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經濟學更墮落的是國際關係學。某些所謂的國際關係學家，既缺乏基本的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立場，也沒有人類共同的倫理和道德底線。在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不少國際關係專家（包括某些傳媒專家）在各種媒體上發表驚人之語，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和「戰略家」的招牌，說了很多幸災樂禍的話，和事後諸葛亮的論斷。他們在為暴力和恐怖主義叫好的同時，也就跨越了作為「人」的底線倫理。
這些人當中，既有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閻學通、清華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李希光、國防大學教授張召忠、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等人，也有鳳凰衛視「資深時事評論員」曹景行、阮次山等人。這些「著名學者」和「觀察家」們，煞有介事地分析恐怖分子產生的根源，竭力論證恐怖主義具有某種「合理性」，並以「全世界受壓迫者」的代表自居。他們認為「使用暴力，是弱者對抗強者的天賦權利」，卻無視賓拉登是億萬富翁的事實；他們口若懸河地討論國家力量的消長，卻對那些在恐怖事件中，被殘害的普通民眾視若無睹（死難者中顯然還有華人同胞——我想反問的是：一個不同情同胞悲劇的人，怎麼可能熱愛祖國呢？）。他們故意煽動狹隘民族主義思潮，歌頌毛澤東「對抗美帝國主義」的勇氣，企圖將中國再次拉回血雨腥風的文革時代。
最為自相矛盾的是，這些打著反對西方霸權主義旗號的學者，卻全盤接受西方學術的「新思維」。在這些專家學者的言談中，不時使用從西方泊來的、最時髦的學術用語，在論文中也經常夾雜一些最複雜的英文單詞。他們想當然地以為，只有這樣做才能顯示很有「學問」，只有這樣的「學問」才能將外行人嚇住。他們說最牽掛的是「國家利益」，聲稱是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們對製造或者購買航空母艦這樣的話題津津樂道，並要求十幾億人民每人為此節約一雙襪子）。但是，在他們的言語和文章中，何嘗涉及貧困地區農民和城市失業工人，這些弱勢群體的利益？我想追問的是：這些學者真的不知道「人權高於主權」這一現代社會基本的價值觀念嗎？真的不知道國家的利益，只有與公民的利益契合的時候才是正義的？真的不知道一個國家長遠的強盛，只有依賴于內在的民主制度的建立？
在我看來，這些聰明人是在假裝糊塗。說到底，他們真正關心的還是個人的利益，以及在權力體系中的地位。表面上看，「國際關係」似乎是最「現代」的一門學科，但這些學者的骨子裡還是戰國時期蘇秦、張儀的那套縱橫術、陰謀術和厚黑學——他們的觀點，不一定是內心真實想法，之所以要這樣表達，是因為可以給本人帶來若干好處。這些四處放毒的學者們，乃是知識份子中的「敗類」。由於戴著學術面具、擁有話語霸權，頻頻在電視和報紙上露面，對大眾有著相當的蠱惑力，其危害也遠遠大過某一貪官污吏。
很多依附於權力的知識精英，都是革命和暴力的讚美者，向那些「有力量」的領袖，獻上頂禮膜拜。美國學者保羅·詹森在《知識份子》中認為，對暴力的態度，是判斷知識份子人格的重要尺規。像沙特這樣聲稱反對暴力的哲學家，卻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大肆歌頌毛澤東；像羅曼·羅蘭這樣滿口正義、博愛等「大詞」的作家，史達林政權在集中營中大規模殺人的時候，居然一句話也不講；像喬姆斯基這樣聲稱關心弱者的大學教授，在柬埔寨的波布政權屠殺數百萬民眾時，居然說那是中央情報局在造謠。他們的理論與實踐是何等不一致！
中國的那些學者名流們，不也都是如此嗎？清華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李希光，一方面在學生中灌輸非理性的反美思想、樹立個人崇拜；另一方面又把美國媒體引用其言論，作為躋身「國際級學者」的證據。自卑與自傲怪異地集中於一身，堪稱「投機主義」、「有奶便是娘」思路的代表。難怪心理學家榮格說：「在我的經驗裡面，最忘恩負義、最難應付的病人就是知識份子了。」
知識份子的失語，不僅中國大陸如是，台灣亦如是。台灣學者卜大中尖銳地批評說：「有些所謂的知識份子，批評台灣時都是自由主義者，站在法治經濟人權各方面，批評台灣不遺餘力。但是一面對中國大陸的某某行為，例如某某門事件時，就搖身成了民族主義者，說這是應該的。這是非常嚴重的自我背叛，令人十分不齒。」這一點在李敖身上體現得最為突出。近期李敖在鳳凰衛視上和在中國大陸訪問時的表演，已然喪失了正常的判斷力。他居然為毛時代的大饑荒辯護，為文革叫好，其流氓本色暴露無遺。在「神州文化之旅」中，李敖如同跳樑小丑般掠過三所名校的講台，除了一些笑聲和掌聲之外，什麼都沒有帶來。
