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受難者簡介）衛德全，1930年生，臺灣桃園楊梅人。出生後過繼給平埔族後代衛姓人家，就讀楊梅公學校、桃園農校、臺北師範。在楊梅國校任教時，莫名被捕。1950年9月「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宋孟韶等案」（楊梅案，因中壢義民中學案牽連），判刑10年；長期關押綠島新生訓導處，編在第五中隊，擔任樂隊公差。出獄後自認變了一個人，不再熱愛音樂；燦爛人生，變得灰色，幸賴太太辛苦持家，晚年吐露受難真相。現住中壢。
【編按】二二八之後清鄉、白色恐怖漫長期間，桃園縣有將近四百位政治受難者。文化工作者曹欽榮和陳銘城等人受桃園縣政府委託，完成政治受難者和家屬的口述訪問，在日前出版《重生與愛》。本報取得授權轉載，讓大家對當年的受難歷史，有進一步的暸解。
衛德全曾經長期不易入眠，在太太多方細心照顧下，改善很多。最近一次訪談，衛太太盡情道出許多連衛德全都不知道的往事。兩位受訪人是平埔族的客家養子和媳婦，訴說著白色恐怖另一章的人生。
出生客家 過繼平埔族衛家
我是衛德全，一九三○年（昭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生於桃園楊梅街上。生父姓廖，客家人，我一出生就過繼給生父的好友衛姓人家，我是衛家獨子。衛姓很少，就我所知是平埔族中的道卡斯族後代，大清時代乾隆皇帝的賜姓。這是養父跟我說的，他曾經擔任祭祀公業幹部。每年農曆七月十七日，我們都要到竹北去祭拜「七姓」公，並大家每人吃一片「生豬肉」以示不忘平埔族祖先。七個姓的祖先是指廖、衛、三、黎、錢、潘、金等七姓，聽說在清朝平亂有功，全臺只有竹北有七姓公祭祀，七姓大約分布在日治時代新竹州，包括桃園、新竹、苗栗一帶。七姓公祠堂坐落在新竹縣竹北市新國里，取名為竹塹社「采田福地」，故意把「番」字拆開，以示祖先是「番人」，即是日本時代所謂的「熟番」，也是平地「番」；相對的，「生番」是指住在深山裡的原住民。
衛家有族譜，清末第五世衛琳秀，當竹塹社幹部，家裡保存衛琳秀擔任頭目的印章，已經一百多年，我是第九世。我還在綠島時，養父死了，回來後整理養父所有遺物時發現了族譜，他沒有機會再說給我了解。我看了族譜都是用漢字記載，在第三世以前完全是平埔族，後來才逐漸漢化。
我的生父住楊梅街上時，他當過日本時代的警察，退休後當代書。生父、養父住隔壁，養父看到我家哥哥姐姐生活不錯，想要抱走生母家三個兒子的老三（應該是老五，因為老大和老二是雙胞胎，出生後旋即相繼往生），而我是排行老么，當時還沒有出生。生母說：下次如果再生一個兒子就奉送給你。不料第四個兒子就是我，所以我一生下來就給衛家抱走。養父是楊梅火車站售票員，養母是家庭主婦。我讀楊梅公學校（現楊梅國小）三年級以前，我是由養母扶養長大，後來養父有了後母（據日治時代的戶籍記載是「妾」，用現在的通用語說，就是「小三」），不久養母便被逼離開衛家。
童年時的衛德全(右1)與父親(右2)、後母(左1)合影。後母手中抱著她的養女。（衛德全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讀農校受日式教育 鍛鍊體魄
公學校畢業後，我考到中壢三年制的農業學校。戰後，農校還有兩屆在校生，他們畢業後，農校結束，改成中壢中學。
衛德全保存的日治時代「教育勅語」影本。（衛德全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小時候在家裡、鄰居都說客家話。我讀楊梅公學校時，學校裡沒有日本人小孩，他們都讀日本人設的小學校，當時楊梅沒有小學校，要到中壢才有小學。
讀農校時，學生都要住在學校宿舍，從早到晚住校，我們因此受到日本教育影響比較深。我雖然有感到日本人對臺灣人的歧視，但是老師還是很盡力培養下一代，他們也一直想教育臺灣人成為日本人，戰爭末期，日本政府在臺灣推行「皇民化運動」。
到農場種菜種稻 飼養牛馬
戰時生活雖然比較苦，生活還算安定，日本時代真的是夜不閉戶，賞罰分明，對就對、錯就錯，教育學生要勤勉誠實、有禮，非常徹底。我讀農校時平常生活就是軍事管理，生活方式就是軍事訓練的一部分。
從早上聽到起床號，起來聽班長口令，先用毛巾洗臉，再用濕毛巾，在班長喊「黑薩~黑薩~」的口令下，摩擦身體和手臂。接著做早操、跑操場兩三圈，然後跟學校所有老師一起走進食堂吃早餐，餐後去割草給馬、牛吃，八點開始上課。早上會唱日本詩歌、明治天皇的教育勅語。中午休息一、兩個小時，下午到農場種菜、種稻；每一年要把耕地翻過來施肥，挖一呎深，有人受不了苦，因此離開學校的有一、兩位，我卻覺得身體被鍛鍊出來。晚上五點晚餐，七點半左右大家集合前往養正寮，坐正或跪坐在榻榻米上，然後聽師長訓話、唱詩、唱校歌；到九點回到寢室，九點半睡覺，像軍事生活一般，由學生吹小號準備就寢。白天上午上課，下午去學校農場工作，就是現在的平鎮市公所，包括市公所後面的棒球場和前面的平鎮國中都是當時的農場。
農校旁邊有一個馬場，養了很多馬，農校也養了兩匹馬、還有牛、水牛，馬專門用來騎的。剛進農校每天都要為馬擦身體、擦馬背，拿下馬蹄配件，刮掉泥土。傍晚時可以騎馬在運動場上跑。農校有三個年級各一班，一班有約四十人。全校一至三年級共約一百二十人左右。而且全校學生都住校。
學校採學長制 強調絕對服從
