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是神州亡命人，相逢相惜在金山
我第一次見到譚松先生，是在舊金山。
我不是一個喜歡趕場的人。今年的「六四」，我卻因路過舊金山而趕上了這裡的紀念會。遇上了，就不能不參加，因為這是紀念「六四」的死難烈士們。過去，但逢此日，我都是在家裡「默然一天」。
可是，這一次卻是躬逢盛會——舊金山參會的就是多。在聽了許多的發言，特別是聽了那些年輕人激越的「革命言辭」之後，我原來和大家一樣有些壓抑的心情，顯然鬆快了許多。
正在我因為一個又一個年輕的發言人而感到難得的興奮時，一個名字忽然被主持人趙昕先生喊了出來。我心裡不覺一動——是他。
他走到了臺上，我看到了他那張毫不見老的臉——一條「漢子」的臉，雖然嚴肅，卻含著幾分笑容，作派也是落落大方，既不失一個知識人的斯文勁，又顯然讓人感到他身上藏著股「定力」。尤其是他那雙黑黑的劍眉下，那一對目光銳利的眼睛滿透著堅毅之情；還有那寬闊厚實的胸膛，會立即讓人感覺到他是一個有氣勢、有力量、想擋也擋不住的人。
「他就是譚松。」我在心裡輕輕地、卻不無欣喜地叫了一聲。
他講的我全聽進去了，他講的我全部同意。我從他講的那些話裡，感到他正是我孜孜難求的那種人——而今一個有理想、有人格、有膽量和令人欽佩的知識分子。在千千萬萬陷落在「民主自困」中的當代中國知識人裡，他毫無疑問地可以稱做一個「出類拔萃」者。尤其是在我聽到他敢於在安裝著攝像頭的大學教室裡，公然告訴「無知」的新一代，「中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對北京的學生和市民施行了大屠殺」時，我不能不從心底裡對他湧出一個真正的「敬」字來。在海外，能夠喚起我如此這般激情的機會，實在是太少了。雖然他曾七次失去了工作，也曾因寫作被中共當局抓捕關押，但是他矢志不渝，絕不似海外一些因「名利之誘」便極易「變節」的所謂民運文化人。
會議結束時，他發現了我，便客氣地喊著「辛老師」，穿過人群急急地走了過來，拉著我的手大聲地說：「今天沒想到能見到你，真是太高興了！」他那一口爽利的四川話，帶著四川話特有的起伏節奏，還有那股子川味，聽起來讓人感到十分真誠。我打小就喜歡聽四川人說話，抗戰的整個歲月，我的父母和兄姐們都是在陪都重慶度過的，雖然那個時候還沒有我，但是後來哥哥姐姐們在家裡常常要說幾句四川話的興頭，還是讓我從小就喜歡上了四川話那種特有的韻味。
我為他的熱情所感染，緊緊地握住他的手，開心地說：「我可是一直在關注著你! 」
當天晚上，因著名報人陳凱兄「強行」宴請，我們幾個人便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館邊吃邊談，我不時地為他的豪情所感染，也為他「自找「的命運所感嘆，更因為海外來了一個真正反共和徹底反共的戰友而欣喜，因為這樣的戰友實在是太少了。
他還向我介紹了一位曾不畏凶險地製作土改紀錄片，挽救「血史」的年輕女大學生丁然。譚松是在擔心中共會對她下手時，匆匆叫她出走美國的。可是，沒想到剛跑掉了學生，他這個老師又因為「為地主翻案」而被學校開除了……。聽著他們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我心中不覺暗暗感慨「真是有什麼樣的老師，就有什麼樣的學生啊！」。我看著那個既漂亮又純厚的姑娘，不覺問道：「在你心目中，你的老師就是一位英雄，是不是？」她睜著那雙大大的眼睛看著我，非常認真地回答說:「是。」她沒有猶豫、沒有誇張、沒有掩飾，卻回答的那麼樸實、莊重，讓我無法不相信那一個字正是她的肺腑之聲。我點點頭，笑了。這個晚上我很開心，因為我見到了一對勇敢的師生。
我沒有想到的是，後來，譚松教授卻要我為他的一本新作寫序。這本新作的沉重和重要，還有它對我們時代所必將產生的重要影響，使我無法推卻，何況我們本應「相逢相惜」。
二，山河變色民血濺，枉殺地主為哪般？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血紅的土地》，是譚松用十多年時間主要在川東地區跋山涉水採訪之後寫作的，更是譚松為搶救歷史，在那片曾被人血所浸透的土地深處發掘出來的一塊又一塊、一堆又一堆的「血化石」。歲月和土地無聲地凝化了它們，為不讓這個無情的世界忘卻千千萬萬被共產黨殺害在這片土地上的無辜地主們，譚松的書，就是這一塊塊一堆堆「血化石」的精靈，並且它就要化形人間，向世人揭示那一段被掩蓋塵封的歷史。
