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歲、人稱做「奧斯威梓伙計」（book-keeper of Auschwitz）的前納粹黨衛隊（Schutzstaffel, SS）獄吏葛朗寧（Oskar Gröning），在2014年被控告是在奧斯威梓集中營殺害30萬猶太人的幫凶之一，2015年7月被判處4年徒刑，伊申請緩刑。德國法院在今年11月29裁決：罪犯儘管年歲大，總是身體健康，專家認為，在監禁期間有適當的醫療照顧下，伊可以入監服刑。
葛朗寧1921年出世在德國下薩克森州（Lower Saxony）一個保守、嚴厲的紡織業家庭，老爸是激進的日耳曼優生論者；1933年希特勒掌權後，加入納粹青年團，積極參與燒猶太人寫的冊等，自認為是幫助維護德國種族和文化的清氣；17歲中學畢業，成績真好，就去做實習銀行員，無久就受徵召做兵；1940年，加入納粹武裝黨衛隊（Waffen-SS）；1942年，被調去奧斯威梓集中營，去進前，先去柏林受忠誠訓練，並簽署不得對親友和任何自己單位以外的人透露工作內容。
初初來到這個神秘的奧斯威梓，葛朗寧發現呷食非常好，總是，毋知是要做甚麼。因為有銀行員訓練的背景，伊被指派對押來集中營的囚犯的財物，做沒收、記錄、與分類，分類好的現金攏送去柏林SS總部。當伊知犯人大批被送入毒氣室的時，心內驚一著，不過，幾月日後就接受事實認做是公事的一部分。雖然，伊本職是囚犯財物的處理，總是，在彼種現實環境下，免不了也得參與實質抓逃犯、槍殺逃犯、燒毀屍體的過程。
雖然在彼種時空環境，葛朗寧思想上有接受「清除猶太人」的政策，總是，伊無愛營內彼種運作方式，就要求調職去別位。1944年伊被派去比利時和盧森堡交界的亞爾丁（Ardennes）前線，作戰中受傷，後來整個單位在1945年6月初10剛好是伊生日彼日向英國軍投降。
葛朗寧隨隊投降後，掩蓋自己在奧斯威梓集中營的這段經歷，1946年被以SS戰犯送去英國做勞役。雖然「聯合國戰犯委員會」（UN War Crimes Commission）有懷疑葛朗寧可能牽涉謀殺或虐待猶太人，彼時東西冷戰開始發酵，美國和蘇聯在柏林有緊張關係，英國政府無愛因為處理納粹低層人員，惹動德國人的情緒，伊就好運逃過被調查、追訴的命運，在1947或1948被釋放轉去德國。
因為葛朗寧有參加SS，過去工作的銀行拒絕閣請伊轉去工作。伊就去一間玻璃工廠做工，後來真成功，升到人事主任，過著安定的中產階級生活。總是，在家庭內底，葛朗寧不准厝內的人講起伊曾經在奧斯威梓集中營工作。
葛朗寧愛集郵票，有參加集郵社。1980年代中期，在一個集郵社的年會中，一位偶然坐在身邊的人，細聲對伊講：清除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是假的，根本無這種代誌，政府禁止人民否認大屠殺存在，真無道理。彼位郵友並送葛朗寧上權威出名的克里斯多福（Thies Christophersen）所寫，反駁「大屠殺」的冊。克里斯多福以自已駐地真近奧斯威梓的事實，引用各種相關數據否定大屠殺的可能性，伊這本冊成做新納粹主義（Neo-Nazism）的聖經之一。
葛朗寧讀完克里斯多福彼本冊了後，親身寫一張批予克里斯多福講：「我在彼親目看見毒氣室、火爐燒屍體與送人入去的程序。」這張私函竟然引來真濟無具名的電話和批函，講伊看到的攏是假的，是予人騙去的。葛朗寧感覺這些人實在莫名其妙，就決定公開做見證，將伊在奧斯威梓集中營所看見所經歷的代誌講出來。總是，伊為大屠殺所做的見證也成做伊犯罪的證據，因為，伊在整個屠殺系統負擔了一個執行角色，雖然伊並無真正直接殺害被抓去集中營的猶太人。
在2015年4月第一次開庭的時，葛朗寧在法庭講：「我求恁原諒，我必須承擔道德上的罪，總是，我是毋是在法律上有罪，這著由恁決定。」
一個老人展現著反悔贖罪的態度，坦白講出在過去特殊、不幸的環境下的作為，辯護自己毋是法律上犯罪，總是，願意謙卑接受判決。一般攏認為，這將是最後的納粹戰犯審判。
審判本案的首席法官科姆披司（Franz Kompisch） 講葛朗寧是有受教育的人，無接受伊是被洗腦的辯護，認定伊加入SS是出自本人的决定，閣在奥斯威辛期間，明知殘滅種族在營中進行，卻爽快坐在辦公桌後面無作為。
葛朗寧讀完克里斯多福彼本冊了後，親身寫一張批予克里斯多福講：「我在彼親目看見毒氣室、火爐燒屍體與送人入去的程序。」（圖／創用CC授權）
在人類社會，最嚴重的犯罪攏來自邪惡掌權的統治集團。葛朗寧這個故事可以予咱台灣人感受，其他努力追求文明進步的社會如何認定殘害人權罪，按怎處理「轉型正義」。二次大戰已經結束超過70冬，咱看見德國法院仍將一個接近百歲，曾經在奧斯威梓集中營工作的前納粹黨衛隊士官起訴、判罪並監禁。就德國人的立場，參與統治集團殘害人權的運作就是幫兇，施行法律上的制裁是「行公義」，公義若無施行，未來的統治集團對殘害人權愈無顧慮，又阻止統治集團殘害人權的力量也無法度堅強。
總是，咱看台灣處理「轉型正義」到今，親像攏無加害者存在。不但無人為二二八民族屠殺與長期的白色恐怖受處分，做特務頭蔣經國幫兇，亂起訴和亂判台灣人領袖叛亂的高雄事件軍事檢察官和軍法官，攏毋免見笑辭職，個個繼續糟蹋台灣司法獨立和正義。
加害者陣營不但完全無悔改的意思，反轉公開散布謠言，「是台灣人打外省人」、「是長老教會煽動流氓惹事」、「無影死真濟台灣人」等，甚至擔任教育部課綱微調的檢核小組召集人的赤藍人王曉波講「殺二萬人小case」。因為討黨產和《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不斷受到加害集團的中國黨阻礙，中國黨智庫的何展旭幾日前甚至展出新納粹主義精神，嗆聲講：「台灣沒有威權時代，怎麼會有轉型問題？」
台灣加害集團的赤藍權貴和中國黨，因為完全無受到任何處罰，他們不但祙認錯，反轉變愈橫霸，甚至勾結支那共產黨綁匪亂台灣，予台灣人怨嘆社會無公義。這印證為何德國人堅持追求加害者的罪，予加害者承擔犯罪後果，予社會看見加害者無法度逃避刑罰，藉此來嚇阻未來的統治集團殘害人權。台灣民族若希望咱的社會能夠正向發展，咱著認真堅持施行公義的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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