校內有三間教室和連接建有三間學生宿舍，各命名為「太和家」、「旭日家」、「瑞穗家」，每家一至三年合住，並由最高年級的三年級生，擇一當「家長」，指導並管理一、二年級的下級生，完全採用「學長制」。上級生負責指導管理下級生，下級生如不受上級生管教，上級生有權打、罵下級生，絕對服從。有些上級生長得矮，要揍下級生不夠高，上級生可以命令比他高的下級生，搬一張矮凳來，上級生就站在矮凳上掌摑高個子的下級生，下級生不得反抗。受罰後，還得向矮個子的上級生鞠躬敬禮，還得大聲說一聲：「謝謝管教」。
衛德全（第1排右7）在日治時代的小學畢業旅行，攝於屏東。（衛德全 提供）
在這個農校我讀到三年級的中期時（日本時代的學期，一年分三個學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不久，日本老師全部被遣送回日，學校改由民間的漢學家充當老師，同時，我們才開始上「英文課」。（日本時代的中等學校，沒有「英文課」，因為日本認為英語是敵國語言，因此廢止「英文」這一科目。）不過漢文雖也有上，但是因為當時臺灣社會已經相當「日本化」。舉例說「收音機」一詞，在課本上卻以日本話讀漢文的音讀法唸「樂耳王」（ラジオ），現在想起來很荒唐，也很可笑。這表示當時的臺灣人對中國既不了解，也非常陌生。
我最記得所唱的歌是乃木希典的詩，描述日俄戰爭發生在中國遼東半島二○三高地的戰役；歌是這樣唱：「山川草木轉荒涼 十里腥風新戰場 征馬不進人不語 金州城外立斜陽」，這首歌都是用漢字寫的，用日語特殊音調吟詩。
之前我只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祖父母輩都沒受過教育，也答不出自己是什麼人，小時候只聽說日本人來了，要接受日本的統治，就是這樣想。讀了農校三年有一點接近日本人，根本不會去想我是中國人？
讀師範學校 目睹血腥二二八
一九四五年三月我從農校畢業，八月十五日戰爭結束。二戰結束後我在家一段時間學讀漢文，到了一九四六年八月，我考進臺北師範學校（現和平東路「臺北教育大學」），考試除了國文以外，其他科目都是用日文考的，九月開學。我那一屆有四班，一班四、五十個人。讀了一年寒假過後（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要開學，我們二月二十七日就到學校，整理宿舍。
二十八日早上，我記得和五、六個同學一起出去北市街上走走，走到專賣局（現公賣局），就覺得氣氛不對，看到很多臺灣人拿棍子打人。他們看到我們就問：「你們是什麼人？」我們根本聽不懂他說什麼，我答不出來，靈機一動用日語回答，他們就放了我們。我是客家人，在學校講日語，回家講客家話，沒有機會講閩南語，閩南人也都說日本話。我們繼續走到火車站附近的長官公署，看到頂樓架著機關槍，看到人就掃射，街上到處有中槍的臺灣人屍體，我們聽到槍聲不敢看，同學散開各自逃命。當時我才十六、七歲，沒有社會經驗，從楊梅鄉下到臺北，路不熟，趕快往松山方向，到現在的建國啤酒廠，往八德路那裡沿著一大片田埂走，繞一大圈回到學校，有的同學還沒有回來，有的沒出去，議論紛紛，知道出事情了！大家想說怎麼辦？第二天學校沒開學，沒辦法上課。聽說開學當日，校長坐人力車要到學校上班，被民眾阻擋了。
1946年3月26日，中壢實修農業學校第十回畢業紀念合照。（衛德全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徹底頓悟 日本校長臨別贈言
我在學校又住了兩、三天，然後從臺北走縱貫路（臺一線）回楊梅，公車、火車都沒通車。我只記得很緊張，自己一個人，也沒有心情注意沿途的情形。回到家，養父安慰我，問我說：「身體有沒有受傷？」我在家待了一個多月，不敢亂跑，楊梅算比較平靜。後來接到學校上課通知，坐慢車到臺北花了一個多小時。因為大家不像日本時代那樣：有禮貌、守秩序。下車的和上車的都不相讓，擠來推去，有的從車窗上、下，有的更相爭擠在火車頭上空位，相當紛亂，也相當的危險。這時我忽然想到農校的木村校長要回日本的時候，臨別私下跟我們講的一句話，他說：「日本打戰打輸了，你們是第一等國民，我們日本人是第二等國民。不過，校長臨別要跟你們講一句最後的話，就是要你們把以前日本老師教你們的，要統統把它忘掉，因為日本和支那（中國）是不一樣的。」我頓時徹底頓悟校長說的含意了。
那時學校還有很多日本老師沒回日本，有一天當我們正在上日本老師的課時，教務主任（外省籍）巡視教室，看到日本老師用日本話跟我們上課，竟然大搖大擺地走進我們教室，跟日本老師交談起來。可是，彼此講話不通，只好用英文來互相溝通，但是日本老師所謂的英文，中國老師（是教務主任）聽不懂，教務主任講的英文，日本老師也聽不懂，於是兩個人乾脆在黑板上用英文筆談起來。當時師範學校只有兩位本省籍老師和少數的日本老師，其他都是外省人；李金土是有名的小提琴家，另外一位教體育的客家人溫兆宗老師。後來因為白色恐怖我被抓，曾經在軍法處看守所還看到一位外省人譚老師，有衛兵拿槍在旁邊，我也不敢認他。
下班前在學校二樓辦公室被捕
我不知道二二八之後，學校有沒有讀書會之類。從師範學校畢業後，我被派到楊梅國校教書，認識一位從臺中師範畢業的鄭石林老師，他認識我親生哥哥，他們同樣從臺中師範畢業。鄭老師先到楊梅國校當老師，非常照顧我這個新手，他對音樂很有興趣，我也很喜愛音樂，我們經常一起彈鋼琴，我彈鋼琴彈得不錯，而且還受到當時楊梅中學校長張芳杰先生的肯定，特地到我家來邀請我到他的學校去教音樂，但是還沒有接到正式派令之前，我就出事了。我就被國民黨特務抓走了。我出事也因為鄭老師的關係。
1950年1月12日，衛德全（前排坐者左1）被捕前，師生在楊梅國校借用教室前合影。（衛德全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鄭石林被逮捕後，當天下午脫逃的消息在楊梅鎮上傳開，養姐還提醒我要小心，因為親生哥哥與鄭老師的交情很深。沒想到，情治人員在鄭老師逃掉的隔天，就到學校逮捕我。
