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友宜選新北市長，很多人提出他在鄭南榕事件所扮演的角色，而要他為此事負責。我認為必須給侯友宜歷史多角度的評論。直白的說，他被國民黨軍警特選擇為逼死鄭南榕的角色，本來只是犯下了漢娜．鄂蘭所說「平庸的邪惡」，但他近日顛倒黑白的說成是「一次沒有完全成功的救人行動」的詭辯，使他瞬間搖身一變為「真正的邪惡」，不是受命於非理性命令的執行者，而是為達目的（包括升官）不擇手段的劊子手。
鄭南榕事件發生在蔣經國過世的隔年。1988年的1月13日過世，隨後就發生520農民事件。520事件發生後第二天，李登輝馬上到南部的鄉村去拜訪。鄭南榕事件則發生在隔年1989年的4月7日。如果經歷過那一段時間，且對政治有深入觀察的人，都會同意幾個論點。蔣經國過世後，保守勢力蠢動，希望能掌握後蔣經國時代的局勢。520農民事件，本來就是保守勢力對本土勢力的反撲，特別是針對李登輝強力的支持者一農民勢力。
鄭南榕事件也是這樣。那是要對台獨勢力進行強力打擊。檢視自由時代發展路徑。他在蔣經國時代的言論，並不比蔣經國過世之後還保守，但蔣經國沒有處理。例如在蔣經國過世前幾週，刊登蔣經國生病的照片，然後說依照醫生的判斷，蔣經國的身體怎樣又怎樣。也撰寫修理郝柏村的專書，《一代軍閥郝柏村》，對台獨論述相當重要的書籍，陳隆志的《台灣獨立的展望》等。他對台獨的宣揚與殺傷力，都不下許世楷的《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一般認為抓鄭南榕也是國民黨軍方保守勢力，要給李登輝一個顏色看。要他在台獨與靠向國民黨極右派間進行表態。
在這個時空條件，抓鄭南榕是必然的，因為他是代表人物。侯友宜僅是這個狀況下的執行者。換言之，也是如此。我們不知道為何選上他？說是職務因素也通，說是故意安排也對。因為像這種抓台獨敏感行為，用台灣人去抓比較不會落人口實。侯友宜恰好符合這個條件。
侯友宜處在那個條件下，做出這樣的行為，方法是錯的。但從時間、交付命令、時空背景，他有不得不在某個時刻非做不可、非抓不可的壓力。因此將所有過錯都交給他，卻不追究躲在後面的極右派軍特勢力，這對歷史與侯友宜來說是不公的。但說他「依命令而行」，完全沒有責任，那又太卸責，他至少犯了漢娜．鄂蘭形容納粹中低層黨軍「平庸的邪惡」，在轉型正義工程中，還是應該被究責的對象之一。
不料，他近日為選新北市長所發明的「遁詞」，把該次圍捕強攻，變成「要救人的行動」，那就嚴重自曝邪惡卑劣本質心態，再也不是平庸的邪惡，而是被動加主動的暴力行為，像對一個明知是手無寸鐵的人，下令亂槍打成馬蜂窩一樣，當為現場指揮官並下令攻堅的侯友宜，再也不平庸了。
鄭南榕自焚當天，我剛好在中央圖書館的閱覽室。一位學弟告訴我，鄭南榕自焚，我全身像被電電到那樣的震撼。也深深感受到時代將會有大變局。鄭南榕事件當天的《自立晚報》，報導比較客觀。但很清楚，當時《自立晚報》並沒有將責任推給李登輝。隔天，《自立晚報》上，有海內外許多獨派人物與團體，共同刊登許世楷那篇《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而整個社會在當時的氛圍，並不認為這個《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有什麼青面獠牙的內容，需要這樣置人於死的方式抓人。當時刊登這個廣告的海內外獨派或支持獨派的人，並不是向侯友宜抗議（當時他也沒有這個份量），而是向這個動作後面的軍特勢力示威。
然而，既然在那個時代能當上高階警官，也等於獲取相當多的利益。當然，既然能當上高階警官，也應該有歷史感覺與想法。但我們從來沒有看到他對這些事情表態，除了上次在《自由時報》接受專訪外，而且還看出他並沒有對該事做深度反省與檢討，最近還反過來講一些五四三的詖辭，令人相當震撼這就是外表忠厚的台灣人子弟侯友宜？
以當事人的身份，侯友宜其實比其他人更清楚，他的行動不僅受制於警察體系的命令，更受制於軍特系統的箝制。他應該在《自由時報》專訪時，將那時的時空背景講清楚。既是一種對歷史的懺悔，也是經由坦白告解來尋求解脫。然而他清楚，他那時的告解，最後可能會使應該支持他的軍特右派系統勢力，離他而去。但既然要撈成為國民黨新北市市長候選人的好處，自然要承擔這個過程應該付出的代價。
你如果問我，侯友宜在該事件最恰當應該承擔的責任是什麼？我認為是：接受譴責。他當時所佔的位置，可以說是歷史位置。可以讓他一戰成功，變成極右派要支持、培養的警政要角（事實如此）。也可以成為捍衛法治、自由的人權警官。因此可以說「歷史」眷顧他，讓他成為警政要人，可以說歷史唾棄他，讓他欲承受他不能承受的歷史譴責。
侯友宜若不選新北市長，或許這個事件，不會被那麼強烈提起。站在歷史角度，這又是一次試煉。他選上新北市長，就成為國民黨內目前實力最強的政治霸主。將強烈影響整個國民黨的發展。假如他選不上，某種程度等於國民黨已近黃昏。哪一種結果會是最好，可能言人人殊。但侯友宜，當上帝再一次給你表態時，你有能力恰如其分的扮演著歷史最佳的角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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