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中國的《五四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

 中國《五四運動》既不是《文藝復興運動》，也不是《啓蒙運動》（余英時）

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潮與制度，以及繪畫、文學、音樂、哲學等人文的創作與興起，都與起源於義大利佛羅倫斯的西方《文藝復興運動》有關。當義大利人重新找到古希臘、羅馬的人文精神，重新認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開始了 文藝復興運動（Cultural Renaissance)之後，不但西方的人文精神，充沛於各種領域的文化創作，也給歐美各國帶來了文化的黃金時代，同時也逐漸地把西方帝國主義思想與皇帝制度徹底地剷除了。但是在東方的中國與台灣從未有過類似，西方人文主義再生的大規模底《文藝復興運動》。中國雖然有過1919年，提倡《賽先生》（Science)與《德先生》（Democracy)的《五四運動》，但是中國人文大師余英時卻説：「五四運動既不是文藝復興運動，也不是啓蒙運動」，而白話文的革新，只是語言改革，並沒有觸及中國人生命底層的人文精神，因此帝王思想仍然瀰漫在中國的大地上。台灣雖然在政治制度上已經民主化，超越了中國，但因為從未經歷過義大利式的大規模的《文藝復興運動》，因此基本上仍然是政治掛帥的國度。

日本《明治維新》讓日本成為現代化的文明國度

司馬遼太郎在他的著作《坂上之雲》的開頭説：「一個極為弱小的國家，即將迎接她的開化期。」，也就是説日本明治時代所發生的《明治維新運動》，使日本從一個僅具備現代國家雛形的小國，銳變成為日後強大規模的《開化期》，也就是說從江戶二百多年的《幕府德川將軍時代》過渡到《明治天皇時代》的《幕末時期》，就是這個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強國誔生的《關鍵時代》，因此幕末維新的時代，可以說是日本的《啓蒙時代》，和歐洲的啓蒙時代源自公民社會的覺醒、中産階級的興起的環境不同，日本的啓蒙，是因為1853年培里率領的美國「黑艦」的外來壓迫，帶來的民族主義覺醒，而在時代洪流影響之下，這股民族主義覺醒所欣起的浪潮，從開國、鎖國、尊王攘夷到全盤西化等路線的選擇上，也曾經經歷過一番激烈的拉扯與掙扎，最後明治天皇在1968年正式即位，維新志士們親眼目睹了進步的西方世界後，他們終於決心把西方國家的文化，當作自己的文化，徹底推動《明治維新運動》，不但學習西方國家的《船堅炮利》，也學習西方文明國家的《典章制度》《法律警察》《文化美學》《醫學教育》等等。

明治政府成立後，1869年聘請荷蘭學者柏貝克（Verbeck,1830-97)做顧問，在他的建議下，為了引進西方文明，政府在1871年12月23日，派出了日本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岩倉使節團」46位官員與60名留學生，在19發禮砲的祝福下，浩浩蕩蕩地坐《美利堅號》從橫濱到舊金山，這支身負著「引進西方文明」重責大任的使節團，平均年齡30歲，包括大使岩倉具視，副使：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方四位，日後都成為《明治維新》的重要人物， 他們考察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義大利、瑞士等12國，歷時一年九個月，1873年9月13日才返抵橫濱港，經這一趟西洋文明之旅，日本不再走回頭路，全力吸取西方先進文明，終於促成了《明治維新》，使整個國家脫胎換骨，最後在1894年甲午海戰，打敗満清中國，又在1904年在《日俄戰爭》中獲勝，而成為 亞洲 第一等強國。

《明治維新》的志士，大致可以分為《政治、軍事維新》志士和《文化維新》志士兩大類，前者《維新三傑》是指木戶孝允、西鄕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加上急智多謀的坂本龍馬，可以說是促進《明治維新》的四大功巨，是木戶孝允和坂本龍馬兩人合作，促成《薩長同盟》（長州藩和薩摩藩原來是敵對的），這場日本近代史上最有想像力的合作協定，他們二人為《薩長同盟》作了見證簽名，才促成改變日本歷史的《明治維新運動》。維新成功之後，木戶孝允當上了重臣，提出《五箇條御誓文》梳理朝政推動版籍奉還強化中央權力，更當上了《岩倉使節團》的副使，他幾乎奉獻全部心力在跟同志們一手創建新國家，45歲就積勞成疾而去世。

西鄕隆盛是坂本龍馬之外，最受歡迎的維新志士，下級武士出身的他，帶領薩摩走向維新之路，他揮軍東進，讓幕府軍節節敗退，成功談判江戶無血開城，統一日本。維新之後，他的改革方向主張與政府主流派的大久保利通不同，因此屢屢發生衡突，最後在他主張的《征韓論》衝突中下野。他的最終反彈，就是領導對時局不滿的武士，對他一手建立的明治政府發動反叛，最後，他在這場被稱為《西南戰爭》的戰役中失敗而自殺，結束他不平凡的一生。

