畫送縣府，沒成功，後來2年教會牧師不斷鼓勵送計畫，「看似資源多卻找不到工作的地方，一群愛小孩子的志工們在社區開始教育」，99年6月計畫通過前，社區樂觀其成，教會出錢又出力，家長也抱著認同和姑且一試的心態，到了計畫通過後社區就變得很積極，並且到其他教保中心取經學習，還遠赴縣府了解狀況。而計畫通過後，老師們也積極到外地上課，充實自己增加學歷，用更專業的幼教角度而不再是媽媽的角色。
「一開始早上是托育班，晚上是課輔班，地板不敷使用破損，就用膠帶黏一黏」，她分享照片說明，後來旭海國小廢校，教保中心又搬到旭海國小，利用整修過之後的設施、空教室。
「穿救生衣怎捕魚」？都市觀點的「幼教」與部落文化的差異
「我們每個禮拜至少帶小朋友一次去走訪部落，會到我們的風雨球場讓小朋友跑步，會到溫泉區的草皮和停車場，以及生態步道」，潘鈺蕙說，後來發覺，這條大概一百公尺的生態步道，竟然有教學課程中社區所有的植物，「帶小朋友走一次後才發現，這麼近的地方就有我要的資源」，小朋友按著圖一一找到這些植物，跟她說了她才知道。另外在冬天時她也會帶著小朋友到溫泉泡腳，體驗泡溫泉。
她接著說，有一次帶小朋友去漁港看漁船，「現場剛好有我們的村民，我們的叔叔在那邊整理漁船，我們就請叔叔講解漁船功能，然後叔叔就說，要不要坐坐看（船），當然二話不說就上啦！小朋友就很開心一個一個上船，我也很開心地直播，還跟小朋友說大家『YA~』，很高興」，「結果上船之後就有人說，老師不負責任，因為沒有給小朋友穿救生員衣」。之後她們趕緊道歉、撤影片。
潘鈺蕙說，「我們當下覺得很不好意思。我們沒有盡到應有的保護的責任，沒給他們穿救生衣。可是又有一個問題要思考：他們（漁民）去捕魚的時候，會穿救生衣嗎？不會！因為穿救生衣真的會妨害到他們捕魚的工作，因為都甚至還要下海抓魚，怎麼可能會穿救生衣？這很值得我們思考」。
潘鈺蕙繼續介紹如何帶小朋友，拜訪老人關懷據點，與老人互動等等，「讓小朋友對自己部落的老人家不會陌生」，每週也會請族語老師來教老師母語，「出去部落讀書時完全沒有接觸這一塊，也是回來讀書後才開始記憶慢慢回來」，另外也帶小朋友參加野薑花祭、搗米。
「其實在教保中心真的很不容易」，潘鈺蕙說出個人感受，「因為不僅要教學、要做行政，甚至要煮菜，還要到外面開大大小小的會議，這些都是要我們自己去完成的」…說著說著，潘鈺蕙一度激動落淚，現場則為她加油打氣：「我們掌聲鼓勵一下」！在掌聲中，有工作人員趕忙拿著面紙給她擦拭淚水。她笑說，「打稿時就怕我自己會流眼淚」。
破除迷思選擇留在部落：不能放棄這群孩子
「其實一開始我回到部落，我非常地掙扎，因為我覺得，那個地方真的太遙遠了。雖然是自己的家鄉，但路途非常遙遠。我自己有個迷思，相信這是很多部落裏的年輕人的迷思：出去外面比較好。外面什麼都有！我最喜歡的搖搖杯，還有蛋糕都有，走出去就可以買得到了。可是，在部落，這是一個奢望！我一個禮拜出去一次，甚至二個禮拜，才可以買到一次妳要的搖搖杯，然後買2大袋冰起來！回去冰起來才可以喝」，潘鈺蕙噙著淚水微笑說著。
「可是因為這樣的想法，到外面工作過2個月，我沒辦法適應外面的生活。所以我又回到了部落。我開始想，回到部落有什麼不好？雖說工作沒有比較輕鬆，甚至更辛苦，但是我可以在這麼優美的環境，還有可以陪到我的家人，而且可以照顧我們自己部落天真無邪的孩子，沒有恐龍家長的孩子！而且說不定以後也會有一群孩子跟我一樣，留在部落教育下一代，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在偏遠地區，找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難」。
「老師只剩下2個人。我覺得不能因為一己之念，放棄了這群孩子。所以，促使我願意留在部落的這個想法」，潘鈺蕙最後仍在哽咽與掌聲交織中，結束了她的報告。
潘鈺蕙的部落服務告白，與談的樹德科大兒童與家庭服務系助理教授蔡曉玲也提出進一步思考。「很多事久了我們是以為理所當然，但再打破就不容易」，當幼兒園興起，我們就忘了照顧多樣化，「走居家還是走機構式？好像只有這2種，沒別的了」？當社區互助被放在都市機構化的框架下，能走到什麼樣真的很難說，「國家機制怎樣支援非常重要」。