我是在旅途中讀完這部書稿的。在旅途中，我懷著憐惜、痛苦和種種恐怖的心理，在手中、更在心裡，撫摸把看著這一塊塊透涼的「血化石」。淚水曾一次次滲進了我的眼眶。我的家族中也不乏受害的冤魂們。我在昏矇的淚水裡，彷彿又看見了共產黨的刑場：那血紅色的標語、那高舉起的拳頭、那冒著血煙的槍口、那一陣陣的喊殺聲、那轟響著的槍聲、那地主們腦漿四濺的頭顱和他們還在抽搐著的血身……這曾是我少年時曾不止一次親眼見過的可怕景象，未想到，它們竟因譚松的書稿，一次又一次地重新閃過我的腦海，錐子一般地紮痛在我的心頭。
這是一本鮮血淋漓的真實史書，是一次血的鋪陳、血的祭奠、血的控訴和血的反思。它記錄了「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區——毛管區」的川東地主們，是怎樣在共產黨的「新中國」剛剛登場時，就被血流成河的土改奪去了生命；它更記錄了「毛管區」的人民又是怎樣在土改和幾乎同時進行的鎮壓「反革命」殺人潮中，被迅速地奪走了魂魄的。作者的采寫是那樣地艱難，不僅有被跟蹤、被追捕、被開除和被判刑的危險，更有采寫的結果被收繳、被毀滅的可能，但是，作者冒著種種風險，堅持多年，挖掘了一段被塵封的流血歷史，記錄了一幅真實的土改畫面，這既是還原歷史真相，也為中共土改的研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第一手史料。
作者不僅採訪了轉眼就會謝世的幾個老地主、採訪了地主後代——「一個龐大受難群體」中的尚存者們，還著重採訪了那些本鄉本土的土改經歷者，去「聽他們講那過去的故事」。此外，還有當年站在土改舞臺上的各色人物——他們中自然不缺土改時期的作惡者。雖然年代久遠，存者稀稀，但這樣的採訪也就在「廣泛性」甚至「全面性」上無可挑剔。同時，如此採訪所呈現出來的真實性，也就難以質疑。因為無論是從主觀面而言，還是從客觀面而論，他都不是「一家之言」，而是「眾口一詞」，作者采寫這段歷史沉冤的嚴肅性也因此可見一斑。譚松在土改問題研究上的建樹，已經成為照耀著他全部採訪記錄的理論之光，當然這也是在他廣泛調查、普遍采寫的感性基礎上昇華凝練而成的。換言之，這本書正是在感性認知和理性認識的高度結合中，還原了土改血史和認識了土改血史，並因感性和理性二者兼備而達到了很高的「審美」境界。雖然，這一由鮮血凝結而成的「美」（指認識的真切深刻而言），卻蘊藏著歷史所絕不該有的那一幕幕曠古悲劇。
由是，譚松明確地指出了，中共的所謂「土地革命」，不僅是中共「奪得天下的法寶」，還是「中共坐穩天下的絕招」，更是中共統治集團在「土地財政」中「享樂天下的盛宴」。他從共產黨「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目的」和「土地革命方式」之從何而來，為中共殺人土改提供了歷史的動機和源頭。要在中國發動「土地革命」，是史達林早在1926年就欽命予中國共產黨的（註1）；「土地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殺光地主豪紳」，這是同年由蘇共代表羅馬拉茲為中共起草的兩個決議確立的（註2）；「土地革命的先鋒隊和主力軍就是農村的流氓地痞」，則是毛澤東早在1927年初就為中國共產黨公開指明和實踐至今的（註3）。所以，中共篡國建政之後的大規模殺人土改才有了他歷史的來路、現實的目的和慣用的手段。
《血紅的土地》（譚松著）。圖／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所謂現實的目的，一是為了穩固政權，二是經濟面臨破產。
就前者而言，作者說得很清楚，篡國建政之後，中共心中明白，只有穩固了農村，才能夠真正穩固到手的權力，才能真正地坐穩大陸江山。怎樣穩固？就是發動他們早已諳熟的殺人土改。而且也正是中共殺人土改的「圓滿」成功——即「恐怖統治」的形成，才造就了中國農村的長期穩定。20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根據中共中央‘將土改中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百分之八，農民總人口的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至少有三千萬農民遭到批判鬥爭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地主遭到鎮壓並被剝奪所有財產。特別是當鎮壓反革命運動接踵而至時，中共在農村對地主大開殺戒而建立專制新秩序的願望，遂迅即得以實現。……土改後，許多地方單幹的農民一聽說要重新劃成分，就立即哀求入社，這只能證明農村的極權專制秩序確已建立無疑。」