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下午，大約四點多我準備下班，我從二樓辦公室被抓走。當時學校被蔣介石軍隊占領，學生沒有教室可以上課，在不得已之下，只好借用街上空屋或廢棄工廠廠房上課；有的更到鄉下借用老百姓的客廳上課，我就曾經在楊梅火車站附近的空廠房，和吵雜的市場內一間空房上過課。換地方上課，雖不是一件大事，但是要把學生課桌椅搬來搬去，才是一件傷腦筋又累人的大事。而這裡所說的二樓辦公室，是借用一位開業醫生在屋後擴建的二樓，當我們教師開朝會或夕會用的臨時辦公室。當天來抓我的兩個便衣特務直闖辦公室，先問哪一位是衛老師，有同事告訴他們，那位就是衛老師。他們對我說：「你是衛老師嗎？樓下有你的朋友來找你。」我說：「那就請他上來呀。」「不！不！他要你下去見他。」便衣特務立刻這樣回答我。我到樓下，卻馬上被兩個人銬著，架著我走到楊梅警察分局。有同事看到，都不敢聲張，他們不讓我跟同事交代事情，也不讓我回家告訴家人一下，他們說：「沒關係、沒關係，等一下就回來了。」我想到前一天，姐姐才跟我說過：「唉呀！最近抓人抓得很兇，隨便抓人，你要注意哦！」我想我沒有做什麼，沒想到第二天真的就被抓了。
無端入獄 與論及婚嫁女友分手
之前，我知道情治單位到學校來抓鄭石林，他是在郊外的家裡被抓到，被帶走到街上，經過學校旁的一家小店，他說：「我可以到店裡買一包菸嗎？」情治人員想：我看著你，你也跑不掉。沒想到他趁機真的跑掉了，據說後來他躲了一兩年才出來自首，自首後不久，他又被放回，繼續在學校教書。鄭老師溜掉後第二天就來抓我，誰會知道我常常和他在一起呢？便衣特務問我：「你不是跟鄭石林很要好嗎？你知道他跑到哪裡去嗎？」我回答說：「我們有時候會一起彈鋼琴而已。」「你參加他的外圍組織、讀書會嗎？」我說：「根本就沒有讀書會這件事！」他們就一直說：「我不相信！」只記得那些詢問的人說了這些話。
穿便服的特務來抓我，一邊一個人用手挽著你，走在街上好像朋友一樣，到了警察局，就把我關在拘留所裡。一直到晚上十二點叫醒我，把我的手銬到背部，然後用繩子繞身體，五花大綁，推我上卡車。當時車上已經有六人，有楊梅國校同事三人，還有中學老師三人。深夜上車後，卡車開到新竹監獄的少年看守所。
我那時候的生活很單純，也交了女朋友，她是在師範學校低我一兩屆的學妹，我畢業後回楊梅教書，和她一直有來往，她是臺北人，我禮拜天常常跑臺北。之後，我被送到軍法處的軍人監獄，她也來看過我。當時我們兩人已經論及婚嫁，只是雙方家長還沒溝通好。雖然我們之前很要好，她來會面，我沒有特別表示也不敢表示，因為判刑十年，刑期很長，所以結束了這段傷心的初戀愛情。
衛德全帶到綠島再帶回臺灣，保存數十年的鋼板油印判決書。（衛德全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我被送到新竹監獄後，大概待了三個月。剛開始與一位外省人關在一起，聽他說二二八時就被抓進來。一週後，我調到別房，大約六、七坪，關四、五個人，都是因為政治案件，在裡面也不敢多問。記得一位外省人姓廖、一位楊梅人是醫生，他和一位女老師和男老師據說被抓的第二天，就分別放出去。我出來之後聽說，是用錢買回來。養父在我被抓前退休，我被抓以後像失蹤一樣，家裡沒有半點消息，他著急又傷心。我們同時被送到新竹監獄有七個人，放回來三個人，據說都是送錢去買回來的。養父就想：居然可以用錢救回兒子，但是我後母阻止他。她說：「不可以，你送錢等於你承認你兒子做壞事。」我爸爸聽了就不敢送錢。其實「送錢」是在當時「公開的祕密」，也是中國官場文化的傳統，至於後母（其實是和元配，我的養母，同住在一起的養父的「小三」），可能是希望我永遠不要回來。
告密抓人有獎金 聽了令人心寒
剛進監獄，一直穿著原來的衣服，身上的東西連皮帶都被拿走。牢房裡面沒有水，有馬桶，廁所上面有小窗；從這個小窗，我每天可以聽到監獄圍牆外小販叫「巴布、巴布」的聲音，他的人隔著監獄圍牆，跟我的距離最多也不會超過十幾公尺，但是在我覺得離我有幾千萬公里之遠，簡直是成為另外一個世界。至此，我徹底領悟一個人失去自由的悲慘滋味。有一天我隱約聽到窗外傳來：「今天又抓到幾個，又賺多少錢！」令人恐怖又寒心。獄中一天兩頓飯，糙米飯一小碗、空心菜數根、豆豉（黑豆）五、六粒，沒有湯。一個月後，有一天放出來洗澡，手一摸身上的汙垢就會掉下來，在新竹監獄，我就洗這麼一次澡。監獄裡不能跟家人通信，家人不知道我在新竹監獄吧。
我最不甘心的就是在新竹監獄被關時，晚上拉我出去審問，不管我怎麼講，他們都說我會很快出去，但直指我被同事鄭石林牽連到。我說：「他若出來，叫他來與我對質！」因為情治人員的大意，抓到鄭石林後又讓他跑掉，跑掉後抓不到人就來抓我。為什麼別人不抓，卻會來抓我？這是因為我當時喜歡音樂，鄭石林也喜歡音樂，我們經常會一起彈鋼琴，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被抓。為什麼彈鋼琴會被抓呢？可能是因為當初大陸過來很多青年軍，軍人退役後當老師，可能是他們告密的，不然情治人員怎麼知道我跟鄭石林很好。他們告密有錢、有獎金可以領，抓我的人也有獎金。我怎麼知道有獎金呢？因為我被關的時候，睡在監獄的一個牢房，因為空氣不好，所以窗戶是開的。有天我聽到外面有人走過，他說：「最近怎麼樣，好不好啊？」另一人說：「不錯，今天我又抓到幾個人。」他說：「那好啊！我也不錯，最近收入很高。」原來抓人是有獎金的，我就是被獎金害到的。抓鄭石林只是藉口，情治人員沒有對我刑求，寫的口供也沒有讓我看，只說我可以很快可以出去，然後抓我的手沾朱印，蓋在他寫的口供上。我一直想：「過幾天就可以回去了！」沒想到一關就兩個月，然後被送到臺北青島東路軍法處。