他在不經意之間透露出，早已放棄了自由主義的理想。用佛洛依德的理論來分析，李敖一直沒有結束他的「口腔期」，一直沒有真正長大成人。他是一個沒有是非、沒有善惡標準的頑童，不知道尊重別人，也不知道尊重自己。他自始至終都未能克服自身強烈的權力欲望，和表演欲望，在台灣的民主化到來之後，卻離民主越來越遠。
還有一種知識份子，他們喜歡將簡單的道理複雜化，然後將錯誤的結論塞給讀者。以「新左派」自詡的汪暉及其弟子們便是如此。他們的文章連自己也讀不懂，因為他們這樣寫作本來就不是讓人能夠讀懂的，而是用來嚇人的。很多人確實被嚇壞了，繼而對其五體投地。他們用種種誕生於西方的時髦理論，來論證應當反西方的立場，卻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有多麼可笑。他們生活在一個抽象的世界裡，並故意不與鮮活的現實生活，發生密切的關係。
英國思想家波普爾曾痛斥這類傢伙說：「每一次，都是我們知識份子心生膽怯，驕傲自大，犯下嚴重的罪行。套用法國思想家朱利安·邦達的話，我們對未受教育的民眾有特殊的責任，但是，我們卻背叛了我們的心靈。我們發明、散佈了民族主義，我們跟著最笨的流行走。我們愛炫耀自己，使用晦澀難懂的語言，目的無非是讓人刮目相看——這種自恃博學、矯揉造作的語言，是我們從黑格爾的信徒哪裡承襲來的，而這種虛矯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爾主義者拉攏在一起。這是一種語言的墮落、德語的墮落，但我們卻夾在其間，相互攻擊。這種墮落，害得知識份子很難進行理性的對話，總是說些笨話，總是在渾水摸魚。」是的，他們在渾水摸魚，在指責全球化有多麼壞的同時，卻一天也離不開互聯網。
如果沒有彼岸價值，作為依託，歷史上出現過許多次知識份子，受到烏托邦思想的誘惑，成為暴政工具的先例。在納粹時代的德國，許多知名物理學家，全身心地去證明「只有德國的物理學，才是真正的物理學」這樣的偽命題，哲學大師海德格爾聲稱希特勒才是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在理論、原則和理念的大旗下，他們參與了殺人事件。在強大的國家力量和民眾的愛國熱情面前，在接受資訊的管道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孤立的知識份子，要作出獨立思考和判斷相當艱難。愛因斯坦說過：「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攜有蛻化為專制暴政的趨勢，它本身就是罪惡。顯然，當一個國家裡，政府不僅對軍事力量擁有權威，而且對教育與資訊管道及每一個公民的經濟、存在擁有權威時，這種蛻化就更加嚴重。」知識份子是教育和資訊傳播的管道，知識份子的所作所為，對天平向哪個方向傾斜具有關鍵作用。
那麼，知識份子與權力之間，應當保持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知識份子如何才能避免沉淪為御用工具的悲劇呢？作為知識份子，理應時刻對權力持懷疑、警惕和批判的態度；作為知識份子，理應在自我之外，建立超越性的價值歸宿，對自我保持謙卑的、不斷反省的態度，時刻警惕「自我神化」、「自我感動」和「自我英雄主義」。保持對類似於「政府」、「國家」、「民族」、「大眾」這樣的「利維坦」的「不信任」，才是真正的信任；同時，保持對「我」的「不信任」，方能克服最可怕的虛榮心。如聖經中所說的那樣，「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求神的喜悅，而不求人的喜悅」，將個人的生命與天上的星空聯繫起來。
今天，中國大部分「知識精英」投靠權力階層，竭盡所能鞏固這一階層的特權、地位和財富。他們的言行加劇了社會資源和資訊分配的「不對稱」情況（資訊的不對稱，乃是專制和腐敗滋生的溫床）。他們參與了對底層民眾的精神凌辱和經濟剝奪，在他們眼裡現在是一個「太平盛世」，用李敖的話來說，是漢唐以後一千多年來沒有過的「盛世」。對於這些選擇與權力者（而且是沒有得到多數公民授權的權力者）「共舞」的知識份子，我想對他們說的，也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說過的一句話：「你把靈魂賣給了魔鬼，你自己以為賣得了一個好價錢。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將來你用什麼把你的靈魂贖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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