悲慘的歷史事實是，中共極權統治69年，殺得最多的是農民，勞改最多的是農民，討飯最多的是農民，最苦最窮的是農民，做了奴隸的是農民，餓死的幾乎全是農民！同時，被「戶藉」封死了人身自由的是農民、被壓迫在最底層的還是農民、被今日之共產黨視為「盲流」、農民工和「低端人口」（即「賤民」）的，更是農民！當代中國農民所遭受的苦難，是他們在數千年中國歷史上所遭遇的苦難加起來都不能相比的。但是，共產黨時代的農民，卻無法像歷史上的中國農民那樣，既出不了陳勝、吳廣，也出現了不了張獻忠和李自成……為什麼？就是從土改起，中國的農民便被共產黨殺怕了1931年5月12日，蔣介石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剿滅赤匪報告」中，曾描述三十年代中共在農村中的暴行：「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慘者——厥唯江西和湖南……凡是過去在村莊上有體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過保甲長的人，皆連同親屬被殺害，到處可以看見一個坑裡埋著十人，或者百人。在死的恐懼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註5）
就後者而論，中共在大陸篡國建政伊始，整個社會幣值大跌，物價猛漲，各地商品滯銷，處處廠家倒閉，北京政權的年稅收，居然超過「九一八」事變之前南京政府年稅收的三倍。再加上幾與土改同時發動的所謂「抗美援朝」戰爭，需要戰費一百萬億，這對中共造成的壓力可想而知(註6)。於是，毛澤東遂在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發表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報告，也就是說，中共要「動手」了！而動手的第一個大動作，就是藉口土改而大殺地主，大劫其財。動手的第二個大動作，就是鎮壓反革命。鎮壓反革命運動剛剛發動起來，中共就立即發布了「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指示」。因為，面臨經濟就要破產的中共和還要「抗美援朝」的中共，只好沿用他慣使的「匪徒」手法，同樣要藉「鎮壓反革命「這個大好機會來進一步殺人斂財。
在譚松的這部採訪錄中，處處都展現了中共公開屠戮無辜地主，並對之進行「殘殺」、「姦殺「和「逼財而殺「的種種情景。整個殺人土改，都是由中共流氓領袖們親自指揮各地農村裡的流氓地痞全面發動的。所以，中共土改的「殘暴性」、「創造性」、「對人性及人類良知的滅絕性」，以及對所有地主子孫們造成的可怕命運和痛苦人生，在中國的歷史上堪稱絕唱！在世界歷史上，也只有蘇聯的列寧、史達林和柬埔寨的波爾布特等共產黨殺人政權才能與之相比。
註釋：
1.史達林在1926年12月26日曾指示中共說：「中共革命的性質就是農民戰爭。」
2.1927年11月，由蘇俄派來的第三國際代表羅明拉茲所主持的「中共上海政治擴大會議」上，就已經在「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和「關於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中，開始命令「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採取毫不顧惜的消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要極端嚴厲地無顧惜地殺盡豪紳反革命派」。（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開放》雜誌社1996年發表，1999年《中共五十年》一書收集出版）
3.1927年3月，毛澤東在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道：「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
4.1948年「中共中央對新解放區土改的指示」，引自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一文。
5.引自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一文。
6.引自辛灝年〈以血的手段建立極權專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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