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如果是國民法官來判、會不會不一樣

小燈泡案於一審經士林地院判決無期徒刑後，再經高等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引發社會議論，民眾也質疑，既然我國還未廢除死刑，法官為何不判死？從此也衍生出一個未來問題，即若死刑未廢，立法院也通過國民法官制度，則這類案件，是否會帶來不一樣的審判結果？

根據國民法官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乃是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故意犯罪致人於死的犯罪為適用對象。這也代表，只要是犯了殺人罪，於將來，原則上，一定得由三位專職法官與六位國民法官組成合議庭來審判。而由於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案件，並未賦予被告選擇權，只能由法院轉換為通常程序。惟因涉及死刑的案件，法官常必須擔負極大的壓力，藉由國民法官的參與，多少可為舒緩，故法院對此類案件，自不可能轉換為全由專職法官的現有審理模式。

而因國民法官，與專職法官的權力相當，不僅得全程參與審判，也可直接詢問證人、鑑定人與被告，更會接收殘忍的兇殺資訊、照片與影像。如此的過程，是否過度課予國民法官的負擔，是否會在審判結束後，帶來類似創傷後症候群等等結果，都是現在必須審慎思考與檢討之處。

此外，由於國民法官比一般人，更能知曉案件的內容，故於審判過程中，類如小燈泡案件，似乎會強化正義實現與應報的想法，致可能更傾向於處以極刑。只是按照目前的規劃，對於案件的評議，針對有罪、無罪雖採三分之二、量刑採過半數決，但多數決裡，必須至少有一位專職法官的意見。

故以小燈泡案為例，殺人事實無爭議，問題在於是要判處死刑，或者無期徒刑。故六位國民法官就算全數決定判處死刑，若三位法官全數認為無期徒刑，因死刑的票數並無專職法官，就得將六票死刑票，全降為無期徒刑。故若六位國民法官想以死刑為終，就得想辦法說服至少一位專職法官投死刑，但於現實面，卻有相大的困難。

畢竟，專職法官擁有法律的專業，國民法官要想說服其翻轉，顯是緣木求魚。反倒是國民法官，可能在專職法官的循循善誘之下，改弦易張。（可參考筆者著：模擬國民法官審判的問題）

如以是否判死刑為例，由於法官對於法律解釋有專屬權，其就可以人權公約來為立論基礎。雖然，兩人權公約並無不得判死或執行死刑的明文，但因立法院於2009年四月，通過兩人權公約施行法，且根據此法第3條，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而此委員會曾於1984及2005年，相繼做出不得對「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判處或執行死刑之決議，也就因此成為法院不判死的重要依據，這當然也成為法官說服國民法官的重要理由。（可參考筆者著：我國對精神疾病犯罪者的處遇準備好了嗎？）

更須思考的是，民眾對於殺人犯，雖普遍要求正義的實現，但若有一天，自己也成為審判者，是否也會那麼堅持處以極刑，卻也有很大的疑問。以這幾年，不管是司法院，或者民間所舉辦的人民參與審判的模擬來看，從參與者事後的心得分享，都在在顯示，即便只是模擬，但每個人所承受的壓力，實無法以言語來形容。如果模擬尚且如此，未來若真實施，就更難以想像。

所以，如果寄望國民法官的參與，就能使死刑制度付諸實現，不能說不可能，但機率卻是微乎其微。若果如此，則於將來，當人民參與審判的案件，也以無期徒刑為終時，是否會引來「恐龍國民法官」的批評，恐更值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