綠島新生訓導處生產班「新生」在山上合照。（衛德全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軍法處判十年 牢房擁擠 坐抱屈膝
軍法處牢房裡的人密密麻麻，有很多房間，每間人都很多，已經秋天了，大家還是只穿內褲。約四坪大的牢房，大概有五十個人吧，大家都抱著膝，看起來沒辦法睡覺。一進去，就很多人競相擠在出入口，有人用臺語問：「你從哪裡來？」我說我聽不懂，他就改用日語：「とこからきたの？」我回答：「楊梅（ようばい）からです。」同房有一位叫吳長生的人，特別照顧我也教我閩南語，他問我怎麼被抓，我照實跟他講，他說：「你這個案子很單純，你可以很快被放出去，最多也只能判感訓吧！」在軍法處的看守所待了差不多一、兩個禮拜就開庭了，開庭時，法官一樣問我是什麼人，住在哪裡、幾歲。他問我什麼事情被抓知道嗎？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你是因為參加讀書會。」我說我根本沒有參加什麼會。他說：「這個我知道。」然後講幾句話後就站起來，宣讀判決十年，我差點昏倒。連讓我解釋的機會也沒有，就判我十年。從頭到尾都很荒唐，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這樣的政府。開始被抓到判決，我一直認為我是無辜的，這是一種災難，過一段時間我就可以出去，沒想到我竟然會被判十年。
判十年是什麼原因我也搞不清楚。你說讀書會，有名冊嗎？或是有什麼證據？根本什麼都沒有，就說我參加讀書會。同案的幾個人我都不認識，有六個人吧！判刑兩三天後就移到隔壁的軍人監獄。判決書出現的人名，我只認識鄭石林和林漢爐，宋增勳是楊梅人，也是老師。宋孟韶之前我根本就不認識。
第一次接見，生母有來看我，女朋友也是那個時候來的。養父一直都沒有來看我，我被捕之後就沒有再看到養父，他在一九五三年去世，造成我這一生不可磨滅的椎心之痛。
衛德全（右1）與高鈺鐺吹黑管（左1）、張晃昇打鼓（左2）、林烈臣吹薩克斯風（右3），於綠島新生訓導處當樂隊公差（管樂合奏）時留影。（衛德全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第五中隊特殊才藝 擔任樂隊成員
一九五一年五月，我們從基隆上船前往綠島，成為第一批到綠島新生訓導處的政治犯。我記得那時候全部有兩個大隊，一個大隊有四個中隊，剛去的時候被派去第四中隊，要到海邊打石頭、築圍牆，把自己圍起來，上山砍茅草，生產班負責在山上養火雞、在流麻溝旁養豬。因為我對黑管（洋簫）的演奏略知一二，一、兩年後就被編到第五中隊，第五中隊專收有藝術專才或特殊技能者。編到第五中隊待遇比較特殊，管理比較寬鬆，其他隊的管理就很嚴格。第五中隊是特殊的隊，有各種技藝、各種能力的人，比方說攝影、布景、木工、電機、醫師等。樂隊要參加每天升旗、降旗吹奏，每個月有音樂會，我們曾經到南寮表演。綠島有視察團來，要用音樂歡迎官長，參加樂隊有時候就不用去勞動。我不記得「一人一事運動」，要參加上課，早飯前有小組討論，老實說上什麼課，忘得一乾二淨。我比較記得一些難友，像高鈺鐺找我參加樂隊，林義旭很會編曲，蘇友鵬的小提琴演奏很動人，陳孟和負責攝影，歐陽文、許省五、許省六很會畫布景。後來，我就一直待在樂隊到釋放為止。
我們煮飯要煤炭，晚上船到了我們就要去抬回來，不管幾點，有時候晚上十點，十一點也要去。不管冬天多麼冷，我們都去流麻溝洗澡，十年間我真正洗過熱水澡，大概只有一、二次而已，是被派到廚房工作才享受得到。在綠島將近十年，對我最重要的是我告訴自己說：「你已經很幸運了，被槍斃的人多的很，能幸運活下來還悲嘆什麼？被槍斃的人連悲嘆的權利都沒有。」我用這樣的方式鼓勵自己要活下去。
釋放回家 害怕罩頂 變了一個人
最傷心的就是我養父過世，經過一、兩個禮拜才通知我。養父養我、育我，他老人家離世時，我連最後一面都無法看到，更不用說平時盡心行孝他了，這是我一生最自責之痛。養父過世後，我就沒有接濟了，之前他每一、兩個月就寄錢給我，寄來接濟的錢都換成購物券。十年刑期滿了開釋，我和林漢爐同時回臺灣，出來後又和鄭石林一起教書。鄭石林因是自首，故他沒有被判刑，等於是我替他坐十年牢一樣。回來後我很低調，盡量不講話，小心翼翼。被抓之前人生燦爛，出獄後卻變了一個人，變成很膽小、怕黑暗。
養父過世前寫信到綠島給我，要我安心，他會留著退休金給我娶老婆、做生意，但是回來什麼都變了。回來一段時間，我半夜經常會驚醒，不知道是被關、還是在家裡，出去看到外面，才知道自己自由了。白白浪費十年，我剛出來時連理髮都不敢去、看到小姐也怕、看到親戚朋友來也躲，一個人的尊嚴完全沒有了。我現在想起來，當時真不是人過的生活。十年不見，大多數的朋友都不敢與我接近，只有少數幾個比較熟的友人還有連絡。
為了生計，我想回學校教書，我也想要試看看再當老師。當時從綠島回來的人怎麼可能會有工作，能夠回去當老師也好，雖然辛苦、錢少了點。但是能不能當還不知道。我到縣政府去問，他們說可以，只要我考到有老師缺的學校，需要的時候再通知我來考試。等了一段時間，有徵求老師的考試，結果我被錄取了。
復職條件 交思想改正證明書
那個時候我覺得很幸運，像我這樣被關十年後回來還可以當老師，可能是絕無僅有。我前往新竹縣教育局詢問相關的復職手續，承辦人員竟然要我拿出「思想改正證明書」和參加中國國民黨作為復職的條件，我只好寫封信到綠島新生訓導處請處長協助。沒想到處長第一時間就回信，並附上思想改正證明書一紙，我喜出望外，立刻加入國民黨，我才順利復職。