蔡曉玲說，她在聽剛才老師（潘鈺蕙）講的時候，「我的哭點還滿低的，一直滿想哭」，幾個東西必須要攤開討論，「談教育這件事，我們對待教育把它想像得太偉大了，但教育有些基礎，我們常會忘記它」，「我們在想我們的孩子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但世界變化快，我們沒辦法立刻構築，必須協助孩子培養智慧。
「就像我剛講，有些事情久了就會變得理所當然，就是說我們把教育孩子的智慧，只變成一件事，就是學校生產出來的才叫教育，但我們看到很多東西是學校機制沒辦法滿足快速變化的社會」，她說，身為大學老師，她也會常想，「我教的是對的嗎」？
下圖：樹德科大兒童與家服系助理教授蔡曉玲認為，制度對部落的幼教人員太苛。圖／唐詩
蔡曉玲也覺得，社會對部落幼教老師「很苛」。她跟擔任部落老師的學生講，「一般老師只要唸完26-40個學分的教育學程，就可以去當老師了」，但部落老師必須把它當志業，而不是職業，用全身的生命去教，第二是幼教專業，第三是部落智慧，要用生命的經驗和厚度去變成部落老師，還要有轉化經驗智慧成為教學過程的能力。
「但這還不夠，還要會行政，跟國家對話」，蔡曉玲說，跟這個國家機制要求補助，幾個月一次的審核，得要拚命交報告，「你要長成這樣才能當部落的老師喔」！然後還會被認為說，「你不合格」！這樣它要如何被支撐、支持？
蔡曉玲說到「多元想像」，她說，剛才旭海的老師（潘鈺蕙）舉了一個例子，就是去海上，「老師跟我說她就是立刻把FB的直播撤掉，然後就覺得自己真的覺得這樣做不好，那時我們花了很多力氣討論：到底為什麼這件事（指部落小朋友沒穿救生衣上船體驗）是不OK的？不OK在哪」？中央在制定執法時，地方有自己的想像，剛才有老師也提到，你很少看到生活在海邊的孩子，在海邊淹死，「因為他們知道安全是什麼」。
「在旭海就是捕魚為業，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智慧跟經驗」，蔡曉玲說，部落老師就是在面對這種「理所當然」的一致化標準測量，其實我們的老師是很辛苦的，「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族群」，她也說到，自己認識部落後，要跟部落道歉，「以前以為原住民一塊鐵板，進去後才發現：天吶！好多族，光排灣族就有北排、中排、南排，還有東排，而且同一個社區不同家族還不可以隨便講話，因為可能會有不同的事發生」。
蔡曉玲說，光原住民族自己就這麼多元，更何況台灣有不同族群的時候，「多元的想像要先被發展出來，才能去支持老師用他們的生命經驗發展，什麼樣的國家機制適合什麼樣的過程，這樣才會有「合穿的衣服（部落幼教）」。
應讓孩子「長出根來」 擁有在所屬部落的成長經驗
對於返鄉的路如此遙遠，蔡曉玲也心有所感。她舉自己為例，「我是金門人，但是多年之後回到金門，我其實是非常非常難過，因為我的堂姐跟我說，妳很像外省人，妳不是金門人，是外省人，當下有點像被閃電劈過」，「我就哭著跟我姐姐說，為什麼我不是金門人，為什麼我不是？後來我才知道說，我們離家太久了，其實要回去真的很難」。
她說，「是不是讓孩子在所屬的部落、村落中有成長的經驗」？至少如果有機會成長的國中或高中時，才能有足夠的生活經驗，「他長出根來了，自我認同才能有比較健全的時候」，這記憶召喚回來也比較容易，「這是生活的基本權利，要先維持住，再說她能不能維持什麼」。
談到資源分配，蔡曉玲也坦言過去對原住民成見，「為何不好好找工作，這麼懶惰之類的」，但後來她覺得，資源分配原本就不公平。
她激動表示，「當我們在想，為什麼投注部落這麼多資源時，我們有沒有在想總體來看？台北有捷運，請問旭海有沒有捷運，便利的交通？她舉例比較說，「5個社區互助中心，一個中心平均才200萬，但在都市，比如台大婦幼有方便的捷運等等，投資下來應該平均幾億在這裏」，應去想怎樣穩定的資源去形成在地的照顧，才能發展出大家所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