大久保利通可以説是日本的俾斯麥，兩人都是《鐵血宰相》的典型，大久保利通參加《岩倉使節團》做副使時，曽拜會德國俾斯麥，二人惺惺相惜，談的非常投機，他也是薩摩下級武士出身，本來是西鄉隆盛的親密戰友，二人合力打敗幕府，促成《明治維新》，但是維新成功後，二人卻因為對改革方向的不同主張，尤其是西鄉的《征韓論》，而翻臉甚至兵戎相見。這位維新政府初期最重要的大臣，以俾斯麥式的《鐵血手腕》，推動太多衝擊社會的改革，最後在1877年在東京被島田一良所刺殺，在去逝當時留下《為政清明》的墨寶給友人，他可以説是以激烈改革為真理的奉行者，但是他的後繼者伊藤博文，仍然繼續他的國家現代化的腳步快速地往前者，袛是手段比較溫和。

大久保利通採用德國憲法、重用軍人、日後日本走向俾斯麥和希特勒式的軍國主義路線，可能與大久保利通有關。跟耶蘇基督一樣坂本龍馬在33歲就死在暴力之手，他一生沒有離開過日本，卻在日本各地東奔西走四萬六千公里，他以無比的熱情，為新時代找出路，以一介平民之身，四處奔走，結交志士，增廣見聞，一心想推動心目中理想的《新國家》，他的單純的理想主義與討人喜歡的性格，成為《明治維新志士》中，最讓人懷念和最受歡迎的一位。他是出身土佐下士的年輕武士，卻不拘泥於時代的壓迫，四處奔波、廣結善緣，促成《薩長同盟》，又獻上《船中八策》，推動了《大政奉還》，促成了新日本的誔生，他在《大政奉還》前夕，在京都的《近江屋》遭到刺殺，當場死亡，因為他年輕時就去逝，後來局勢發展，都變得與他無關，因此他可以保留永遠純粹理想主義的形象，無需背上木戶孝允、西鄕隆盛之痛，或是大久保利通不被理解之苦，成為創造新時代的永恆民族英雄。

日本四位《文化維新志士》

《明治維新運動》中，除了上述四位重要的《政治維新志士》之外，也產生了影響更為深遠的《文化維新志士》，現在我祗介紹其中最重要的四位：吉田松陰、大隈重信、福澤諭吉和新島襄。

（1）吉田松陰：説來慚愧，今年四月與大學同學一起到日本遊歷，參觀《松下村塾》，才知道有這位長州《文化啓蒙者》吉田松陰的存在，沒有長州藩，就沒有後來的《大政奉還》與《明治維新》，而在這波㦨壯闊的時代中，吉田松陰創立的《松下村塾》扮演了舉足輕重的啓蒙者角色，他讓塾生，產生積極進取的狂氣，種下了倒幕維新的火種，他的學生中包括佃農之子伊藤博文、醫生之子久坂玄瑞和維新三傑之一木戶孝允等；當吉田松陰從他的啓蒙師父佐久間象山那裡，知道美國總統是人民直選，不論出身如何，都可以領導國家這樣的觀念，因此他一方面收了不少，窮苦出身，卻胸懷大志的年輕人，另一方面，他自己偷偷登上1854年二度來日本的培里軍艦，意圖偷渡美國，學習新知， 但卻因為失敗而入獄；後來他因為密謀暗殺幕府重臣而被處死，那時他還不到30歲，但是他短暫而叛逆的一生，所留下的追求《文化維新精神》跟坂本龍馬一樣，永遠為後世所懷念。

（2）新島襄：在日本嚴禁國人出國的時代，吉田松陰比較倒楣，偷渡失敗；但是新島襄比較幸運，偷渡成功，到達美國之後，先進入麻州有名的《Phillips Academy》就讀，學習英文與美國文化，並且信了基督教。最後從名校《Amherst College》獲學士學位，成為日本人第一位在外國拿到學士學位者；畢業後，在美國跟當時《岩倉使節團》的木戶孝允等人見面，並加入了使節團的後半段歐洲行程。

後來新島襄向美國教會申請，想以《宣教師》身份回日本傳教，結果教會給他一筆大錢，要他在日本成立第一所基督教大學。日本在幕府時代，以迫害基督徒而出名，明治政府在1870年確立日本的神道教的國教地位，因《岩倉使節團》在世界各國抗議日本宗教信仰不自由，終於在1873年明治政府才正式宣布，開放基督教信仰自由，新島襄在1875年返國後，立刻在京都成立日本第一所基督教大學：同志社大學，這是関西地區最好的四所私立大學之一，他以美國母校Amherst College 為模式，是一所重視人文教育與尊重個人自由的大學，跟台灣的長榮中學有密切的關係，培養了無數台灣人的精英人物如林茂生、鄭兒玉等，而新島襄的夫人新島八重，可以説是日本新女性主義的先驅，她也在哥哥山本覺馬和丈夫的協助下，創立《同志社女學校》，後來也變成《同志社女子大學》，兩所學校互相輝映，都成為大時代中培養優秀人才的搖籃，而新島襄夫婦也成為《明治維新文化運動》中，優秀教育家的典範人物，永遠為後代所懷念。