1960年5月18日當局發給衛德全的開釋證明書，背面有桃園縣警察局、楊梅派出所報到的註記。（衛德全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原本熱愛音樂的我，在綠島也有機會當樂隊成員，出來之後，卻不再想任何跟音樂有關的事。回來以後不到半年，申請回學校，很幸運的回去。學校在鄉下，比較安靜，學校有風琴、沒有鋼琴，我根本沒有心情去彈。除了教學唱歌之外，我就不敢去摸風琴，因為摸風琴一定要心情很快樂、很安詳的時候。被關十年出來，不要說去摸風琴，聽到音樂也不會給我振奮、感動，好像我已經變了一個人。
不敢說曾經被關十年 低調行事
因為我的身分，到退休前，與學校老師、學生之間，我都不敢說自己曾經被關過十年。有人認為這是不名譽的事，有些人認為你是匪諜。這個事情最好不要讓人知道，藏在心裡就好，我盡量低調不講話，要就講好話，不然就不要講，這是我做人一向的原則。有老師曾批評我說：「我若像衛老師那樣，我會悶死掉。」我不是生來就這樣。過去的社會你講話，不小心就被關、被判刑、甚至命就沒有了。
生活上，我在家裡盡量看書。在教育界，政治方面的事，我一概不提。我也和大家一樣喊：「反攻大陸」、「殺朱拔毛」，老實講，我只是做做樣子，不做不行，主要為了保護自己，必須做些心不由己、不願意做的、不想做的。解嚴後情況才比較好。我在這十年內學乖了，過去我在師範讀書、被抓前教書，我的人生是非常燦爛的、有希望、快樂的，非常爽朗。被關十年，被抓前的同事、朋友、同學、都覺得我完全變了一個人。
妻子願下嫁 不用聘金 心懷感謝
我太太是楊梅人，我回來半年後認識的，她跟我後母有點遠親關係，後母知道我回來，想辦法要我娶媳婦。我的岳父母雖然知道我從綠島回來，不要聘金，後母就看上這一點，有面子又不用花錢。有人願意嫁給我，就很滿意了，沒什麼特別的要求。第一是因為人家怕你關十年，我想娶她是因為女孩子一聽到綠島被關十年，都會退避三舍，而且老師在當時幾乎沒有地位。
太太那時候在六和紡織廠上班，我和她差十歲，見面時兩個人看一看，也沒說話，有一起去看電影、散步，半年後結婚。結婚後跟後母住在一起半年。
管區警察一個月一次來訪問，還暗示我回來能教書應該表示一下，要我送錢。我的孩子都知道警察很討厭。
有一陣子我嘗試全家遷到日本，因為哥哥在日本唸大學，認識幾個日本朋友。他想：「弟弟受過日本教育，把他叫到日本來也不錯。」他請一位日本人聘請我，那位日本人立即發張聘書給我。
我當時想，在臺灣幾乎失去生存的意念，因為教育工作必須要符合社會的需要、國家的政策，對我來講當老師也是很大的負擔，常常要說違背自己的話。當時教師一個月七百多塊，因為錢少，在社會上完全沒有地位，不像過去日治時代的老師備受尊重。當時，有些年輕女孩聽到老師都會退避三舍，不敢嫁給老師，跟日治時代比起來差很多。日治時代老師很清高，老師薪水比警察還要多。
當初會想去日本是因為當老師錢少，臺灣社會不安定。日治時代夜不閉戶，現在臺灣治安一日不如一日，幾乎天天有詐騙、殺人、自殺、搶人、打群架等令人不安的報導，不要說「夜不閉戶」，連白天都家家戶戶有鐵窗設備防護，居不安心，我想這是二戰後，中國人來臺所帶來的「支那文化」影響所至。所以我總覺得臺灣很不安全。我受過日本教育，覺得到日本也不錯。沒想到我要出去時，政府竟然很寬大讓我出去。去日本，我就去打工，做兩份工作，早上八九點到下午四點在一家餐廳負責櫃檯，五點半上班到十二點到酒店當服務生。兩份工作讓我在日本根本沒花到自己什麼錢，還可以把錢寄回臺灣，我賺很多錢，幾乎是當老師的兩倍。
衛德全（右1）於日本打工時，於打工餐廳前與同事留影。（衛德全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衛德全曾經長期不易入眠，在太太多方細心照顧下，改善很多。最近一次訪談，衛太太盡情道出許多連衛德全都不知道的往事。兩位受訪人是平埔族的客家養子和媳婦，訴說著白色恐怖另一章的人生。
出生客家 過繼平埔族衛家
我是衛德全，一九三○年（昭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生於桃園楊梅街上。生父姓廖，客家人，我一出生就過繼給生父的好友衛姓人家，我是衛家獨子。衛姓很少，就我所知是平埔族中的道卡斯族後代，大清時代乾隆皇帝的賜姓。這是養父跟我說的，他曾經擔任祭祀公業幹部。每年農曆七月十七日，我們都要到竹北去祭拜「七姓」公，並大家每人吃一片「生豬肉」以示不忘平埔族祖先。七個姓的祖先是指廖、衛、三、黎、錢、潘、金等七姓，聽說在清朝平亂有功，全臺只有竹北有七姓公祭祀，七姓大約分布在日治時代新竹州，包括桃園、新竹、苗栗一帶。七姓公祠堂坐落在新竹縣竹北市新國里，取名為竹塹社「采田福地」，故意把「番」字拆開，以示祖先是「番人」，即是日本時代所謂的「熟番」，也是平地「番」；相對的，「生番」是指住在深山裡的原住民。
衛家有族譜，清末第五世衛琳秀，當竹塹社幹部，家裡保存衛琳秀擔任頭目的印章，已經一百多年，我是第九世。我還在綠島時，養父死了，回來後整理養父所有遺物時發現了族譜，他沒有機會再說給我了解。我看了族譜都是用漢字記載，在第三世以前完全是平埔族，後來才逐漸漢化。
我的生父住楊梅街上時，他當過日本時代的警察，退休後當代書。生父、養父住隔壁，養父看到我家哥哥姐姐生活不錯，想要抱走生母家三個兒子的老三（應該是老五，因為老大和老二是雙胞胎，出生後旋即相繼往生），而我是排行老么，當時還沒有出生。生母說：下次如果再生一個兒子就奉送給你。不料第四個兒子就是我，所以我一生下來就給衛家抱走。養父是楊梅火車站售票員，養母是家庭主婦。我讀楊梅公學校（現楊梅國小）三年級以前，我是由養母扶養長大，後來養父有了後母（據日治時代的戶籍記載是「妾」，用現在的通用語說，就是「小三」），不久養母便被逼離開衛家。
童年時的衛德全(右1)與父親(右2)、後母(左1)合影。後母手中抱著她的養女。（衛德全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讀農校受日式教育 鍛鍊體魄
公學校畢業後，我考到中壢三年制的農業學校。戰後，農校還有兩屆在校生，他們畢業後，農校結束，改成中壢中學。
衛德全保存的日治時代「教育勅語」影本。（衛德全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小時候在家裡、鄰居都說客家話。我讀楊梅公學校時，學校裡沒有日本人小孩，他們都讀日本人設的小學校，當時楊梅沒有小學校，要到中壢才有小學。
讀農校時，學生都要住在學校宿舍，從早到晚住校，我們因此受到日本教育影響比較深。我雖然有感到日本人對臺灣人的歧視，但是老師還是很盡力培養下一代，他們也一直想教育臺灣人成為日本人，戰爭末期，日本政府在臺灣推行「皇民化運動」。
到農場種菜種稻 飼養牛馬
戰時生活雖然比較苦，生活還算安定，日本時代真的是夜不閉戶，賞罰分明，對就對、錯就錯，教育學生要勤勉誠實、有禮，非常徹底。我讀農校時平常生活就是軍事管理，生活方式就是軍事訓練的一部分。
從早上聽到起床號，起來聽班長口令，先用毛巾洗臉，再用濕毛巾，在班長喊「黑薩~黑薩~」的口令下，摩擦身體和手臂。接著做早操、跑操場兩三圈，然後跟學校所有老師一起走進食堂吃早餐，餐後去割草給馬、牛吃，八點開始上課。早上會唱日本詩歌、明治天皇的教育勅語。中午休息一、兩個小時，下午到農場種菜、種稻；每一年要把耕地翻過來施肥，挖一呎深，有人受不了苦，因此離開學校的有一、兩位，我卻覺得身體被鍛鍊出來。晚上五點晚餐，七點半左右大家集合前往養正寮，坐正或跪坐在榻榻米上，然後聽師長訓話、唱詩、唱校歌；到九點回到寢室，九點半睡覺，像軍事生活一般，由學生吹小號準備就寢。白天上午上課，下午去學校農場工作，就是現在的平鎮市公所，包括市公所後面的棒球場和前面的平鎮國中都是當時的農場。
農校旁邊有一個馬場，養了很多馬，農校也養了兩匹馬、還有牛、水牛，馬專門用來騎的。剛進農校每天都要為馬擦身體、擦馬背，拿下馬蹄配件，刮掉泥土。傍晚時可以騎馬在運動場上跑。農校有三個年級各一班，一班有約四十人。全校一至三年級共約一百二十人左右。而且全校學生都住校。
學校採學長制 強調絕對服從
校內有三間教室和連接建有三間學生宿舍，各命名為「太和家」、「旭日家」、「瑞穗家」，每家一至三年合住，並由最高年級的三年級生，擇一當「家長」，指導並管理一、二年級的下級生，完全採用「學長制」。上級生負責指導管理下級生，下級生如不受上級生管教，上級生有權打、罵下級生，絕對服從。有些上級生長得矮，要揍下級生不夠高，上級生可以命令比他高的下級生，搬一張矮凳來，上級生就站在矮凳上掌摑高個子的下級生，下級生不得反抗。受罰後，還得向矮個子的上級生鞠躬敬禮，還得大聲說一聲：「謝謝管教」。
衛德全（第1排右7）在日治時代的小學畢業旅行，攝於屏東。（衛德全 提供）
在這個農校我讀到三年級的中期時（日本時代的學期，一年分三個學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不久，日本老師全部被遣送回日，學校改由民間的漢學家充當老師，同時，我們才開始上「英文課」。（日本時代的中等學校，沒有「英文課」，因為日本認為英語是敵國語言，因此廢止「英文」這一科目。）不過漢文雖也有上，但是因為當時臺灣社會已經相當「日本化」。舉例說「收音機」一詞，在課本上卻以日本話讀漢文的音讀法唸「樂耳王」（ラジオ），現在想起來很荒唐，也很可笑。這表示當時的臺灣人對中國既不了解，也非常陌生。
我最記得所唱的歌是乃木希典的詩，描述日俄戰爭發生在中國遼東半島二○三高地的戰役；歌是這樣唱：「山川草木轉荒涼 十里腥風新戰場 征馬不進人不語 金州城外立斜陽」，這首歌都是用漢字寫的，用日語特殊音調吟詩。
之前我只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祖父母輩都沒受過教育，也答不出自己是什麼人，小時候只聽說日本人來了，要接受日本的統治，就是這樣想。讀了農校三年有一點接近日本人，根本不會去想我是中國人？
讀師範學校 目睹血腥二二八
一九四五年三月我從農校畢業，八月十五日戰爭結束。二戰結束後我在家一段時間學讀漢文，到了一九四六年八月，我考進臺北師範學校（現和平東路「臺北教育大學」），考試除了國文以外，其他科目都是用日文考的，九月開學。我那一屆有四班，一班四、五十個人。讀了一年寒假過後（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要開學，我們二月二十七日就到學校，整理宿舍。
二十八日早上，我記得和五、六個同學一起出去北市街上走走，走到專賣局（現公賣局），就覺得氣氛不對，看到很多臺灣人拿棍子打人。他們看到我們就問：「你們是什麼人？」我們根本聽不懂他說什麼，我答不出來，靈機一動用日語回答，他們就放了我們。我是客家人，在學校講日語，回家講客家話，沒有機會講閩南語，閩南人也都說日本話。我們繼續走到火車站附近的長官公署，看到頂樓架著機關槍，看到人就掃射，街上到處有中槍的臺灣人屍體，我們聽到槍聲不敢看，同學散開各自逃命。當時我才十六、七歲，沒有社會經驗，從楊梅鄉下到臺北，路不熟，趕快往松山方向，到現在的建國啤酒廠，往八德路那裡沿著一大片田埂走，繞一大圈回到學校，有的同學還沒有回來，有的沒出去，議論紛紛，知道出事情了！大家想說怎麼辦？第二天學校沒開學，沒辦法上課。聽說開學當日，校長坐人力車要到學校上班，被民眾阻擋了。