（3）大隈重信：這位早稻田大學的創辦人，可以説是時代的幸運兒，出身佐賀藩的大隈重信，起初也是蘭學校的學生，後來因蘭學沒落而轉學習英語，維新之後，他的𠎀出的英語和談判能力，受到當時的英國公使帕克斯的高度肯定，因此在明治政府的官位跟著水漲船高，先後出任參議、財務大臣、外務大臣等重任，1872年底，他積極推動《陽曆改制》，使政府可以少花二個月薪水，並進入現代化國家的制度，與亞洲鄰國們不同。1878年，大久保利通遭到刺殺，不久明治維新的功臣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又先後去世，大隈重信便領導年輕官員如伊藤博文、井上馨、山縣有朋等人，便成為大時代擔當重任者。大隈重信和富澤諭吉比較傾向自由民主派的英美憲法，而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比較傾向對自由民主有所保留的德國式憲法，他們可以說是大久保利通的信徒，最後明治天皇在1881年10月11日，決定站在伊藤博文這邊，並且要大隈重信自請下台，這時他便決心裸退，完全離開政府，第二年在民間成立《立憲改進黨》，並深深覺悟到，民主自由的關鍵，仍在於國民的教育水準，於是1882年他便全力投入《東京專門學校》的籌備，也就是日後的《早稻田大學》，台灣的史明和日本的村上春樹都畢業於此校，是日本維持自由主義傳統的名校，與福澤諭吉創立的慶應義塾大學互相輝映，直到今天仍然是東京兩所最好的私立大學。

（4）福澤諭吉(1835-1901)： 明治維新，使日本成為東方第一個現代化國家，而在明治維新中，以福澤諭吉為中心人物的《文化維新》居功最偉，他終身不做官，一直以智識份子自居，他可以說是江戶時代後期至明治時代的日本思想啓蒙大師，雖然出身貧窮武士家庭，從小就顯露其超群絕倫的才華，他極端不滿日本封建時代的頑固社會，對西方的新學問充滿好奇與求知欲，他年幼時學漢學，接著到長崎進入有名的學者《緒方洪庵》門下學會荷蘭語，並且透過荷蘭語，瞭解不少西方科學知識，1858年23歲的諭吉受到藩命，到江戶成立蘭學校，也就是後來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25歲到橫濱，發現英語才是當時最流行的外語，才決定放棄荷語，改學英語，1860年因為他的外語能力，他有機會三度赴歐美各國長期考察，為了讓日本人瞭解外國的現況，他撰寫《西洋事情》（1866），結果立刻成為日本人手一冊的暢銷書。六年後出版的《勸學》，更成為明治維新時期的教科書暢銷七十萬部，知識分子幾乎人手一冊，在此書中，福澤諭吉，一再鼓吹日本國民：「自由平等的思想、獨立自主的精神，先有獨立的國民，才有獨立的國家。」1875年出版的《文明論之概略》，對日本成為一流的文明之國，影響亦頗大，1898年出版五卷《福澤全集》，去世前二年（1899）再推出暢銷多年的《福翁自傳》，可能比中國的胡適《四十自述》與蔣孟麟《西潮》產生的影響力更大。

福澤諭吉本人儒學素養相當不錯，但是他全力從事翻譯西學，他的慶應義塾祗教現代文明的西學，不教腐朽的儒學，他說：他人生的三大理想：（1）我希望全國男女的氣質日益高尚，而成為真正文明進步國家的國民。（2）希望能以宗教（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使民心祥和寧靜。（3）投下大筆資金，以資研究有形或無形的祟高學理。

1885年，福澤諭吉在他創辦的《時事新報》，發表《脫亞入歐論》，主張脫離亞洲主流文化的中國專制獨裁貪汚腐化的傳統，進入歐洲近代的人文主義傳統，因此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讓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脫胎換骨的文明國度，最主要是因為《福澤諭吉》、《大隈重信》、《新島襄》等人推動的《文化維新運動》，深深地影響整個日本社會，1984年，日本政府發行新鈔，以《福澤諭吉》、《新渡戶稻造》、《夏目漱石》三個文化人，取代原本舊鈔上的聖德太子等政治人物，象徵日本已經進入文化大國。我們台灣何時才能在鈔票上，進入文化大國，也需要靠全體國人的努力。

福澤諭吉在1901年去逝，享年66歲，與帶領台灣現代化的馬偕同一年去逝，記得1993年南加州《台灣文化之夜》， 陳水扁時代前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説了一句我永難忘懷的銘言：「我們台灣寧願產生一位像奧國的莫札特那樣的音樂天才，去征服世人的心靈，而不要像拿破崙那樣用武力去征服其他國家。」，這點19世紀的富澤諭吉，還是像拿破崙的思想：「比較文明的國家，用武力去征服比較落後的國家，是對的」，因此他認為《中日甲午戰爭》日本的勝利，是官民全體的光榮，他的喜悅之情難以言喻，像中國的梁啓超一樣，不斷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的富澤諭吉，相信如果他活在20世紀，也許他會改變這種《武力的征服》（把自己國家的光榮建立在別的國家的痛苦上）的想法，而同意陳師孟《心靈的征服》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