1946年3月26日，中壢實修農業學校第十回畢業紀念合照。（衛德全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徹底頓悟 日本校長臨別贈言
我在學校又住了兩、三天，然後從臺北走縱貫路（臺一線）回楊梅，公車、火車都沒通車。我只記得很緊張，自己一個人，也沒有心情注意沿途的情形。回到家，養父安慰我，問我說：「身體有沒有受傷？」我在家待了一個多月，不敢亂跑，楊梅算比較平靜。後來接到學校上課通知，坐慢車到臺北花了一個多小時。因為大家不像日本時代那樣：有禮貌、守秩序。下車的和上車的都不相讓，擠來推去，有的從車窗上、下，有的更相爭擠在火車頭上空位，相當紛亂，也相當的危險。這時我忽然想到農校的木村校長要回日本的時候，臨別私下跟我們講的一句話，他說：「日本打戰打輸了，你們是第一等國民，我們日本人是第二等國民。不過，校長臨別要跟你們講一句最後的話，就是要你們把以前日本老師教你們的，要統統把它忘掉，因為日本和支那（中國）是不一樣的。」我頓時徹底頓悟校長說的含意了。
那時學校還有很多日本老師沒回日本，有一天當我們正在上日本老師的課時，教務主任（外省籍）巡視教室，看到日本老師用日本話跟我們上課，竟然大搖大擺地走進我們教室，跟日本老師交談起來。可是，彼此講話不通，只好用英文來互相溝通，但是日本老師所謂的英文，中國老師（是教務主任）聽不懂，教務主任講的英文，日本老師也聽不懂，於是兩個人乾脆在黑板上用英文筆談起來。當時師範學校只有兩位本省籍老師和少數的日本老師，其他都是外省人；李金土是有名的小提琴家，另外一位教體育的客家人溫兆宗老師。後來因為白色恐怖我被抓，曾經在軍法處看守所還看到一位外省人譚老師，有衛兵拿槍在旁邊，我也不敢認他。
下班前在學校二樓辦公室被捕
我不知道二二八之後，學校有沒有讀書會之類。從師範學校畢業後，我被派到楊梅國校教書，認識一位從臺中師範畢業的鄭石林老師，他認識我親生哥哥，他們同樣從臺中師範畢業。鄭老師先到楊梅國校當老師，非常照顧我這個新手，他對音樂很有興趣，我也很喜愛音樂，我們經常一起彈鋼琴，我彈鋼琴彈得不錯，而且還受到當時楊梅中學校長張芳杰先生的肯定，特地到我家來邀請我到他的學校去教音樂，但是還沒有接到正式派令之前，我就出事了。我就被國民黨特務抓走了。我出事也因為鄭老師的關係。
1950年1月12日，衛德全（前排坐者左1）被捕前，師生在楊梅國校借用教室前合影。（衛德全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鄭石林被逮捕後，當天下午脫逃的消息在楊梅鎮上傳開，養姐還提醒我要小心，因為親生哥哥與鄭老師的交情很深。沒想到，情治人員在鄭老師逃掉的隔天，就到學校逮捕我。
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下午，大約四點多我準備下班，我從二樓辦公室被抓走。當時學校被蔣介石軍隊占領，學生沒有教室可以上課，在不得已之下，只好借用街上空屋或廢棄工廠廠房上課；有的更到鄉下借用老百姓的客廳上課，我就曾經在楊梅火車站附近的空廠房，和吵雜的市場內一間空房上過課。換地方上課，雖不是一件大事，但是要把學生課桌椅搬來搬去，才是一件傷腦筋又累人的大事。而這裡所說的二樓辦公室，是借用一位開業醫生在屋後擴建的二樓，當我們教師開朝會或夕會用的臨時辦公室。當天來抓我的兩個便衣特務直闖辦公室，先問哪一位是衛老師，有同事告訴他們，那位就是衛老師。他們對我說：「你是衛老師嗎？樓下有你的朋友來找你。」我說：「那就請他上來呀。」「不！不！他要你下去見他。」便衣特務立刻這樣回答我。我到樓下，卻馬上被兩個人銬著，架著我走到楊梅警察分局。有同事看到，都不敢聲張，他們不讓我跟同事交代事情，也不讓我回家告訴家人一下，他們說：「沒關係、沒關係，等一下就回來了。」我想到前一天，姐姐才跟我說過：「唉呀！最近抓人抓得很兇，隨便抓人，你要注意哦！」我想我沒有做什麼，沒想到第二天真的就被抓了。
無端入獄 與論及婚嫁女友分手
之前，我知道情治單位到學校來抓鄭石林，他是在郊外的家裡被抓到，被帶走到街上，經過學校旁的一家小店，他說：「我可以到店裡買一包菸嗎？」情治人員想：我看著你，你也跑不掉。沒想到他趁機真的跑掉了，據說後來他躲了一兩年才出來自首，自首後不久，他又被放回，繼續在學校教書。鄭老師溜掉後第二天就來抓我，誰會知道我常常和他在一起呢？便衣特務問我：「你不是跟鄭石林很要好嗎？你知道他跑到哪裡去嗎？」我回答說：「我們有時候會一起彈鋼琴而已。」「你參加他的外圍組織、讀書會嗎？」我說：「根本就沒有讀書會這件事！」他們就一直說：「我不相信！」只記得那些詢問的人說了這些話。
穿便服的特務來抓我，一邊一個人用手挽著你，走在街上好像朋友一樣，到了警察局，就把我關在拘留所裡。一直到晚上十二點叫醒我，把我的手銬到背部，然後用繩子繞身體，五花大綁，推我上卡車。當時車上已經有六人，有楊梅國校同事三人，還有中學老師三人。深夜上車後，卡車開到新竹監獄的少年看守所。
我那時候的生活很單純，也交了女朋友，她是在師範學校低我一兩屆的學妹，我畢業後回楊梅教書，和她一直有來往，她是臺北人，我禮拜天常常跑臺北。之後，我被送到軍法處的軍人監獄，她也來看過我。當時我們兩人已經論及婚嫁，只是雙方家長還沒溝通好。雖然我們之前很要好，她來會面，我沒有特別表示也不敢表示，因為判刑十年，刑期很長，所以結束了這段傷心的初戀愛情。
衛德全帶到綠島再帶回臺灣，保存數十年的鋼板油印判決書。（衛德全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我被送到新竹監獄後，大概待了三個月。剛開始與一位外省人關在一起，聽他說二二八時就被抓進來。一週後，我調到別房，大約六、七坪，關四、五個人，都是因為政治案件，在裡面也不敢多問。記得一位外省人姓廖、一位楊梅人是醫生，他和一位女老師和男老師據說被抓的第二天，就分別放出去。我出來之後聽說，是用錢買回來。養父在我被抓前退休，我被抓以後像失蹤一樣，家裡沒有半點消息，他著急又傷心。我們同時被送到新竹監獄有七個人，放回來三個人，據說都是送錢去買回來的。養父就想：居然可以用錢救回兒子，但是我後母阻止他。她說：「不可以，你送錢等於你承認你兒子做壞事。」我爸爸聽了就不敢送錢。其實「送錢」是在當時「公開的祕密」，也是中國官場文化的傳統，至於後母（其實是和元配，我的養母，同住在一起的養父的「小三」），可能是希望我永遠不要回來。
告密抓人有獎金 聽了令人心寒
剛進監獄，一直穿著原來的衣服，身上的東西連皮帶都被拿走。牢房裡面沒有水，有馬桶，廁所上面有小窗；從這個小窗，我每天可以聽到監獄圍牆外小販叫「巴布、巴布」的聲音，他的人隔著監獄圍牆，跟我的距離最多也不會超過十幾公尺，但是在我覺得離我有幾千萬公里之遠，簡直是成為另外一個世界。至此，我徹底領悟一個人失去自由的悲慘滋味。有一天我隱約聽到窗外傳來：「今天又抓到幾個，又賺多少錢！」令人恐怖又寒心。獄中一天兩頓飯，糙米飯一小碗、空心菜數根、豆豉（黑豆）五、六粒，沒有湯。一個月後，有一天放出來洗澡，手一摸身上的汙垢就會掉下來，在新竹監獄，我就洗這麼一次澡。監獄裡不能跟家人通信，家人不知道我在新竹監獄吧。
我最不甘心的就是在新竹監獄被關時，晚上拉我出去審問，不管我怎麼講，他們都說我會很快出去，但直指我被同事鄭石林牽連到。我說：「他若出來，叫他來與我對質！」因為情治人員的大意，抓到鄭石林後又讓他跑掉，跑掉後抓不到人就來抓我。為什麼別人不抓，卻會來抓我？這是因為我當時喜歡音樂，鄭石林也喜歡音樂，我們經常會一起彈鋼琴，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被抓。為什麼彈鋼琴會被抓呢？可能是因為當初大陸過來很多青年軍，軍人退役後當老師，可能是他們告密的，不然情治人員怎麼知道我跟鄭石林很好。他們告密有錢、有獎金可以領，抓我的人也有獎金。我怎麼知道有獎金呢？因為我被關的時候，睡在監獄的一個牢房，因為空氣不好，所以窗戶是開的。有天我聽到外面有人走過，他說：「最近怎麼樣，好不好啊？」另一人說：「不錯，今天我又抓到幾個人。」他說：「那好啊！我也不錯，最近收入很高。」原來抓人是有獎金的，我就是被獎金害到的。抓鄭石林只是藉口，情治人員沒有對我刑求，寫的口供也沒有讓我看，只說我可以很快可以出去，然後抓我的手沾朱印，蓋在他寫的口供上。我一直想：「過幾天就可以回去了！」沒想到一關就兩個月，然後被送到臺北青島東路軍法處。
綠島新生訓導處生產班「新生」在山上合照。（衛德全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
軍法處判十年 牢房擁擠 坐抱屈膝
軍法處牢房裡的人密密麻麻，有很多房間，每間人都很多，已經秋天了，大家還是只穿內褲。約四坪大的牢房，大概有五十個人吧，大家都抱著膝，看起來沒辦法睡覺。一進去，就很多人競相擠在出入口，有人用臺語問：「你從哪裡來？」我說我聽不懂，他就改用日語：「とこからきたの？」我回答：「楊梅（ようばい）からです。」同房有一位叫吳長生的人，特別照顧我也教我閩南語，他問我怎麼被抓，我照實跟他講，他說：「你這個案子很單純，你可以很快被放出去，最多也只能判感訓吧！」在軍法處的看守所待了差不多一、兩個禮拜就開庭了，開庭時，法官一樣問我是什麼人，住在哪裡、幾歲。他問我什麼事情被抓知道嗎？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你是因為參加讀書會。」我說我根本沒有參加什麼會。他說：「這個我知道。」然後講幾句話後就站起來，宣讀判決十年，我差點昏倒。連讓我解釋的機會也沒有，就判我十年。從頭到尾都很荒唐，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這樣的政府。開始被抓到判決，我一直認為我是無辜的，這是一種災難，過一段時間我就可以出去，沒想到我竟然會被判十年。
判十年是什麼原因我也搞不清楚。你說讀書會，有名冊嗎？或是有什麼證據？根本什麼都沒有，就說我參加讀書會。同案的幾個人我都不認識，有六個人吧！判刑兩三天後就移到隔壁的軍人監獄。判決書出現的人名，我只認識鄭石林和林漢爐，宋增勳是楊梅人，也是老師。宋孟韶之前我根本就不認識。
第一次接見，生母有來看我，女朋友也是那個時候來的。養父一直都沒有來看我，我被捕之後就沒有再看到養父，他在一九五三年去世，造成我這一生不可磨滅的椎心之痛。
（本文摘自《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歷史文集》，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出版。欲購此書請電洽03-332-2592分機8403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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